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诗声类》，以鼻音收声为阳声，以纯音收声为阴声，列为上下两行，发对转旁转之例。……阳弁阴弁阳侈阴侈各为一列，一部同居相转谓之近转，同列而邻居移转谓之近旁转。同列而隔越者谓之次旁转，阴阳相对者谓之正对转，旁转而更对转者谓之次对转？由近转，近旁转，次旁转，正对转，次对转而为双声者渭之正声；五者之外有音转而为双声者，对正声则成例外，谓之变声。凡是展转而犹同音者，发起之时地不同，所谓方音之差也。如《尚书》与《诗》时世不同，而《诗经》中更有诸风之差，汇萃之于一书，乃义同而音差，有所谓对转旁转者矣。
摘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4—35页
《淮南子》曰：“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陆法言《切韵序》曰：“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刊”“迟”谓四声之长短，“小”“大”其殆轻重之意与？“轻浅”“重浊”，由韵言，继续音断续音之谓；由音容言，则锐钝之别与？“清水”“浊水”，谅指江、淮、河、汉而言；然则“轻土”“重土”，凉指江滨河卫之地域也。要之，汉族即所谓大陆先民者，由西方秦蜀，或更自远西，经秦蜀而来住于巨川沿岸者，历史足征也。巨川沿岸宜于聚居，生长繁滋，衍方五千里之地。河卫之北，江淮之南，无几皆汉人居焉。此间自然被江河之影响而分为南北：河工之岸谓之唐虞，江汉右左谓之夏楚：方音之差。随社会之分裂而起；舜乐以南风纣以北鄙，刘向已辨之矣。降至先周，其王室东南以大山为畛域，而岱南曰徐、曰扬皆羁縻于周。周人作“四始”，北音巧流入于南。
摘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87页
古北方但有五声，至文武始增“和”“穆”二变徵。和穆之音若何无从确知，然所谓和穆辟雍者，大抵清朗之音，即所谓“开音”“继续音”与？韩诗说周、召，推其地在南阳、南郡间，又有以二《雅》为夏、楚，《诗》三百而以楚为中声者矣。要之，随南北之交通，北音流入南方，南音广杂转以北侵者，殆事实也。然此时虽曰“能夏则大”，楚声犹谓为南蛮侏离而受斥。迨周室式微，吴楚相继称霸，老庄领袖南学，南音益以北张。如“耶”，疑问语助节词，开张口以腔而发之侈音，盖楚音也。此在四书、《左传》尚不概见，《语》、《策》、诸子中始盛用之，去声开音皆继续的延长音也。发之之时，于肺脏中遒敛其气而深长发扬之。此种发音为北鄙之所难，故郑声且见斥以为放。今山西人发阳唐之音犹穹其口腔，在古则张大而发阳唐者，更江南而已也。至吴越接踵，抗衡上国，涎慢江南之音，所谓雅雅如白项鸟者，始盈中国矣。
摘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88页
然保存性，吾民族特性之一也，保守乃起排他。淮南距淮北仅一衣带水耳，而见称曰“蛮”。汉承秦后，王关中，江南又见斥矣。至晋室东迁，清谈老庄，南北方翕合无间，南音方一般认用也。(《抱朴》外篇《审举》曰：“昔吴士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四十矣，犹复不试，此乃见同于左桩之类”，由是可知晋初中原人士犹贱视吴楚，至东晋始得翕合也)。晋一东来，北方外患遂从此无宁日。五胡蹂躏中原者百余年。所谓南北朝者，南方为中国都，异族转窃据于此。于是文学流行皆折衷于南方；蟠踞中原之胡人亦摹仿当时江南风。如彼孝文帝者，其特著者也。晋后四百余年，南方之音普遍中原，北鄙之声则与刚锐之气俱消矣。急促吸入之音渐弛缓其所促；闭障破障之音则为摩擦音，为喉音。唐代都长安，江南之文风益促其倾向。五代至宋，北患愈烈，中原旧地化为兵马之场。文弱旧民族抵抗力薄，然其不严愤激之情可知也。悲凉慷慨，发之于音。促音消而余韵长唇内鼻音弛而为喉内。……宋之末世外患最烈，中原元气之伤。亦于此最甚，于是发之于声也哀以嘶，软化之韵，头部共鸣之音，起于是矣。自是以还，宛平都会六百年，此种音声殆浸淫遍中国。惟闽粤等沿海地，濡染古中原文化也晚，距离音声激变之北方也远，犹得保存其古音化石耳。
摘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89—90页
盖古本一字，音既转而形亦更，则一义不一形；其有音转而义不变者，则一字不一音；一义数字是为字各异形，一字数音是为言各异声，然皆方言不同之所致也。
