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改造卢浮宫的中国人
李建珍
贝聿铭，美籍华人建筑师。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生于广州。他十八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1955年，他建立了建筑事务所。作为20世纪世界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设计了大量的划时代建筑，改造过“卢浮宫”，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建筑家”。1983年，他曾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建筑奖。
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作为法国历史最悠久的王宫，它历经700多年扩建、重修，达到目前总占地面积（含草坪）45公顷，建筑物占地面积4.8公顷，全长680米的规模，成为法国人的骄傲。
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座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著名的，气势宏伟的宫殿的大墙内却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博物馆：灯光昏暗，地板肮脏，只有两个卫生间，模板和镜框上积着厚厚的灰尘，门卫邋遢无礼……最糟糕的是卢浮宫让人晕头转向。每年，到卢浮宫观光的游客有370万人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卢浮宫周围苦苦搜寻之后才找到其中一个狭小的，标志模糊的入口，然后，他们在迷宫般的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行走，以求在5.5万平方米的陈列面积、2.5万件珍贵的藏品中寻找到那三件镇馆之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最后，游客们不是兴高采烈，而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虽然，巴黎人认为卢浮宫是巴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他们很少冒险进入卢浮宫，参观卢浮宫的游客只有三分之一是法国人，而这些法国人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巴黎人。
1981年，密特朗总统上台后着手实施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在他的政府预算中，艺术方面的支出增长了一倍——他想实现法兰西“新文艺复兴”。这一年12月，密特朗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一位身材瘦削、说话温文尔雅的男子。尽管这位男子已经六十四岁，但他浑身散发着活泼敏捷、精力充沛、热情奔放的光芒。
他就是贝聿铭——唯一在国际建筑艺术领域被承认的拥有大师头衔的人。
贝聿铭婉拒了密特朗就改造卢浮宫的盛情邀请。贝聿铭解释说，他的职业生涯已到晚期，不再参与竞争（因为不久前的一次法国办公楼建筑群的设计方案竞争中他已胜出，可最后这个项目却落入一位在政府部门找对关系的法国建筑师之手）。
密特朗回答说：“我们还是灵活的。”后来，贝聿铭在不同场合一再礼貌地重复他对竞争的厌恶。
不久，密特朗就迫不及待地派特使到纽约直截了当地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贝聿铭——这是法国唯一一项没有通过竞争，直接授予建筑师的大工程。而贝聿铭不肯马上接受，要求给他四个月时间看看能不能真正把这个项目做下来。
贝聿铭三次秘密到达巴黎，一连好几天在卢浮宫周围闲逛，苦苦思索如何把当代的设计图案移植应用到经典文物上。贝聿铭后来说，他是用他的母语——中文——思考设计图案（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在美国度过的贝聿铭常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是中国人。”）。
密特朗聘定贝聿铭一事在法国各地激起极大的反应，不满之声惊起，那些法国建筑师不仅吃惊，甚至恼火，他们把贝聿铭看作是不请自来的插足者。
回到美国后，贝聿铭和他最信任的助手在事务所的一间不对外开放的设计室里，与世隔绝地设计了一组错综复杂、占地面积达5公顷的石灰岩地下室群体，其中包括宽敞的贮存空间、搬运艺术品的专用电车、一间配有400张座位的视听室，一些信息的会议室，还有一间书店和一家豪华亮丽的餐馆——所有这些都将安置在卢浮宫古老躯体的内部。
这个方案改变了游客过去从这一头走1000步才能达到那一头的辛劳，只需走100步就可沿着呈辐射状向外散开的支线，探寻到在三个厢房里展出的有清晰标志的一批批收藏品。等到165间新陈列室1993年对外开放时，整修一新的卢浮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7万件跨越诸世纪的艺术品重见天日，并得到了各自的位置。
贝聿铭设计方案的重心是建造一座在理论上每小时能够容纳15000人，高度为70英尺的玻璃金字塔。
当这个富有创造性的设计方案出台后，抗议风潮如火如荼，席卷整个巴黎。贝聿铭后来回忆：审查机构“历史文物最高委员会”收到设计方案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指责这个项目，我的翻译吓得心慌意乱，浑身发抖，我出来为我的主张辩护时，她几乎不能给我翻译。”
