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生清白，在黑夜照亮了一切
你一生清白，我却看不见你
看不见月里的玉兔、神仙和广寒宫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岁月将洗去我眼中的白翳
让我真的见一见你呵
你会奇怪，一个盲人
怎会知道你的清白
不怪，不怪，那是希冀呵
求索呵，求索，向往呵，向往
--李九莲：《月亮--一个盲人的诗》
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某支左部队赵副师长，由南昌回到赣州，不同意此意见，即携李案材料，重返南昌，向正在南昌的刘云主任作了汇报。然而，这回刘云重申了地委常委意见。固执己见的赵副师长，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了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未等查阅案卷后说：
“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程当即批示：
“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赵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传达程世清的指示后说：
“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
判决书
（71）赣刑字第3号
现行反革命犯李九莲，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工人，个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家住本市陈家巷七号。拘留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李犯思想极为反动，政治野心勃勃，于1969年2月2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曾昭银同志投寄一份全长约七百字、署名为“你明白的人”的反动匿名信。信中大肆攻击党中央、林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1969年又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内容十分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李犯表面伪装积极，骨子里反动透顶，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自1969年5月15日--1974年5月1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1年元月5日
想是惧怕程世清的“威势”，这个显然没有“从严处理”的判决，未敢宣布执行。“九·一三事件”以后，以判决书里反林彪为主罪的李九莲，并没有得到开释，直到次年程世清被当成“林彪死党”押解赴京，李九莲问题才迟迟得到重新处理。显然，昔日认为李九莲不够“从严处理”的地委常委会、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此时也认为她并不是无罪的--
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
你厂报来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多次调查审理后，于1972年6月10日我部党委讨论认为，李九莲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本应依法处理，但因交代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本人年轻，家庭出身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此复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2年6月20日
李九莲政治结论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
三、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
处理意见：
性质虽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代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重新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中共赣州地委
1972年7月18日
1972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李九莲获得释放。
挚友丁成华，问了李九莲在监狱的情况。有时她讲得很连贯，有时又时断时续，仿佛人虽自由了，可那回忆还在泥淖里挣扎……
“虽然我看错了人，但我是天真无邪的。即使跳到火坑里，会悲苦，也会大笑和歌唱。你们是不晓得那里面的生活。在那里，善良正直的女性是要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折磨，要求未遂，就要被毒打，这种男人的心理你是晓得的吧。眉来眼去反受优待。我没有什么资本，只有一个气节，名节。我晓得转眼之间我就会化为粪土，但人得有正气，邪气就近不了身。”
