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店有“以金换金”的业务，条件是要交换的器物必须是纯金。我挤到柜台边，从脖子上取下项链，递到年长的营业员手中。他摊开手掌托着，粗看一眼，第一句话是：这项链是意大利工艺，换了可惜。第二句话是：份量太轻，换不出像样的戒指。我说我不管，我只要戒指，只要能戴上无名指的戒指。他似有所动地看我一眼，走到柜台上摆放有天平的一个角落里，验纯度，称重量，然后从玻璃柜里的各款戒指中找出最细巧的一只环形戒，告诉我，如果不贴钱进去，只能换这一只。我说，好，就这一只。我付了二十多块钱的加工费，把那只毫不起眼的指环套上左手的无名指。
我的心里一下子熨贴了，快乐了。结婚对我来说有了另外的意义，不一般的、不为他人所知的、隐秘如暗夜之花的意义。
婚后两天，郭卫星才发现了我手指上微微发光的物件。他歪过脑袋看看，若有所思道，无名指上的戒指，应该是婚戒啊，你给你自己买了婚戒？我说我原来就有，只不过戴在右手上，你没有在意。他说是吗？我没有在意吗？他要过我的戒指，反来复去的看，还放到鼻子下面闻，像是要嗅出蛛丝马迹的味道。当然他不可能发现任何的异常。戒指的背面只有极细小的标明纯度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他把戒指还给我，同时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婚戒应该是由他来买的，他忽略了这样一件大事，是他错，他这个人想问题总是不够周全。
我笑笑地说，没关系，我一点儿都不在意。
到出版局里开结婚证明的时候，我们还回了各自的单人宿舍，重新领到一套二居屋单元房的钥匙。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装修新房的概念，稍稍打扫收拾一番，把我们原先的旧物用品搬了进去，就这样生活了。
郭卫星没有放弃他养花弄草的爱好，他从街边找来了一个打零工的木匠，在家里做了好些高高低低的花架，之后我们家里进门就如同进了植物园，地上摆着的，墙边靠着的，柜上搁着的，天花板上吊下来的，全是肥肥瘦瘦杂乱无章的盆草盆花。有一段时间我脸上的皮肤总是过敏，发红，还痒，肿，起皮屑，怎么搽药吃药都不见起效。后来医生跟我详细讨论过敏源问题，我才意识到是卧室里的盆花作怪。我把那几盆花坚决地请出房间，过敏的毛病也就不治而愈。
郭卫星给他的花草浇牛奶瓶的洗瓶水，还浇啤酒，在根部埋进鱼肚肠臭虾壳之类。夏天到了之后，从盆土中飞出无数黑色的小虫，灰色的蠕虫，有一次还爬出来一条半尺长的蚯蚓，我不在意一脚踩上去，脚底下滑滑的，吓得我魂飞魄散。我对郭卫星发誓说，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再跟这些花草共存亡，这个家里有我无花，有花无我。郭卫星无奈至极，责备我过于绝对。我说，我就是这样绝对，你是要老婆还是要花？他只好投降，把所有的花草请到窗外花架上、楼道里、门廊中，还送出几盆给邻居。他每次回家上楼，一路经过那一盆盆裸露在室外沾满灰尘的他的旧物，总是心疼。
像山洪一样奔涌而来、又像浓雾一样弥漫在我们这个家里的，是郭卫星对我的身体的欲望，没完没了、无边无际的欲望。三十多岁没有碰过女人身体的他，一旦碰到，就如同染上毒瘾，死活都不肯再放过去。
郭卫星几乎每天都要。所幸每次的时间都很短促，我们的情爱奏鸣曲总是没有前奏，没有尾声，有的只是中间展开的程式，最多有一段简单的复奏。他对我说一声：来吧。我就脱衣服，把身体放平，承接他的爱情甘露，最后自己爬起来，用毛巾或是用换下的内裤擦去污物。
我想念他，想他从前给我拭擦身体时小心轻柔的样子，想他所用的那些搓软烤热的毛巾，盒装的面巾纸，他垫在我身下的干净浴巾。我的想念如此绵长悲伤，使郭卫星摆弄我的分分秒秒都难以忍受。
郭卫星从我的身体上颓然离开之后，总是躺在一边独自微笑。他自得其乐，品味着他的那些感受，像教徒跪在神龛之前，对着神父忏悔和祈祷一样。
我们的卧室里每天都弥漫着欲望的气味，汗水、唾液和蛋白质的气味。我每天上班之前都打开窗户，让阳光和清风荡涤一遍恼人的浊气，但是没用，真的没用，一些独特的气味渗透进了地板、墙壁和我们的被褥用品，想尽办法都不能去除。
每个月有五到六天，在我来例假的日子里，我有堂而皇之的拒绝他的理由。这段时候他就很急，困兽一样团团直转，唉声叹气，食不知味。他脸上会在一夜之间冒出许多红艳艳的疙瘩，他指给我看，说，是憋的。我问他结婚之前怎么就没有？他很无辜地回答说，没抽过鸦片，怎么知道这玩意儿能够上瘾？他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一辈子是被我害了。
晚上，在电灯下面，他对着一面小圆镜子，用两枚钢币夹他脸上痘包里的脓头。夹出来一个白白的小米粒，他会发一声快乐的呜咽，捻在指头上，逼着我看。有时候脓头没有长熟，被他死命地夹了，就肿起来，还会流血，亮晶晶的一小颗，红玛瑙一样在他腮帮子上挂着。之后会有很长的日子，伤疤留在他的脸上，彰显着某种暧昧和窘迫。
多多少少，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会有些心疼他，可怜他这一点无处释放的苦恼。