摘自刘师培《新方言序》《左盒外集》北京情绠堂1928年版第17卷
吴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言音与白话音的差异。同是一个字，在白话里念此音，在文言里却读彼音。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8页
现代离开先秦二千余年，离开汉代也近二千年。这二千年来，中国的语言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化。《新方言》的作者及其同派的作者怀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现代方言里每一个字都可以从汉以前的古书尤其是《说文》里找出来，而不知有两种情形是超出古书范围以外的。第一，古代方言里有些字，因为只行于一个小地域，很可能不见于经籍的记载。而那个小地域到后来可能成为大城市，那些被人遗弃的字渐渐占了优势。第二，中国民族复杂，古代尤甚，有些语汇是借用非汉族的，借用的时代有远有近，我们若认为现在方言中每字都是古字的遗留，有时候就等于指鹿为马。上述的两种情形，以后者的关系为尤大。
摘自王力《新训诂学》《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79—180页
言语时时流变。中国素少言语之记载，仅《方言》一书，而所辑又不多，且自周至汉，在时间上初无明确之分析，无法寻其流变。郭璞作注，以晋时言语为根据，于此可稍求得汉晋言语之流变焉。
摘自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5页
是《方言》一书，在当日为别国之语，在今日遂成为古今之言。寻《方言》中之文字，有在《方言》以前，已为经传中所用者；亦有在《方言》以后，而为载籍上所用者；亦有注疏家引为古义之解释，或为通假之考证者。
摘自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9页
（四）方言与国语
为什么要有国语？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现在世界主义渐盛，似无国外防御的必要。但我们是弱国，且有强邻，不能不注意。国内的不统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响。也有人说：“我们语言虽然不统一，文字是统一的。”但言文不一致的流弊很多。用那一种语言作国语？有人主张北京话，但北京也有许多土语，不是大多数通行的。有主张用汉口话(章太炎)。有主张用河南话，说洛阳是全国的中心点。有主张用南京话的，说是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南京话，俗语有“蓝青官话”的成语，蓝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张用广东话的，说是广东话声音比较的多。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方言比较表，可以指出那一地方是确占大多数，就不能武断用那一地方的。且标准地方最易起争执，即如北京现为都城，以地方论，比较的可占势力，但首都的话，不能一定有国语的资格。德国的语言，是以汉堡一带为准。柏林话算是土话。北京话没有入声，是必受大多数反对的。所以国语的标准决不能指定一种方言，还是用吴稚晖先生“近文的语”作标准，是妥当一点。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就是这一体。
摘自蔡元培《在国语传习所演说词》北京《晨报》1920年6月25日
我说到方言完美，方言也可采用时，颇有人持反对论调，我认那种反对论调，大抵由于因陋就简的心理所酿成。他们以为这样进行，将来看书就繁难了。要不然，决无绝对禁止方言搀入文言中的理由。试举一例；如上海方言的“要末……要末……”，据我愚见，就觉更无何种通用句式可代。我们试将通行文言“不自由毋宁死”至少有下列两点不如“要末自由，要末死”：第一，后者较为有力；第二，后者较为简便；后者只说“要末自由”也可，只说“要末死”也可；前者却是不行。即如“全或无”，我以为也不如译作“要末全有，要末全无”，更为有力。倘然绝对厌恶方言，便享不到这种便利了。当此国语文新兴的时候，正该虚心平气，仔细研究，慎重采用；如果因陋就简，总是不很有利于国语文前途的。
