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有意味的是，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一位负责人，参与了第一次逮捕李九莲，九年后，他自己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逮捕。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后调至赣州齿轮箱厂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当年是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同样在九年后，因被李九莲答辩中的忧党忧国之情所动而流露出同情，他自己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子的命运，竟这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自杀，有的致残，有的逼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变卖细软……可以这样解释--李九莲代表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中国，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当人民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时，政治常常只沧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而人民一旦明白政治联系着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未来，便会有为它呐喊的热情，献身的勇气。
问题在于，政治不是一眼见底的清潭，不是一目可估年景的庄稼。它是动态的较量，静态的平衡，它时时盘根八处，受掣四方，它常常迷离扑朔，花明柳暗。于是，少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包一张漂亮的装潢纸，伪造成多数人的政治，而释放出人们最终被利用、被亵渎了的排山倒海般的热情。所谓“文革”初期，出现的便是这幅图景。
而多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因云笼雾罩，鱼龙混杂，被误认为少数人的政治，而使众多的人们在海边茫然失措，未敢扬帆，或是下海了，吃了一口咸涩的海水，便满街凄惶满街叫唤，恍如这一口吞进了全世界上百年的苦难……出路唯有一个。让政治透明起来，将政治公开出来，多数人的政治便能拥有多数人的力量，而少数人的政治便丧失了在权力的舞台上较量的法码。
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李九莲是红卫兵头头，朱毅也是红卫兵头头。“调委会”是打着“反潮流”旗号的帮派组织，搞的是帮派活动。自然，这成百上千的人，不是帮派分子，便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帮派”，有着如此巨大的魔力吗？即使在骄横一世的权力的支撑下，林彪的帮派有几个人呢？江青的帮派有几个人呢？当年在九大、十大中央政治局里，处境独特，心境微妙，而以后又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蛇影杯弓的衮衮诸公们，又有多少是林彪、江青集团的帮派成员呢？
建国以后，“帮派”，犹如女孩子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飞碟，轻松而又迅捷，抛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上，抛在了“章罗反党联盟”头上，抛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头上，抛在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头上，抛在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头上，抛在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上……结果，抹去岁月的风尘，捅破那层该有几十吨、乃至几百吨的文字垃圾，有哪一个能成立呢？
要说“帮”，大抵是道义之帮。
要论“派”，大抵是讲真话派，硬骨头派。
不是“帮派”有魔力，而是抛它抛习惯了，这种习惯有魔力。在中国，自己被人抛掷过、又去抛掷别人的人，抑或是情况颠倒了个的人，还少吗？
李九莲及“调委会”的命运是悲剧，然而，在前后决定此案的诸多人物之中，有不少曾在“文革”初期受过迫害，乃至摧残，有一些又在后来的政治大浪里接受审查，大抵上都被划过这个“帮”那个“派”的一分子，他们的命运，不也涂抹有某种悲剧色彩？
要将任何一个人贴上一张政治标签是如此容易，犹如在流水线上成批地制造个什么零件；而要感受一个人泼辣辣躁动和五味俱全的灵魂是如此困难，那么生活，肯定是残缺的生活，世界，肯定是冷峻的世界。
李九莲，及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成百上千的人，多数是“文革”中的那代青年。
就那代青年人而言，他们是喝过狼奶，可他们是将狼奶当作羊奶而咕噜噜喝下去的。他们是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即使在他们迷狂得犹如魔鬼附身之时，可他们心头也充溢着“上帝”一轮慈祥、宁馨的圣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曾像沐猴而冠的小丑，当过什么“司令”、“团长”、“总指挥”，可将此视作梯子攀附上了青云的，只是区区一小撮；多数即使在最令后人忍笑不住的闹剧里，也自以为有话剧《万水千山》里罗营长的那腔豪情：“让革命骑在马背上前进……”
当他们在大幕降下之后，这样回顾自己--光荣与耻辱的嫁接。神圣与卑鄙的嫁接。庄严与滑稽的嫁接，动机与效果的分裂。精神与物质的分裂。起点与终点的分裂……他们心头的创痛，便和他们当年稚嫩的肩头上浑然不觉地承担的风险一样深重了……在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里，我们这样描绘过他们：“于是，1976年10月，无论是处境，还是心境，这都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复杂、最独特的人--
一边为祖国与民族的新生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时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
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他们‘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
多少人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他们却‘茶壶里煮饺子’，像一头负伤的老狼，踽踽地走进大森林里，以舌头舔自己的伤口；
