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殊途其实同归一个童话故事，有着不同的版本。
那是讲一个孩子，来到了海边玩耍，偶尔捡到一个有着瓶塞的空瓶。当他揭开瓶塞之后，有一股烟冒将出来。在那股愈来愈高愈来愈浓的烟雾中，出现了一个巨人。那是一个魔鬼，是几百年前被人或者法师骗进瓶子中去的。
故事的结尾有两种--第一种结局：魔鬼感谢孩子释放了他，对孩子说：“你把我拯救出来，你就是我的主人。为了感谢你解救了我，我答应实现你提出的三个条件。说吧，主人，你到底需要什么？”
当然，那是个善良的好孩子，所以他不过分要求自己的利益，只是用那三个条件之便，为民众做了一系列好事。
第二种结局：魔鬼显形并看见孩子以后，恼怒地说道：“若是三百年前把我放出来，我就感谢释放我的人，忠实地把他当做我的主人，为他服务。结果我失望了，我被多关了三百年，于是我发誓，我出来以后，一定要把人类包括释放他的人统统杀掉。来吧，孩子，你受死吧！”
这孩子有着人类充分的聪明与狡猾，他喊道：“慢来，魔鬼，我压根儿也不相信像你那么一个巨人，会被人关进这么一个小小的瓶子中去，你恐怕不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
“胡说，我就是从这个瓶里出来的！”
“好吧，你如果能够再钻进去，我就相信你的说法。”于是，魔鬼又化成了一股烟，钻到瓶子里去了。
这孩子连忙再找到塞子，将瓶子塞住。
犯傻的魔鬼又一次上了当，不过为时已晚，他只得永远被禁锢在瓶子之中了。
这个故事可以有多方面的诠释，现在来取我们需要的那种解释。一个被关押在瓶中的魔鬼，如果按他的估计时间里放出来，他就能够为善；要是他在瓶中待得不耐烦了，超过了他忍耐的时间，出来就要作恶了。
同样的一个魔鬼，在不相同的时间放出来，他的秉性就会不同。他可以成为善魔，也可能变成恶魔，这全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发生的不同变化。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魔鬼比喻为禁锢在基因中的欲望力。
基因中埋藏着的人类欲望，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使自己的基因永生，得以传承下去，得以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
这种欲望无所谓好坏，一切只是看如何去实现这种欲望力。
一切忠臣、良将、贤儒、圣哲，被当代尊崇，被后世传扬，他们是走了一条救人度命的为善之路，人民大众因受益而铭记于他；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自己也实现了自我最高价值，他的基因攀上了最高的景观。
一切奸臣、枭雄、霸主、暴君，所以遗臭万年，被人民群众唾弃，那是他走了一条不管他人死活、巧取豪夺之路。
他们也一样走向了自我实现的最高景观。
从根本上讲，他们埋藏于基因中的欲望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强烈，只是为实现这种欲望的办法不同，最后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
于是，一部分人成了岳飞，而另外一部分人成了秦桧。
我们承认，在许多的基因之中，本身已埋藏着或善或恶的种子，有些基因，即使正当的前进的路途被阻，它也不会不顾一切寻找别径，不择手段地实现自我的价值。
但更大量的基因无所谓善恶之分，它只想一门心思实现自我而已。而且为善为恶全决定于后天他走的道路，以及后人的评判。
这就像两位世界级大科学家，一位叫爱因斯坦，一位叫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不仅发现了能量公式，并且在54岁以后去到美国。写信给罗斯福，要求美国赶在纳粹之前试制出原子弹。
他的这封信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促使了罗斯福提出“曼哈顿”计划，最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
而奥本海默是具体负责“曼哈顿计划”的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中心，他协调着4000余人的活动。他所领导的手下有着许多着名的学者，如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意大利的费密，还有祖籍为匈牙利的美国人特勒。
终于，那个“千倍于太阳威力的大爆炸”成为了现实。这两位大科学家也名垂史册。
当然，这两位大科学家的遗传基因还是好的，奥本海默其后主张开发民用原子能，放弃军用原子能的途径。而爱因斯坦也为原子弹用于战争而负疚不已。
据说，当1945年8月6日，爱因斯坦从卧室里走出来，准备喝茶的时候，获悉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当时他惊呆了，发出了“唉”的叹息声。
但毕竟，正是由于他们，才使人类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生活在“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几十亿人都对此不得安宁。
那么，我们该怎样评价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的功与过、恶与善呢？释放原子核能，也同释放瓶中的魔鬼，释放人身体基因的欲望力具有同样性质。核能可以让它慢慢释放，做成原子反应堆，进行发电，用于和平建设；核能也可以集中爆发，把它做成原子弹与氢弹，一颗炸弹就杀死几十万人，并且让那些未死人的后代永远受到核放射之苦。所以，我们很难评价这两位科学家所干出的业绩，是上帝的慈善之举，还是魔鬼的邪恶之果，就像评价核能的好坏一样。
如果某个基因里埋藏着足够的欲望力，那么这个基因是必定要顽强地追求发展的，追求自我表现的，它必定要不断努力，去攀向最高景观的。有时这个基因甚至会到达只要过程，不问结果的程度。就是只要实现自我，管它结果是好是坏，在所不计。