有一次他出差三天，回来的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要我。他上床之后说：来吧。我脱了衣服，把身体躺平，两眼望天，开始想我所编的一部书稿的事情。过了好一会儿，身边没有动静。我觉得奇怪，回头看他，才发现他满脸胀红，手摸着自己的下体，正在兀自发力。我问他怎么了？他支支吾吾不肯明确回答。我把头又转回来，继续想我的事。好几分钟之后，只听他一声无奈的叹息，自语道，恐怕今天坐车累了。
我从枕边摸到内衣裤，飞快地穿上，很快就沉入睡梦之中。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又想要，身体的那一个部位依然是不听指挥。他很惊惶，害怕得一塌糊涂，不住声地嘀咕：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看他说得可怜，伸手过去想帮一帮他。他那个小东西在我手中拼命地挣扎，扑愣愣地跳动，就是不能够展翅起飞。他用哭一样的声音告诉我，真的是不行。好日子才过了半年啊！我似笑非笑地说，就是因为这半年里你要得太狠了。一个人一生中能做多少次，大概是有个数的，就好像存在银行里的存款一样。你这么快就用光了存款，还透了支，银行当然要清理你的账户。他相信了我的话，不响，在心里盘算。过一会儿，他问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呢？他唉声叹气，绝望得好像不想再活。我说你千万不要再说你不行，你心里想着不行，就怎么都不会行。我说，你要给自己打气，说你行。他欠起身子，无比天真地问我，真是这样啊？他说，那我就说啦？他躺下去，小和尚念经一样地念开了咒语：我行，我行，我行……
他说了足有二十遍“我行”之后，结果还是不行。
他开始去医院看病，找那种广告做得很多的“男性专科”。我不陪同他去，随他怎么折腾。在他不能够对我为所欲为的日子里，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可以称得上“风清月朗”。我下班回家购物，做饭，洗衣，擦地，忙得一身是劲。我的确不讨厌郭卫星，只要我们之间没有身体的接触，怎么服侍他，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足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那套两居室的空间里，唾液、汗水和蛋白质的的恼人气味消失了，换上中药熬煎后的浓浓的苦涩味道。他不断地更换医院，随之也更换处方，因此在中药的苦涩基调中，时而苦中带酸，时而苦中带腥，有时候还有臭虫放屁的那种怪异，甚至是令人呕吐的狐骚气。如果我一顿饭吃得过饱，他在家里熬上了中药，我就要赶快跑出去散步，否则闻了之后我会把吃下去的饭菜全部翻倒进厕所。
老祖宗的传统医学还是卓有成效的，郭卫星服用了一段时间的汤药和成药之后，终于又有一天“行了”。但是他从此不敢挥霍他的“银行存款”，他精心计息着本钱和利息，小心翼翼地用，精打细算地用，一星期花销一次，最多两次。
有钱存着还是好啊。郭卫星花过钱之后，总要心满意足地说上这么一句，像从前乡村里守财的老地主。
冬天，他去广州参加化工系统的一个会议，事先跟我说好了，会议结束他先不走，我飞到广州跟他会合，然后我们去游一趟海南。
我们相爱的这么多年中，双双出游是第一次。这是由我们从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的工资很多年里一直在百元上下徘徊，他的家庭负担又相当沉重，我们没有能力四处潇洒。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十分直接，不放入工资口袋里的奖金开始让我们敢于花钱，也有了花钱的相对自由。
我带着简单的行装走出白云机场，在大厅接客的人群中看见他时，他手里已经捏好了两张飞往海口的机票。时间上衔接得正好，我甚至都不用走出机场大厅。他依然是那个办事周到和用心的人。
飞机飞到海口，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又搭汽车到三亚。旅途中我们的心情很放松，遥远的南国海疆不可能撞上任何一个相熟者，绝对不可能。很多年前我就梦想着能够有一天大大方方挽着他的胳膊散步，现在终于做到了。走在海风吹拂的椰树下，看阳光透过肥大的椰叶洒下的影子，我把心里的快乐告诉他，他无声地灿烂地笑，把我套在他肘弯里的胳膊举起来，让我摸他的脸。他说，你觉得我老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过好日子，还来得及吗？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地有一点抖。我转头看他，发现他眼角有东西闪了一闪。我愣住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如此伤感过，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从一开始，他打电话给我，把他想跟我游海南的计划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咯噔的一声响。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不可能无缘无故在一个人的身上降临，一朵花开到最艳处，是顶点，也是终点，因为接踵而来的是枯萎，是败落。与其盛极而衰，还不如在庸常平和中慢慢地打熬，希望着，又失望着，这样地过完一生。