“我刚进去的时候，心里很苦，也想早日出来，日子久了，慢慢静下心来了，我是准备坐二十年牢，准备林彪有二十年的命。真想不到，他垮台了。我出狱前，有看守告诉我现在国际上发生了大事，中美建交了；国内也发生了大事，林彪反党了；你家里也发生了大事，你父亲死了。我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父亲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喜的是，料不到林彪这么快就垮台了！我是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过了三年呵，哪一天不是怀着希望起床，又怀着希望躺下睡觉，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怀疑赣南就有林彪的人。1971年7、8、9三个月，看守全部都调换了。在这三个月，我几乎经常挨打，有时候随便一个借口就毒打一顿。他们那么高大，围着我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子，真是亏得他们下得了手。那时候，我就事事小心，免得无谓挨打，可还是免不了。有一次，他们讲我拿了一根针，缝衣针往常都是用后插在门上，现在门上没有了，我又根本没有拿，结果就限我一定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到。我东找西找也找不到，我说我实在没拿，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有天晚上，不准我睡，要我跪，还要头上顶着床棉被。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就向他们要求，今天不跪了，明天再补跪，同号子的人也帮助我求情，这样才让我睡了。第二天劳动休息时，大家都在休息，我也想躺一下，舒展一下疲困的身体。他们看到了，又要我跪在太阳底下，虚汗流了一地，7、8月的天气那么滚热，我都觉得冷得发抖。他们对我说：‘你以为坐牢那么容易，我们不仅要你在政治上头破血流，还要让你身体头破血流！’”
“打人的方法也是奇怪的：有时候叫犯人打犯人。有次，叫我去打一个犯人。我说：‘我是个政治犯，没有打人的权利。’他们说：‘你不打，就打你。’结果又是挨了一顿打。再有一次，要我把手伸到牢门的小窗外，他们就用枪通条隔着门抽，抽得两只手和臂膀弯不过来，穿衣服都困难。第二天，我劳动时一定要我穿长袖衣服，我心想：你们打都打得，还怕人家看见？我就偏穿了短袖衣服去劳动……”
“他们这样地折磨我，我心理、身上虽然难受到了极点，可是还是尽量做出开朗的样子，他们也觉得无可奈何。有一次就问：‘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李九莲在牢房里的编号），要怎样才会使你老实些？’我就说：‘你们拿纸笔来’。我就写了一份上诉材料，说明：我哪里是反对革命？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父亲以前是受苦人家出身，三十多岁才结婚，那么穷苦，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我有什么好处？我不为工人阶级设想，为谁没想呢？打我成反革命，我一生一世想不通！可进了牢房，我还是真诚地改造自己，现在你们这样三天一打、五天一跪，我无论精神上、肉体上都吃不消，即使我真是敌人，无产阶级的改造政策也不是这样的改造政策。你们如果把我折磨死了，你们要负责任……”
“他们这样打我，连同牢的人都奇怪。他们问：‘你年纪轻轻，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说：‘你们犯的是反毛主席的罪，我犯的是反林彪的罪。毛主席的政策不会这样对待犯人，林彪就容不下我。’7、8、9三个月以后，挨打就少了，可是看守又经常威胁我：‘不准你翻案，不准你翻案！’我心里还琢磨不出这是个什么意思，当时我还不晓得林彪垮台了，总以为是我写了那份上诉书的缘故。”
“出狱那天，看守长问道：‘怎么样？年轻人在此度过了三年美妙的青春，有什么感想？’我讲：‘不怎么样。’他又问：‘好不好受？’我讲：‘不好受。’他讲：‘你反林彪是这样，我不反林彪，还不是照样吃饭穿衣。’我顶了一句：‘跟你们一样？是副主席就举旗子，不是副主席就踩一脚。’他好气，又正告我；‘不准你以后到群众中去讲！’那时，可惜我记不得《红灯记》中‘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的台词，要记得，我就要再顶他一句。他们讲话都是这样的刻薄，恨不得每一句都血淋淋地刺到我的心里去，好像总要和我较量精神力量一样……”
丁成华有一次问李九莲，在牢里有没有想死？她讲：
“想过，有一次，那些折磨实在受不住了，我就想活着受罪没什么意思，想寻死，想找把小刀挑开胸来，让人家看一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这念头很强烈，有好几天晚上我就觉得死神在我身边……可是想到一死之后，许多事情都讲不清楚了，才慢慢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只要不枪毙我，我就要活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也就是这样熬过来了……”
丁成华记得李九莲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面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李九莲获释后，被安排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选矿厂当徒工，每月工资十六元。
