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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官员——古代从政者的生活(2)

据载,西汉时期就有了“五天工作制”。《汉书》中记:“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恐不遍。”《汉律》说“吏五日得一下沐。”“下沐”即指“休息”“休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西汉官吏每上五天班就有一天休息,但不固定,轮到哪天休哪天。

从唐朝开始,这个假期被大大地压缩,开始实行“旬假”。一旬是十天,便是每十天休息一天。那么哪天休息呢?便是每月的10日、20日和最后一天。如果说我们现代人度周末的话,他们度的应该就是“旬末”了。

可是要想享受这种“旬末”却十分麻烦,官员在休假前必须“告假”,并且在假期结束后到衙门报到,否则便会被罚俸甚至罢官。这种“旬休”制度保留的时间也很长,唐朝到元朝的官员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工作休息。到了明清时代,连这可怜的一天也没有了,被完全废弃,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周末”制度。

麻烦的休假

汉代官员五日一休,看上去很幸福。但事实上,他们也有诸多苦衷,如需要住在官署中,只有休息的那天才可以回家。汉代以后的曹魏时期也是如此,《太平御览》中就记录了曹魏时期的一个官员想请假回家看生病的父亲,却没有被大司农王思允许的事情。

唐朝请假方面较自由,假日也不少。除了十天一休的“旬休”以外,还有新年、冬至和皇帝生辰等节庆假日。据统计,在唐代一年中共有53个节庆假日,包括新年和冬至各七天,皇帝诞辰的三天和释迦牟尼、老子诞辰各一天,真是相当人性化了。

那么,为什么从唐朝开始,中国官员的休假不断地削减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家机构越来越复杂,官员越来越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就可能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加强,皇帝这个老板越来越严厉。试举朱元璋为例,他连工资都给官员克扣到那仅有的一点点儿,更何况假期呢!

当然,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情况,多数朝代的官员还是可以临时休假的,这种休假叫做“急假”。比如《晋令》中称:“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就是说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有60天左右的“急假”。有时候,如果你实在不想工作,而你恰巧又是家中的独子,说句母亲生病了也可以休假。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有一些官员非常热爱工作,不喜欢休假。在这个时候,领导就会用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人,让他们不得不休假。

必须给我休

《汉书·薛宣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该放假了,只有张扶这家伙不肯走,仍然每日办公。上司薛宣教育他说,这个休假制度相传已久啦,自然不可能更改。你觉得公务重要,你家里的老婆孩子就不重要吗?所以在古代,官员不休假一般不会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美名,反而会落得个“不忠不孝”的下场。

该放假的时候不可以办公务,那么该上班的时候自然也就不能偷懒。京官固然要半夜爬起来去上早朝,而地方官如果上班迟到,所受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蔡申之的《清代州县故事》中记载,地方政府一般都用敲打传梆来做上班的讯号,如果迟到,就会受到被鞭子或木板打脊背、臀部的惩罚。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就有一次因上班迟到而被打。

至于怎么判断迟到,和现在一样,采用签到的方法。从唐朝开始,定期值夜班的官员就要在“直簿”上签到。到了明、清,许多机关使用签到本已经成为常例了。当然,官员们也有逃避签到的方法,如北宋时期,很多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而躲避值夜班,结果馆阁值夜班的签到本“宿历”就得到了一个“害肚历”的外号。

不管怎样,中国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表还是比较严谨的。古人既强调勤劳的美德,也认识到了用休息和娱乐来缓解工作紧张的必要性,所以古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古代官员也喜欢轻松的休假和喜庆的节日,有时会偷懒,还会为请假而撒谎。当我们为每天加班痛苦,因压力而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很多官员都和我们一样呢!

■ 财产公开——从诸葛亮到白居易 ■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日益深入,政府屡次发文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美国、韩国、瑞典等很早便开始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其实,我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就有过自愿公开财产清单的行为,实在难能可贵。其中,三国的诸葛亮和唐代的白居易是典型的代表。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他在给刘禅的上表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就是诸葛亮的财产清单。

以诸葛亮的地位而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真是少得可怜。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诸葛亮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

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的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没有通过他的关系获利。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人到其家检验,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致。诸葛亮自愿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通过翻检,我们果然发现在一些描写其官宦生涯的诗作中,白居易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如果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便是一份白居易一生的个人财产清单。

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这里透露了他的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千钱。

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他升为京兆户曹参军后,“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俸钱是每月四五万,禄米二百石。

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职,月俸情况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两年后,他又被升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在唐代,像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这类的官职,虽然无具体实权,却是“品高俸不薄”,因此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样的俸禄足以颐养天年。

步入古稀之年后,白居易又开拟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其中透露出自家的地产和田产情况。

此外,白居易还将自己退休后的工资也公之于众,是“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官员自愿公开个人财产的先驱者的话,那么白居易则是详细开列自己一生财产状况的第一人。在尚未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君主专制时代,这两位官员通过上表皇帝和诗歌的形式,自愿向世人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以表明他们在为官生涯中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是“阳光”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腹有诗书——古代官员的读书风 ■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而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即使退休了一般也要“刻部稿”,以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古代官员普遍喜好读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代官员多为“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的经历,没有一定的学问造诣,是很难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因此,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入仕后也常常手不释卷。

其次,古代考量官员,不仅要看其政绩,还要看其文化修养水平。在官场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都是评价的标准。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治理天下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便无以达到朝廷对官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寇准“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

再次,历史上时不时会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这就是“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除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们都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官员们读的,简而言之,就是“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运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的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古代官员读书的热忱,对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作用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政治家,又是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孔子、曹操、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另外,李斯、诸葛亮、范仲淹等人,还留下了《谏逐客书》《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名篇。

当然,读书多未必就能成为好官,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不爱读书的官,则大多是不学无术的草包官员。因为,大凡这类官员,其兴致多不在读书上,而在酒色财气上。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