但是，我不能对他说啊，在我们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里，我不能把我心里的忧虑说出来，让海南美丽的天空海水蒙上阴影啊。
天涯海角处聚集了无数卖珍珠和贝壳的小姑娘，他给我买了一串淡红色的珍珠项链。我没有戴到脖子上，却把它圈在头顶，中间那个串成心形的珍珠坠子，正好搭在额头的正中，眉心之上。他退后一步，偏头看着，称赞我很有创意，他说我这个样子像蒙古公主。然后，他忽然想到什么似的，目光落在我的脖颈处。我知道他在找那根十字架的项链，我就把左手举起来，让他看无名指上的婚戒。我说，我的丈夫是你。他一下子怔住了，轻轻地打一个颤，嘴巴张开，嘴角的肌肉僵直，眼睛里的亮光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暗成了一片灰白色的沙。
这样的伤感，这样的哀痛，从前在他身上真是没有的。
傍晚，日落之前，海滩上出了事。一个下海游泳的女孩，仗着水性好，在水里玩着玩着，兴致大发，一直游到了海水深处的防鲨网边，结果被丝网缠住了头发。她大声呼救，救援人员赶过去帮忙，却是越忙越乱，头发在海水中搅成一团乱麻，怎么撕扯都扯不开，又没有即刻能用上的刀和剪，女孩活生生地就在水中淹死了。
她的男朋友，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跪在女孩雪白的尸体边，撕心裂肺地哭，绝望得拿石块砸自己的头，砸得血流满面。许多人围着，劝他，拉他，陪他叹息和流泪。
我站在人圈的外围，浑身颤抖，手脚瘫软得没有一点劲。他把我揽住，连抱带拖，带我离开了现场。那天晚上躺在宾馆洁净的床单上，听着海潮拍岸的哗哗声，我问他，我们两个人不会像这样分开吧？他马上用嘴巴堵住我的嘴。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一辈子都不会出这样的事。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死。我说，死亡总是有先后的，我希望我能够死在他前面，留下他一个人伤心。我还说，等我死的时候，追悼会上千万不要放哀乐，要放《人鬼情未了》，就是那个美国电影里的插曲，这样，不管我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我的灵魂会跟着音乐找到他。我又说，万一，我说，万一，我不能够死在他前面，那么我肯定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因为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会当众失态，这样，对他的影响不好。
在我激动的时候，他的情绪总是会反行其道的平静。他平静地听完我说的一切，笑了一笑，作一个最后的点评：如果他真的死了，他又在乎什么影响不影响？
我抱住他，把头埋在他的肩窝，跟着笑起来。我笑得双肩轻抖，但是心里很酸涩。我这样把头埋着，也是生怕他看见我不小心笑出来的眼泪。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本长篇名着，叫《九三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借来看过，就是我每天用书包帮唐仁占位子的那段时间。后来我一直想买，没有买到。好像文革之后就没有再版。
一九九三年，跟雨果笔下的时代隔了整整两百年后，我的家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撇开时代和社会不谈，相对于一个家庭，这样的变化是巨大的和惊人的。
首先是我妹妹和妹夫的生活。我妹妹一直在县级机关幼儿园工作，妹夫先当小学体育老师，后来提拔为小学校长。他们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儿子，又有一个虎头虎脑非常健康的小儿子，上天对他们不够宽厚，可也不算太薄，起码在家乡的小县城里，他们两个人的日子是恩恩爱爱、令人羡艳的。
可是有一天，一个年近六十的旅美华侨找上门来，宣称我妹夫是他亲生的儿子。三十年前他被打为“右派”，从上海的大学里下放到县城，从县城再到农村，跟房东家的女儿相爱，有了我的妹夫。房东害怕跟“右派”结缘，匆匆把怀孕的女儿嫁掉。几年之后大学教师回到上海，七十年代经香港又到美国，创业置家，如今已经是一家国际企业的总裁。老头儿泣不成声地跪在我妹夫面前，口口声声说是对不起儿子，说他找儿子找了整整十年，光是一趟一趟来回美国的机票就能摞起一迭。他先是要求妹妹一家跟他去美国定居，妹妹妹夫没有同意。他又要留给妹夫一笔巨款，妹夫挺有志气，同样拒绝接受。最后老头儿把他患病的孙子带走，请美国的医生替孩子做心脏手术。妹夫以为这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以后父子爷孙间常来常往，当亲戚走动着，也很不错。谁知道半年之后，老头儿又一次回国，在省城以妹夫的名字注册了一间公司，执意要赶着他的儿孙们往富裕的路上走。怎么办呢？公司办都办起来了，总是要有人打理有人照料的吧？妹夫妹妹只好辞职，从县城里拔出了他们的根子，一家伙扎到大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