幸运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张和建议对政府不具约束力，密特朗无条件地对设计表示支持。但密特朗的推崇无法阻止巴黎人时不时出现一场倾巢而出的公开大辩论。对贝聿铭进行攻击成了那段日子巴黎最为轰轰烈烈的要事，带头人是一群头衔各异的历史学家和政客，还有与此事毫不相干的自我命名的各种委员会。巴黎人不甘落后，以佩戴上面写着“为什么要造金字塔”字样的圆形小徽章表示他们的不满。走在街上，巴黎的女人们往贝聿铭的脚上吐唾沫。法国报纸将这场建筑争论，称谓“金字塔战役”，并对贝聿铭极尽挖苦之能。
但贝聿铭镇定自若，充满信心，当法国建筑师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他群起而攻之时，他铿锵有力地回击了他们。他以著名的乐观态度经受住了漫长职业生涯中最为艰巨的考验。法国的评论家说：贝聿铭是高明的外交家，每时每刻都表现得从容不迫，丝毫不为笼罩着他的异乎寻常的压力所影响。
贝聿铭彬彬有礼但毫不妥协，翩翩风度中不失刚毅坚定的意志，渐渐地，人们开始接受他的项目。
1988年7月3日，庭院和金字塔——卢浮宫崭新面貌的象征——全部竣工，20000多名赶时髦的人士在里沃力街排队，以期先睹为快。入口处的队伍排了很长，绕着拿破仑庭院盘了两圈。连严厉的建筑评论家，英国王子查尔斯也喜欢上了它。
有一阵子，巴黎人对金字塔的狂热崇拜使埃菲尔铁塔黯然失色，金字塔成了巴黎特色的象征。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一开始就对贝聿铭百般攻击的著名的《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声明：“不管怎么说，金字塔非常美丽”。后来，他们为庆祝杂志增刊创办十周年，邀请上千嘉宾参加了有关活动，而地点就在该报原先耗费无数笔墨大肆诽谤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内。
阅读点睛：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坚持自己，即便在遇到令人难以承受的诽谤、嘲讽、挫折与坎坷的时候，依然能够如磐石般坚毅。这，或许就是大师与普通人的区别。
陈省身：一生只做一件事
南香红
陈省身，数学大师、微分几何之父，是惟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
陈省身8岁那年，他去浙江秀水县城（今嘉兴市）里的县立小学上学。那天下午放学时，不知什么缘故，老师用戒尺挨个打学生的手心。陈省身虽然因为老实没挨打，这件事却对他刺激太大，从此便不肯再迈进小学校门一步。第二年他考入中学，4年中学之后，于15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本科。
在南开，陈省身做出主修数学的第一次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数学能力一向比较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上第一堂化学实验课，在吹玻璃管时手足无措，而助教又是以严厉著名、外号叫“赵老虎”的。从此，他对理化充满畏惧。看来，每考数学“必是王牌”的他，就是为数学而生的。
陈省身19岁时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在清华时的陈省身，对微分几何充满了向往，但未曾入门。他回忆说，“那时候的心情，是远望着一座美丽的高山，还不知如何可以攀登。”
当陈省身听了德国汉堡大学数学家W·布拉施克的“微分几何的拓扑问题”后，决定去汉堡读书。当时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此款资助的学子是要到美国读书的，而且许多留学生一般也都愿意去美国，但陈省身认为，读数学必须去德国。这是他又一次主动的选择。在他的坚持和前辈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汉堡道路的选择，使他有幸接触了布拉施克、E·凯勒、E·嘉当等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的思想和学术。
在汉堡大学开设嘉当—凯勒定理讨论班时，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但因为艰涩难懂，最后只剩下陈省身一个人，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嘉当的魅力。
1936年，陈省身的公费留学期满，接到清华的聘约，但他决定去巴黎跟嘉当先生工作一年。“这对于我在数学上的研究发展来说，确是决定性的一年。”他说。
1937年陈省身回到国内，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战争几乎会影响和改变每个人的命运，却没有影响陈省身的数学方向。
陈省身随西南联大南迁，当时“设备、图书什么都没有，条件差，也没房子，记得我和华罗庚、王信忠先生挤在一个房间，因为地方小，连箱子里的一点书都不愿意打开。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能做出成绩来”。
陈省身在昆明的煤油灯下写出的两篇文章，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与高级研究所合办的刊物《数学纪事》上，数学家H·外尔和A·韦伊感到陈省身的研究工作达到了“优异数学水准”，遂极力促成陈省身来普林斯顿。他们认为，陈省身是“迄今所注意到的最有前途的中国数学家”。
虽然美国卷入战争，但普林斯顿却因战争“得福”，爱因斯坦、冯·诺依曼、E·诺特等因是犹太人或与犹太人有关而受迫害的科学家的加盟，使普林斯顿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数学研究中心。
