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它除了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多个方面，书中展示的巫师宗教活动众多，每一小节的后面，都记载有对某山山神的不同礼典，还有对诸山山神的描写，有鹿身八足蛇尾者、有鸟身龙首者、有龙身鸟首者、有羊身人面者、有龙身人面者、有豕身人面者、有人面三首者，奇形怪状，种种不一，或是动物形体的拼凑，或是半人半兽的组合，也显现了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特色；其次，《山海经》中有关于帝俊、炎帝、黄帝等的神谱，反映了原始初期人们是将口耳相传的神话视为历史；再次，《山海经》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民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中也涉及不少神话色彩，如不死民、三首国、长臂国、丈夫国、一目国、夸金国、黑齿国等。《山海经》还记载了大量的奇禽怪兽，异草珍木，这些奇异的动物和植物，各自有其医疗效用，能治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病症，这又成了带有神话性质的医药卫生学。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神话故事，很多来源于《山海经》，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这些用神话反映出来的生动艺术形象，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鼓舞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志。
郦道元和《水经注》
郦道元(470一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郦范年少有为，在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后来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在平城(北魏国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公元493年北魏国都南迁到这里)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职，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过冀州(今河北省冀县)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太守、东荆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河南(今洛阳)尹等职务。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地理，喜爱游览，跟随父亲在青州时候，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等，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水经》一书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籍，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等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郦道元决心为《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400多种，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水经》原来记载的大小河流有137条，l万多字，经过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比原著内容丰富的程度可想而知。书中详细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以及地产、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情况。这部书文字优美生动，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由于《水经注》在我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郦学”。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郦道元的行踪遍及北魏所统治管辖的地区，凡是他所到达的地方，总要访渎搜渠，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材料。青年时，跟随父亲在青州任所，就对临淄城外的阳水进行过采访，后又因公事，路经洙、泗，又对汶水、泗水的源流进行过调查，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这也正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
《水经注》共40卷(原书宋朝已佚5卷，今本仍作40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30多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郦道元一生著述很多，除《水经注》外，还有《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等著作，但流传下来只有《水经注》一种。
李春和赵州桥
李春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建筑师，河北邢台临城人，他建造的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为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南部的絞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问(605—6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大桥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全桥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重达1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以首创的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等杰出成就，在中外桥梁史上令人瞩目，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桥梁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智慧。
赵州桥的设计多具创新：
首先，采用圆弧拱形式，改变了我国大石桥多为半圆形拱的传统。针对我国古代半圆形石桥的交通不便、施工不利的缺陷，李春和工匠们一起创造性地采用了圆弧拱形式，使石拱高度大大降低。赵州桥的主孔净跨度为37米，而拱高只有7．25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l：5左右，这样就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方便等优点。
其次，采用敞肩。这是李春对拱肩进行的重大改进，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敞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靠近大拱脚的小拱净跨为3．8米，另一拱的净跨为2．8米。这种大拱加小拱的敞肩拱具有优异的技术性能，不仅可以增加泄洪能力，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土石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另外也增加了造型的优美，四个小拱均衡对称，大拱与小拱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显得更加轻巧秀丽，体现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赵州桥的敞肩圆弧拱形式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西方在14世纪才出现敞肩圆弧石拱桥，已经比我国晚了600多年。
再次，单孔。我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方法，一般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这样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便于修建。但是多孔桥也有缺点，如桥墩多，既不利于舟船航行，也妨碍洪水排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容易塌毁。因此，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采取了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这在我国桥梁史上属于空前创举。
另外赵州桥在它的建造上还有一个妙处：
洞砌并列式。它用二十八道小券并列成9．6米宽的大券。可是用并列式砌，各道窄券的石块间没有相互联系，不如纵列式坚固。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建造赵州桥时，在各道窄券的石块之间加了铁钉，使它们连成了整体。用并列式修造的窄券，即使坏了一个，也不会牵动全局，修补起来容易，而且在修桥时也不影响桥上交通。
赵州桥自建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它已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承受了无数次人畜车辆的重压，饱经无数次风霜雨雪的冲蚀，却仍巍然屹立在浚河之上，雄姿依旧，足以说明它的伟大之处。
1961年，赵州桥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静琬和多E京云居寺
北京云居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年)，至辽圣宗时期(983—1011年)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金、元、明、清各代都有修葺，l 942年遭到日本侵略军轰炸毁坏。寺的南北有两座辽塔对峙。南塔又称藏经塔，地下有藏经穴。北塔原名舍利塔，又叫罗汉塔，高30米。下部为楼阁式，中间空，有磴道可登；上部是覆钵形，有相轮、宝顶，这种建筑形式在我国现存古塔中极具特色。塔的四面各建有一座3米多高的小唐塔，为唐景云二年(711年)至开元十五年(727年)间所建。五塔形成一个整体，为我国金刚宝座塔的早期实例。寺内及周围山上还有唐、辽、明各代建造的砖、石塔十余座，其中以石刻大藏经创始人静琬的墓塔最为著名。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
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当时高僧静琬继承师父的遗愿，在石经山刻石造经。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逝后，其弟子玄导、仪么、慧暹、玄法又相继主持刻经事务，历经隋、唐、辽、金、元、明诸朝，延续千载。“房山石经”是一部自隋唐以来绵延千年的佛教经典，不仅在佛教研究、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藏经最早也最重要的是第五洞穴，称雷音洞。
静琬最初所刻的146块石经镶嵌于洞内四壁之上。洞中央有四根八角形石柱，每根柱上均有浮雕佛像，共一千多尊，称千佛柱。由于山洞藏经贮满，辽金时代续刻的经版就没再运上山，而藏于云居寺南塔下地穴中。云居寺石经共镌刻佛教经籍一千余部、三千余卷，有经版一万四千多块。它不仅是佛学研究的巨大宝藏，而且因为唐代石刻的底本，大部分是依据唐金仙公主奉赠的宫廷抄录本，辽金刻本是依据久已失传的《契丹藏》，在文字上与一般本子有很大出入，所以还是校勘现有佛教木刻经籍的实物根据。石刻对研究古代社会、探讨金石、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南藏、明北藏和单刻佛经等。而其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血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
《龙藏》木经始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是集佛教传入我国两千年来译著之大成，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世界上现存两部汉文大藏经，其中一部就是现存云居寺的《龙藏》，另一部是韩国海印寺的《高丽藏》。
汪大渊游历南洋
汪大渊(1311一1350年)，元代著名航海家，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西方学者称之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搭上泉州远洋商船开始了远航历程。早先汪大渊曾来过泉州，那时他就被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人们， 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所吸引，由此激发了汪大渊的好奇心，并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此时已经是元统二年(1334年)。元惠宗至元三年 (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 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返回泉州。
汪大渊远行回航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大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节略后的《岛夷志略》，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还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像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汪大渊两次游历，范围广远，著述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实属罕见。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遂作古体诗百韵，以记载这件事。汪大渊返乡后，当时著名的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徐霞客漫游神州
徐霞客(1586—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他经30余年的考察撰成约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徐霞客游记》既是系统考察我国地理环境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