要是把以上叙述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一个欲望力极强的基因，当它驾驭着一个人开始要表现“自我”的时候，它同时又可能成为岳飞，也可能成为秦桧，有谁说得上呢？这完全看后天的环境，后天的教育，后天的社会为他铺筑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是他的前辈和政府能够把那条为恶的途径堵死，只开放一条为善之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岳飞而不会成为秦桧。就是秦桧的那个基因内秉素质是全方位为恶的，如若后天没有让它为恶的环境，最后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恶人。
从基凼里的欲望力一定要作表现自我的顽强努力这一点上说，我对于人的欲望追求上只能疏，不能堵。因为我们如果堵纯了基因表现自己的全部路径，那它必定会发生强烈的对抗。
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堵死那条去向邪恶的路，开放那条走向为善的路，让基因狂这条路上有一个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起来。
后天给予基因所驾驭的新“战车”--婴儿、少年、青年人--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防止基因走邪的最最重要的问题。
二、上帝与恶魔都寄希望于青年人
每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时候，就思想上说，是从有了独立思考与叛逆思想，到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之时；在经济上说，是行将走上社会或刚刚走上社会，到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实体”之时。
这一段时间里，他的体力最旺盛，精力最旺盛，换句话说，蕴藏在基因中的欲望与能够激发出来的欲望力到达了峰巅时期。
这一段时间里，他也最贫穷，因为经济上没有独立，一切要靠父母家庭供养，即使已经经济独立，所拿的工资最少，没有单独的住房，又要结婚、生孩子，开始养家糊口。更谈不上地位、名誉与荣耀。换句话说，在5个阶段的欲望中，他都处于“赤贫”阶段。而一旦仰头望去，在他的上层，是层层叠叠的政府要员、公司老板，各种各样的权威与名人。这些人都处于他想达到的欲望的最高层，相比之下，他的反差太大。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最活跃，反叛情绪最大，他对自己的地位的低下最敏感。他对自己将能激发出什么能力最没有数却也最自信，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是应当改造的，他始终处于孤独、寂寞、渴望与烦躁不安之中。他希望变动、动乱，希望财富与地位的重新分配，希望早日达到甚至比他的前辈还要多的成就与被社会的承认。
以上种种情况，可以归结成一句话：这是一个现实与理想处于最遥远的时期，也是欲望力处于最强劲的时期。“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这句成语可以借用于此。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期望值，这个时期的人最容易不问路径，而只讲目的。
这就是人的青年时代。
国外有一个关于战争与暴力的新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青年男子比例愈高的地方，愈容易发生暴力与战争的行为。
有两位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战争通常能用一个相对简单的人口统计关系式加以解释。举例说，有一个15--29岁的男性人口比例特别高的人群，而这些天生好斗的男子又完全投有工作或移居外地的可能，那么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这两位心理学家是该校的尼尔·威纳教授和博士生克里斯蒂安·梅斯基达。他们两人对153个国家、12个部落和许多不同族群中的冲突强度与人口动态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如果15～29岁的男子占成年男性人口的比例超过35%，爆发经常性剧烈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了。一般地说，这些好战的男子比例越高，暴力冲突的程度也就越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通常比他们的长者占有相对少的物质财富。这就使他们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富有魅力的配偶和长期的供养人。从经济上讲，在一场内战中夺取新的土地或者重新分配原有财富会使他们更具吸引力。因此，在生物本能的推动下，青年男子比他们功成名就的长者更加愿意冒杀戮或被杀的风险。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会在某些社会中形成一个可被视为战争阶级的群体。克里斯蒂安·梅斯基达举例说道：“我们一直能看到这种情况，当你打开电视机，看到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头，他们说是巴勒斯坦人在攻击犹太人。但这不是老巴勒斯坦人，而是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你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止处于代际冲突之中。”拿法国来说，据警方1998年统计的数据表明，青少年犯罪案件比1997年增长了11%，15.5万名青少年榜上有名。如今，青少年犯案率占全部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个案件中，有一个是青少年犯的。而在日本，据1996年上半年的统计，由警察厅管教的青少年刑事犯总数为57785人，比1995年同期增加了2217人，在全部刑事犯罪分子中，青少年所占的比例已上升到40%。台湾的情况更能证明这一点，在监所服务超过30年的“法务部”矫正司司长黄征男因曾担任多所监狱的所长，还参加过执行死刑30余场。下面是采访他的报道：90%的死囚年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园血气方刚、好勇斗狠所致。他并没有看到过死刑犯押赴刑场后因脚软而需他人扶持的现象，大都是双眼通红、默默无语，自认大限已到，只有少数会喊冤，要求检察官再详细查证，找到元凶还其清白，但为时已晚。