陈省身决定从昆明前往美国的普林斯顿。那时，去美国的途径是从昆明飞往印度，然后再坐船经由大西洋到达。“想到德国潜水艇的活跃，这条路自然有相当危险，但我决心赴美，不顾一切困难。”这一次的离别，陈省身甚至无法先回上海和妻子幼儿告别。陈省身选择了乘坐美国飞虎队的军用飞机走西线前往美国，军用飞机每到一个空军基地，乘坐者就要在基地的房子住下，然后拿一个条子看布告，有自己的名字，就继续往前飞一段。这样，经印度、中非、南大西洋、巴西，前后用了一个星期，陈省身终于到达美国。
1943年，无疑是陈省身一鸣惊人的一年。这一年，32岁的陈省身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完成了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这篇论文被誉为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论文，也是陈省身一生中最重要的数学工作。因此，他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尊称为“微分几何之父”。
“我得力于吾国两句成语自励，即‘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和登峰造极的追求。”陈省身说。
陈省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一次他和夫人去参观罗汉塔，看着看着突发感慨：“无论数学做得怎样好，顶多是做个罗汉。菩萨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罗汉谁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所以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他认为数学的菩萨是黎曼和庞加莱。黎曼不断地开拓了数学的空间，庞加莱则把数学的平面和空间推广到了N维。因为有了他们，其他人只能算是“罗汉”。
名利从来不是陈省身的追求。“我读数学没有什么雄心，我只是想懂得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捷径。”陈省身说自己做学问从来不赶时髦，不抢热门。他不喜欢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讲述的数学家纳什的故事，他说自己和纳什很熟，但和纳什完全不一样，“他是个怪人，他的数学是很好的，但他始终要做难题，想做难题出名，最后做得一塌糊涂。”
“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陈省身说过，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废寝忘食，多年或经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难以形容的，“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
1984年，陈省身出任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在给南开大学副校长胡国华的信中，他描述自己心中的数学殿堂：有一个供人随意起坐的房间，人们在这里可以随意讨论；研究室的三面墙都是高品质的黑板，人们可在上面随便地演算；要有图书室。他说：“要在国内成立一个基地，培养第一流的数学人才。那基地要有一流的设备、友善的空气，使人工作其中，觉得快乐。”
陈省身说，自己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数学。天下美妙的事不多，数学就是这样美妙的事之一。
在陈省身92岁的时候，他自费制作了一些挂历，向公众普及数学知识，挂历的名字就叫“数学之美”。
197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读懂了韦伊定理，他感到“真的有触电的感觉”。而且不止于此，“还有更深的、更触及心灵深处的地方：到头来，忽然间领悟到，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那真是令人感到悚然。这种感受恐怕和最高的宗教感是相同的吧。”
让杨振宁感到惊异的是，他和陈省身在不同的领域里研究了二十多年，最终竟然“天下归一”。杨振宁马上开车到陈省身的寓所，“我们谈了很久，谈到朋友、亲人及中国”，并提出了一个迷惑他的问题：数学家为什么会凭空梦想出这些概念？
陈省身回答：“不，不。这些概念不是梦想出来的，它们是自然的，也是实在的。”
他的数学和生活混在一起无法分开。他说，“有人问我，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没法子说，我一直在想。”也许是因为深切体会到了数学之美，陈省身拥有一个几乎完美的人生。从二十多岁入数学之门直到93岁去世，他的脑子像一架机器一样，一直为数学运算了七十多年。
阅读点睛：看完这个故事，我们会懂得专一是多么的重要。人生苦短，我们用来拼搏和努力的时间是有限的。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一个人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那么，成功肯定容易的多。
马丁·强生的冒险之旅
戴尔·卡耐基
马丁·强生，世界冒险家之一。一句“你会不会烹饪”的问话，使他的足迹跨越到大地的边缘。
马丁·强生曾深入非洲内地拍摄数千张狮子生态的照片，据他自己说，他最后一次前往非洲，在那儿滞留20个月之久，他在那期间所目睹的狮子数量，是前所未见的，但他始终没有发射过一颗子弹。事实上，他身上根本没有带枪。
到非洲探险的人，大都会得意洋洋地述说曾经历过多么惊险的场面，但根据马丁·强生的说法，只要充分了解非洲的猛兽，即使只有一根竹制的拐杖当武器，也能平安无事地从开罗走到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