摘自陈望道《方言可取的一例》《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4月5日
为了活现起见，一向鄙看话语的文言有时也要参用土话。例如“阿堵”，例如“宁馨”。我们的大众语何必严格拒绝土话方言呢？至于有些地方语言文化特别落后，除了土话方言，简直什么普通话也不懂，那要拒绝也无从拒绝起，暂时只有将就用着那土话。……需要教育的力、文学的力、或文学教育的力，拖向普通上走。口头上拖的方法，我看北平话运动也是一条大路。但北平话运动，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普通话运动的一个方法看，不该把它当作“标准语”运动看。北平话在我们那边，叫做“官话”。官话，农人对它颇有反感。把“打官话”，当做“顽强”的代名词。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说着好玩。只要从事北平话运动的人，去了些官派头，不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什么标准，不想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压服别人的话，却当作普通性比较大的一种土话，遇到普通性更大的语言就让，就可以减少些阻碍，也于语言文化更为有益。这从普通话方面看来，正是促进充实普通话的一种重要方法，可以使普通话不致等着交通发达，生活密切，结果自然成长，普通话可以更迅速地形成为普通充实活现的公共语，可以赶快获得可以“扬弃”了一切土话方言的资格。
摘自陈望道《大众语论》《文学》第3卷第2期1934年8月
“拉丁字蚕食方块字的办法”，我不知道是预备给什么人用的。给不识字的大众用的吗？给他们用，恐怕应该反过来，先教给记音文字，才慢慢地教给搀用方块字的文字。果真这样，那就不是记音文字蚕食方块字，倒是方块字蚕食记音字了。而且实际也已经离开了纯粹采用表音文字记录方言的主张。现在有一部分主张采用表音文字的，似乎都还站在十字街口，一面想纯粹用方言，一面又想普及各地。想把两路一脚走。所以提出的方案有三，没有一案离开方块字的。一案是“海上花”式的，纯用方块字；一案是拉丁化的，旁注方块字；还有一案是蚕食残叶式的，两种字搀用。这似乎都是为别个地方晓得方块字的人们设想，不是纯粹为当地的文盲。若是为文盲设想，为什么别的字例要用方块字，几个常用的比较容易学得上的代词、助词之类倒要用记音字呢？为什么这些容易学上的字倒一定要拼方音呢？倘想通行各地，在各地方言还是这样不统一的现在，一时似乎还是没有法子废除掉方块字。旁的不说，几个记录方言的方案便是这个消息的报告者。
摘自陈望道《方言的记录》《太白》创刊号1934年9月
用词应尽量采用大众所使用着的话语，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量吸收方言。凡是大众使用着的话语，不论是方言或是新话语，都自有它的特别情味，往往不能用别的近似语来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带已成为大众用的话语，自有它的特别情味，我们如果嫌它土俗，用“作弊”“舞弊”等话来张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会减少。
摘自夏丏尊《先使白话成话》《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27日
我国地方很大，名省语言，不能一致，例如福建、广东两省的语言，与他省完全不同；而这两省里面，闽南与闽北不同，广州与潮州又不同，不但闽、广两省，就是江、浙、江北与江南不同，温台与嘉湖不同。所以从前中国留学生在外国的时候，用本籍语言，彼此不能了解，反要说外国语，在英国就说英语，在法国就说法语，给外国人听了，真觉好笑。其实外国何尝没有方言，但总有一种标准语：法国用巴黎语，德国用汉娜佛语，总是人人能说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一种国语。
摘自蔡元培《在上海锦兴电台为促进国语教育播讲词》(1935年)《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