部分死刑犯会利用行刑前要求抽烟（通常是一枝，少数要求两枝）、喝酒（高粱、双鹿五加皮）之机会，故意拖延行刑时间，就算执行法警不耐烦地催促，他还是会要求让他做饱鬼。
一般死囚的最后早餐（现改为晚餐），所方会准备如馒头、卤蛋、牛肉等卤菜，加上一小瓶高粱酒或参茸酒。而死囚只吃卤蛋（其意为完蛋），而且要一口一口慢慢吃，不能狼吞虎咽，老囚犯口耳相传，这样才能赶快超生。
黄征男印象最深的就是执行“杀人魔王”徐志东的死刑，他生前因杀害7个人而被判了数个死刑，执行前却摆79个塑料碗祭拜，让外界认为他还杀过另外两个人，留下一团迷雾。
死囚临行前，执行检察官都会例行询问一句话“最后还有什么话说”，而通常都是“没有什么话说，越快越好，20年后仍是一条好汉”的回应；但黄征男说他碰到过死刑犯临刑前唱歌的例子，还有冷面杀手刘焕荣也很特别，他在行刑前呐喊：对不起国家社会，谢谢大家，再见！
其实这段话引录得过于长了些，我们只需要那么一句话--“90%的死囚是年龄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行了。由此可见，30岁以下的年轻男子，的确存在着很大的犯罪几率。
这里之所以说的是青年男子而没有包括进青年女子，个中原因是因为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性激素条件。科学家指出，特别是男性的睾丸激素能够诱发攻击性的行为。当然还有社会的文化背景的不同。从几千年来的传承习惯来说，认为女性的责任是生育与保护子女（主内），而男性则是狩猎和抵抗外来的侵略（主外）。在儿童的早期，忍住泪水不哭去斗争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表现。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在同一种诱发物的刺激下，对于男女会产生不同的欲望力。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女性青年不会犯罪，只是说男性青年的比例占多一些。反之，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步入止道的青年人也是相当多的，而且青年时期正是出成绩的时期。
伽利略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在加岁；托利拆利在35岁时发现丁压力规则；帕斯卡在17岁时就写成了数学成就很高的“圆锥截线论”牛顿在20多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发明低能耗蒸汽机是在29岁的时候；麦克斯韦在19岁时就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两篇论文；门捷列夫29岁时当上了技术专科学校的化学教授；居里夫人年近而立之年时同丈夫一起宣布发现了镭；贝尔于26岁时担任了波士顿大学的教授，29岁时成了现代电话之父；爱因斯坦26岁那年发表了“分子尺度的新测定”的论文；玻尔于28岁时发表论文，把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量子论与核式原子的概念结合了起来。如此等等，用科学家们的一句话来概括--重大的科学发现都钟情于青年人。
青年人最具有革命性，这也是绝错不了的。
让我们从近代史上随意摘录一些中国名人开始参加革命时的年龄来作为佐证：
孙中山：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走上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同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年为28岁。
王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年为21岁。
王稼祥：1925年9月人了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先后人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时为22岁。
李立三：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和赵世炎、刘伯坚等发起组织了劳动学会，后又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开展革命活动。该年9月，因参与发动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展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同年1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时为22岁。
刘少奇：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时为23岁。
邓小平：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加人共产党时为20岁。
我们相信，任何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推翻旧政权的斗争，那些主要领头人与骨干，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不超过28岁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