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住居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住居与人事、社会和世界息息相通，并且可以合为一体，人事、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反映在任何尺度的住居中。“家”（房子）可以代表“夫”，“室”（房间）可以代表“妻”，“家室”合为“夫妻”。“室人”、“内人”的称呼都来源于住居。如果是中等家庭规模，四合院二进三进之内称“室”，多居女眷，故而女眷多被称为“内人”、“室人”。妇女一般生活在二进院落以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高堂”（高高的堂屋）可以代表父母，“庭”（院子）可以代表中央政权。“宇”（屋子的边缘）、“宙”（出入于屋宇），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相吻合，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天下，即所谓“夫妇、父子、君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总之，中国的家庭社会伦理都体现于其中。
传统民居主体建筑物的特点
中国民间古代的宫室以及民居一般向南，主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面正中一间为堂，堂后为室，室的两侧为房，分东房和西房。
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一般不住人，江南一带称之为“香火房”；城镇之地称之为“厅”。厅本是官署听事之所，而官署的厅原来也称堂，故古时官员审案称为“升堂”。因此厅堂时常连称，此外堂有时还作为讲学之处，称“讲堂”，民间俗称学校为学堂。先秦时候堂前有阶，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叫东序西序，堂后有墙，与室和房隔开，室与房各有户（即门）与堂相通，古书上所说的户，一般是指室的户，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窗口叫“牖”：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东房后部有侧阶，通往后庭。古人席地而坐，故堂上的座位以朝南的方向为尊。室内的座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室和房都是住人的。
传统民居中的楼、阁、厢、轩、舍、斋、寝
中国传统的民居可不像现在这样简洁明了，它有很多的名词和讲究。
楼。也就是重屋，《说文解字》里讲楼重屋也。先秦习俗里面重屋是不能住人的，此俗至今在一些农村还盛行。楼下住人，楼上堆放粮食杂物。因此先秦典籍中很少有“楼”字，而楼房的出现也较晚，大约在战国后期。到了汉代才盛行起来。中国古代的楼房一般多为二层，形成传统的固定形式，南方有些地方的竹楼也是二层。
阁。原为阁板之意，为厨房贮藏食物的地方，汉代又指堂序外的两个夹室，即东夹西夹。但随着楼房的兴起，阁遂演变成供游息、远眺，供佛或藏书之用的建筑物，阁的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多边形，一般四周设木桶扇。《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至今仍著名的有北京颐和园的佛香阁，大同善化寺的普贤阁等佛阁，宁波天一阁、故宫文渊阁等藏书阁。此外古代俗称女子的卧房为“阁”，出嫁则为“出阁”。
厢。在汉代，厢本指房屋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阁与厢之间有门相通。后来泛指正房两边的房子，叫厢房，如东厢和西厢。《西厢记》中秀才张生住的地方就是西厢房。
轩。是有窗棂的长廊或小室。陶潜《饮酒》诗：“啸傲东轩下。”杜甫《夏夜叹》诗：“开轩纳微凉。”又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也称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称“临轩”。
舍。即房屋。古人谦称自己的家为“寒舍”、“敝舍”、“舍间”。
斋。一般指书房和学舍。古人喜在厅堂之旁，另辟一小室，作为读书养心之居，故书房俗称“书斋”，此种习俗汉代还不多见，至晋代以后兴起。
寝。古代总称堂室为“寝”。《广雅》里有“寝，堂室也”。周代又有大寝、小寝之分，大寝即堂，又称“正寝”；小寝为室，又称“内寝”。依古代风俗，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因此古人称妻为“内人”，即源于此。与此相应的《丧家讣》文中，称男为寿终正寝，女为寿终内寝。现代的寝一般指卧室。
中华文化的象征，牌坊
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它是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察分析，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牌楼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
牌坊来源于由表柱连成的大门即“乌头门”。它的直接谱系可以追溯到唐、宋里坊的坊门。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现在
这种形式，于是老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
需要注意的是，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提倡封建道德伦理，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古时，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就更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而且连所立牌坊的规格也有规定，如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但孔庙的“万古长春”坊仅是一个破例。
每一座牌坊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而这些内涵和象征主要是通过牌坊上雕刻彩绘的各种图案花纹用隐喻手法表现出来的。如果你看到哪个牌坊上刻有龙凤，那一定与皇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龙乃百兽之尊，是封建社会中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象征：凤乃百鸟之首，封建社会中常用来作为高贵的皇后的象征。
另外，牌坊还有“坊眼”。北京中山公园进口处的牌坊上有“保卫和平”四个字，为的就是表明这座牌坊的建造对象和建造原因，否则就失去了建造的意义和价值。这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牌坊，以北京为最。
最小的石牌坊，最小的石牌楼在颐和园东北角谐趣园内，名为“知鱼坊”。
最小的木牌楼，位于北京颐和园公园内的琉璃塔坊。
最大的木牌楼，北京顺义县杨镇的三联木牌楼，其夹杆石就有两人高，主牌楼总高18米，总长42米，是世界最大的木牌楼。
最大的石牌楼，昌平十三陵有一个北京最大的石牌楼，宽28，86米，高14米。
最老最厚的琉璃牌坊，位于北京神路街的东岳庙坊。
牌坊最多的城市，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三百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目前北京还有新建牌楼百余座。
奇特的东北冰雪建筑
东北的古代民族为了在冰雪自然环境中生存，“常为穴居，以深为贵”。用九节梯子下到洞穴之中，在其中生一堆火，周围铺着树枝、柴草或兽皮，用“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
我国东北鄂伦春族人在冬季外出狩猎时往往挖雪屋过夜休息。猎人们挖一个深雪坑，四角插上木杆，上覆熊皮，雪屋内燃一堆篝火，下铺野猪皮做卧榻。它密封性差，屋内温度低，主要靠篝火取暖。
还有“筑城穴居”或“冬则入山，居于穴中”等方式。
尽管非一日之冰，可冻三尺土深，但是人居九尺地下，又燃火，则可以御寒，如有山洞，其深更远，再有火燃，就更适于人居住了。
但由于地下采光和通风条件差，加上人们可以利用木材，这样，人们便从深地下走到浅地下。赫哲族早期居住的“希日兔克”，即地窨子，就是这种情况。
再后来，由于密封条件的改善，即用兽皮遮在木房内，外用土堆上或用泥糊上，内燃火，这就使人在冬季从地下走向了地面。从赫哲族的马架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地上马架子源于夏天临时住地的“尖状窝棚”和“圆顶窝棚”。这些窝棚有些用毛草制成，有些用柳条制成。
为了采光，但怕漏风，先人们把墙壁开了一个洞，赫哲族人曾用去鳞的“鲢鱼皮”。封窗户，后用窗纸糊窗户。
只是到后来，东北人才从穴居转变为筑室居住，据《太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
细说老北京的胡同
“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巷通本方言”，是1267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的。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有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名称的街巷约有4000条。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在蒙古语中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做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水？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这样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有了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族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会迷路。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等。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
江南水乡民居的独特风味
江南水乡民居普遍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
江南水乡的民居以苏州、杭州最具代表性，物产富足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高大，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是较高的两层楼房。另外．南方的民居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用风火墙隔断，是出于防火的考虑，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之中的采光通风口，天井显得分外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