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渐破坏了沿海及周边农村的农业生产和传统手工业，百姓的饭碗被打破。清朝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把负担加在劳动人民的身上；鸦片走私和五口通商，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人民负担更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活不下去了，只好走上起义的道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广西书生洪秀全应运而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洪秀全出生农民家庭，7岁读书，屡次参加科考，一心想考取一官半职，结果都名落孙山。多次科场失意，让他感到愤懑不平。最后一次科考失败后，他受基督教影响，创立拜上帝教，开始在广西地区传教。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抨击清朝统治，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指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实为“阎罗妖”，只有把违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推翻，才能建立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
拜上帝教组织日益扩大，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洪秀全知道起义的时机到了，教义里憧憬的美好社会也要来临了。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全体拜上帝教会员来给洪秀全祝寿。洪秀全接受祝贺后，按计划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洪秀全自封天王，之后攻克永安，大封诸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各王受东王节制，初步建立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形成一个天王领导、东王总理军政事务、诸王集体决议的运行机制。太平军在与清军交战中，屡屡取胜。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农民政权，同清廷对峙。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每户留足口粮，其余物品归圣库。太平军中，上至天王，下至士兵，都设有定额的薪饷，不准私藏财物。生活所需的粮米油盐和其他费用，均由圣库供给。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一切都符合当时贫苦农民的愿望，但这些美好的愿望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不能实现的。为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1853年，太平天国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行北伐，但最终林凤祥、李开芳被俘，英勇牺牲，北伐失败。北伐的同时，太平天国为了控制长江中游，巩固天京，派赖汉英率兵西征。西征军一路杀敌，很快就攻占了湖口、武昌、安庆等地。在进军湖南时，他们和曾国藩的湘军交战，湘军被太平军打得大败。1856年秦日纲率军东征，首先进军扬州，摧垮清军江：I匕大营，又与石达开会合，一举摧垮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被围的局面。太平天国取得西征、东征的胜利，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已陶醉于胜利中，滋生了享乐思想。随着追求享乐、讲究排场、划定烦琐等级而来的，必然是争权夺利，互相厮杀。1856年秋，先是北王韦昌辉杀掉东王杨秀清，继而韦昌辉被处死。接着，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率领精锐部队负气出走。清军乘机反扑，再次围困天京。后来，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边陷入清军重围，最后被敌人杀害。天京变乱造成“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危险局面，是太平军从战略进攻走向战略防御的转折点。洪秀全为摆脱危局，重整朝纲，大胆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任用族弟洪仁总理朝政。洪仁开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他提出立法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交通运输、金融等事业；设立医院、学馆等。这些思想超前，在一群农民起义者面前提出，未免不切实际，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起义的目的，所以无法实行。
虽然洪秀全任用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此后的战役防御中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再破江北大营、三河镇大捷。但曾国藩率清军对天京的围攻，加上外国侵略者的公然参战，太平天国将士保卫天京的最后战斗失败。天京的陷落，标志着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
最近几年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与过去有很大差别，对其持否定态度者渐多。救世主本来是来救世的，到头来没能挽救太平天国，反而使为数众多的会众死亡，看来农民阶级是不能救中国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戊戌变法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列强纷纷逼迫中国签约割地，划分势力范围，有识之士深受刺激。各项不平等条约中规定允许外国在中国设厂，一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家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面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批新式知识分子逐渐形成共识：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同年，康有为发动在北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份上书虽未能送达皇帝的手上，但却被竟相传抄散发，康有为也因此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考中进士并做了官。此后他又几次上书，重申以前的建议，渐渐被光绪帝注意，得到朝廷的支持。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如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最有影响的组织是强学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开始。变法的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清政府中腐朽的守旧派早就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勖、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宫廷内外甚至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光绪帝虽是皇帝，但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着实慌得六神无主。康有为等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也是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际，维新派想利用袁世凯对付荣禄。但这次维新派看走眼了，因为袁世凯早已受到荣禄赏识，并在关键时刻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他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诏书，临朝训政，下令捕杀维新党人。此时，康有为早已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连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所有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因为公元1898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这场变法被称为“戊戌变法”，又因为变法仅仅实行了大约百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顺应时代潮流，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很多，首先，短短百余天，光绪发布谕旨三百余件，各种变法搞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的状态。具体措施上也侵犯了多数人的利益。废八股，断送读书人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成千上万官吏失去官位；裁绿营及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使身无一技之长的众多军士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挠变法。所以，变法实行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抵制的态度。当谭嗣同慷慨就义时，老百姓不但不同情，而是拿大菜帮子往他脸上扔!对封建势力估计不足，又严重脱离群众，使变法最终失败了。