他们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车子在等着他们，他们找不到一条政策可以落实。将近而立之年，或者已经而立之年，为了在生活中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不及喘口气，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何况，那代年轻人，生命的根系已经牢牢扎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在以钢铁般的牙齿咽下痛苦，咬碎委屈时，胸襟为之拓展，力量随之爆发。现实已经在描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下世纪初的中国之潮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最壮观、最骁勇的船队……
何况，那代年轻人里，更有李九莲、钟海源这样的人，他们以青春和生命，撞开了如磐石般厚重的历史的一道长长口子。以致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今天有了颇为自由的思索和呼吸。尽管他们生前如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般默默无名，也许他们死后生平与思想，也仍像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一样蒙受践踏、遮掩，可是他们的绝响，万古不废的滔滔江河不会埋没，与民族魂同在的巍巍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能忘记！
理解那一代年青人，并不比理解深奥如毛泽东般的巨人更难，也不比理解郭沫若魔方般的变幻困难……可最保险、又最容易作出的，却是后面一种解释。
它还不仅仅存在于时代的那两年徘徊里……
那种文质彬彬的日本女人的味儿，去了哪里？
如果说昔日钟海源的每一寸肌肤间，流泻的都是似水的柔情，那么现在，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宛如一颗铮铮作响、烧不熔也摧不化的铜豌豆。
赣州就这么大个城市，审讯的与在押的之间，难免不碰到几个熟人。审讯钟海源的人，每审讯一次出来，几乎都会给也被逮捕了的原“调委会”主要成员曾传华说一次：
“好厉害，这个女人好厉害，可谓赣州自有女囚以来的第一人！”她在审讯中究竟何种表现，虽不得其详，但是她在监狱中的表现，却让原“调委会”成员为主的“政治犯”们无不敬重，还有让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等在内的刑事犯们，在惊咋之余，无不佩服。她在狱中宣传李九莲无罪，宣传原“调委会”无罪，她和看守人员辩论“华国锋不如邓小平”……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是数十次地严刑拷打，每打一回都要问：“你还说不说？”“你还辩不辩？”
她回答：“我有口就要说”，“我有理就要辩！”
结果，她伤痕遍体地被拖回牢房，未等伤口愈合，她又被几个人高马大的大汉给架出了牢房。辩论中，她常常是喋血呼喊的，血随着那些话一齐从嘴里涌流了出来，或者，再没有了力气说些什么，只见一串串的血泡在嘴角鼓起，犹如孩子们用草管儿吹出的一簇肥皂泡。不过，后者在那五彩的泡影里寄托的是一片童稚的幻想；而这紫紫晶晶的红色泡泡，则鼓足了她以生命磨砥出来的不死信念。
客观地说，钟海源在理性上对华国锋同志并无多少认识，她与李九莲不一样，她不是个思想型的女人。她是凭感性认识他的：李九莲问题的定性，“调委会”的被取缔及其主要成员的逮捕，都是经过了他兼部长时的公安部点头的……她一旦油然爆发了爱憎，便变为火辣辣地呐喊，奋争。哪怕它将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哪怕它将导致送自己上断头台。
更让狱方觉得她“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是，她在被打断腿骨，又被戴上哗哗重镣的情况下，不知凭着一股什么力量站了起来，竟然又将自己的信念，刻在了号子的墙上。
那时，在社会上张贴反动标语，都是惊天动地、十恶不赦之事，她却将“反动标语”刻在了专政机器那钢青色的坚硬甲壳上。是她在表现自己对那庞大躯体的蔑视与嘲弄？抑或，是她用一种必将导致自己问题升级的特殊形式，向朱毅表明自己那与不死信念一样不死的爱情？
女人要是坚强起来，远比男人更坚强。男人的坚强，有时还得依傍点什么，而女人的坚强，则犹如浩瀚沙海里一棵卓然独立的仙人掌，无法从外界吸取、滋补点什么，全凭自己的撑持……钟海源判刑后，被押送到南昌市郊区西河砖瓦厂服刑。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她。她父母死得早，她的丈夫，则像一支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的水银计，几乎她前脚被抓走，他后脚就去了法院递上离婚状纸。离婚的态度是如此坚决，两岁的女儿也未曾让母亲见上一面，而且，连一张手纸、一把梳子也不给送去。
人处于黑暗的绝境，若有一点点爱，即使不是爱，就是几分理解与同情也行，化为前方一点豆大的亮处，他也许就能追着这一线弱光，拼了命去跋涉……李九莲也未能获得这一线弱光。
从1975年6月由兴国押去了珠湖农场，直到1977年11月又押回赣州待执行枪决，在这两年半间，她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她不掷去一个字的目的，显然是不想牵累家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哥哥、妹妹，似乎也就坦然地接受了她的这一想法，在这两年半间，竟没有去农场探视过她一回。
是压力太大吗？
朱毅以后也被送去珠湖农场劳改，才进去十三天，他的嫂子，南昌一个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就风尘一路赶来看了。不让探视，因为不是探视的日子，她却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她不觉得这有辱于知识分子的斯文。
即使是压力太大，家里四、五个人，每个人每月轮流给蒙难的亲人写一封信，也可以。若信里告诉了她，在赣州，有那么多人，一批批地为她的问题而坐牢，这既是对她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同时也意味着她有了某种责任，在监狱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谨慎、稳妥，她的命运将连系着大家的命运！
可始终没有一封这样的信，始终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在与世隔绝的孤独里，孤独可以成为一块打磨思想光辉的砥石。李九莲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她用自己的语言写在一份份交代里的思想，在不少基本问题上，在六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较为科学、充分地表述--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遇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