戊戌变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变法因民族危机而起，所以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
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立国300多年的清朝，内部国库空虚，对外债台高筑，犹如一个瑟瑟发抖的乞丐，孤立在欧风美雨中。如何捞到银子解救燃眉之急，继续荀延残喘，是朝廷最关心的问题。
1911年5月，清朝宣布把已经民办的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把粤汉、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外国，作为外债的抵押。这种搜刮民脂民膏和出卖民族权益的做法，招致粤、JlI、鄂、湘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痛斥最高统治者的卖国政策。同盟会成员因势利导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会。四川I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 枪，打死数百人，酿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开，群情激愤，民众 奋起反抗，进而在四川发展为全省范围的反清斗争。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 压，致使湖北省内清军力量减弱，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既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据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清廷的新政和赔款造成捐税繁重，“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因而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武昌起义提供了群众基础。
湖北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一方面制定起义计划。他们的宣传使不少新军士兵入社，为革命准备了武力基础。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武昌起义犹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但革命党人不慎出现诸如宝善里事件的失误，使得起义只得提前。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孙武临窗而坐，用洗脸盆检验炸药，刘同到机关部来，站在孙武旁边看检验炸药。刘漫不经心，口里吸的香烟灰落在炸药上，呼哧一声响，炸药浓烟突起。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另一人的右眼灼伤。孙武等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其他人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但被锁在柜子里，没有钥匙。而此时窗户、屋顶浓烟滚滚，引来俄国巡捕，炸药等物被发现。巡捕又用斧头把大柜砍开，找到旗帜、名册、文告、盖印纸钞等物，并将未逃出的同志也一起带走。
宝善里事件之后，革命事情被发现。万分紧急之时，革命党人决定当晚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发动起义。但因消息泄露，起义未成，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遭到巡警围捕。当时蒋翊武穿一件破长衫，土头土脑，在杂乱中逃走。刘复基、彭楚藩被抓，同时被捕的还有运送炸弹的革命党人杨洪胜。第二天早晨，刘、彭、杨被杀害。今天武昌彭刘杨路，即是为了纪念三位烈士而命名的。
革命行踪被发现，武昌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起义迫在眉睫。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士兵熊秉坤率领下，打响起义第一枪。起义士兵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当天守库的士兵在革命者代表的带领下鸣枪响应，长官逃走，军械库唾手得到。自张之洞以来，凡购自外国之军械及汉阳兵工厂出品皆藏于此。因此，楚望台军械库的获得增加了起义胜利的砝码。
其他各营士兵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队官吴兆麟担任起义总指挥。此时，起义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湖广总督衙门。若攻不下督署，起义就会失败，失败就要杀头!攻势发动后，最初的进展处于僵持状态。当天晚上又下着大雨，星光全无，不但清方的机关枪难以发挥威力，革命军的大炮也难以瞄准目标轰击。有人就用煤油把附近衣庄里衣物燃着，顿时火焰上升，大炮可瞄准督署进行轰击，总督府被炮击中。总督见大势已去，便叫人在墙根打开一个洞口，带着家小仓惶爬出，躲到长江江面上的楚豫号军舰上。这时，督署已成一片火海，清军士气衰落，只得渡江退守。激战之后，起义军占领武昌城。第二天，汉阳和汉口相继光复。汉阳储存着大量的军械和弹药，汉口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它们的相继光复，进一步扩大了武昌首义的战果。革命军还在汉口成立了军政分府，保卫起义果实。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14个省区先后独立。这次起义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的定义，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武昌起义是狭义的“辛亥革命”，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武昌起义之后新的反帝制革命斗争。
新文化运动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家危机四伏。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门心思想圆他的皇帝梦。列强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使中国注定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国内资产阶级尝到了革命的一点甜头，希望继续改革。辛亥革命使民主、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国人不能容忍袁世凯的尊孔复古行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阴霾密布的天空中，揭开了乌云的一角，掀起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思潮，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该刊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封建思想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号召青年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将士们还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新道德”指资产阶级道德，“旧道德”是封建主义道德。孔子是历代专制制度的“护身符”，所以人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推翻它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