她对自己的政治结论不服，于1972年11月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提出申诉，又到南昌，北京，向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改正。处处的台阶，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处处的面孔，都像北方的冬天那么冷。不过，将她的申诉材料转了又转，将她的政治性命踢了又踢。最后，还是在赣州有了点反应。次年2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致函给画眉坳钨矿革委会，内称：
“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她，对李九莲政治上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把她当敌人看待。在生活待遇上，应与一般职工相同，不要有所歧视，并请你们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宣布。至于她的工资问题，也请你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规定，与劳动工资部门联系，予以合理解决。”
画眉坳钨矿党委向李九莲本人宣读了此函，并给她定为二级工，由原来的十六元增加到每月工资三十七元。
函件中对于李九莲问题的“现行反革命”性质仍没有松口。算了，算了。在北京街头，她曾碰见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寒风中乞讨，李九莲不自禁地和她聊了一会儿。原来她也是来北京上访的，她丈夫参加过新四军，“三查”运动时却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头头，关进了监狱，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五、六张嘴，全凭她领着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为别人洗衣服、拾煤核……最近听说丈夫由于刑讯逼供，在监狱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在当地告状无门，一急，从没去过县城的她，便抱着个最小的孩子来了北京。已经来了半个月，也是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未等她走完那些迷宫般的高楼深院，口袋也空了，可问题还是八字没有一撇。妇女说着，说着，围有黑晕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早知这样，还不如去南普陀求观音娘娘。去那儿爬山顶，就是一级一叩头，级级叩出血来，也没有这样难啊。”
李九莲也囊中羞涩，一个只工作了半年的小工人，能有几个钱？除了留下回去的车票钱，她却全掏给了这位妇女，她本来还想添一句：大嫂，面对这冤狱遍地的中国大地，那些高楼上悬挂的国徽，已经麻木了，你就快回去吧。
此时，李九莲自己也决定算了，权当是林彪还在台上，权当自己还关在牢里！
说是说“不要将她当敌人看待”，可周围的人们打量她的神色，大抵总是异样的。上班时，人们貌合神离地与她在一起，下了班，她总是茕然一人。日记不能写了，排泄深深寂寞的唯有歌声，她特地带了一管笛子到画眉坳来。或是向隅而吹，或是坐在山岗上，让笛声随松风悠悠飘散。她能够吹的曲子并不多，只能吹《红头绳》这一类当年流行的、且又多少带有抒情性的曲子。她吹得也并不怎么好，有时节奏吹乱了，她就索性唱起来：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家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喜儿唱这只歌的时候，才十八岁。而她，姑娘虽然还是姑娘，可再过两年就二十八了。人世哪个角落里，也总会有好心的人们。有人听出了姑娘笛声里的哀伤与幽怨，便想起给她介绍对象。那男的在矿上当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三十六七岁了，仍是一个王老五。经这一撩拨，李九莲顿时也听懂了自己的笛声，自己像花盆里一株缺水的正枯干下去的水仙，太需要有人爱了……
她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父母，爱兄妹，爱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生存能力却极强的同学，爱在“6。29”武斗中倒于血泊的红卫兵战友，爱在北京街头碰到的那位抱着孩子乞讨的妇女……自然过去也打算爱曾昭银。可结果呢？
一个人若情感上的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便如经济上的支大于收将导致拮据、破产一样，也将会导致枯萎、凋落。何况李九莲也是血肉之躯，她的中学同学现在大抵都成了家，有的正在将自己这一代人因“文革”而破碎的梦，通过热乎乎的奶瓶兴冲冲地灌输在孩子的身上……
她默许了。不可能没有几缕悲哀，自己的婚事竟得通过媒约之言；可心里也萌生了如是的念头：想必他也是一颗受了伤的心灵，两人若结合了，说不定能相濡以沫，互慰终生……介绍人去找了技术员。那人嫌李九莲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且拿在群众手里。不同意倒罢了，仿佛此事还为他脚下垫了一块什么，工人里去说，科室里去说：“李九莲想找我，笑话！难道搞起政治运动来，要拉我去当陪斗不成？”
李九莲听说了，不可能没有一点气恼。可转念一想：彼此“知根知底”的曾昭银，为那封信都能将自已卖掉，何况这个对自己并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的技术员？他这样想，这样说并不奇怪，说的也是真话。她对介绍人说：
“我们国家里运动多，运动一来，像我这样受过处理的人，便是当然的运动员了。谁做了我的丈夫，到时候也真是要跟着陪斗的。我谢谢你了，可以后千万不要再为我提这种事了……”
此后不久，矿上传得沸沸扬扬，那个脚下垫了什么本来形象应该高大一点的技术员，竟和一个远近闻名的“破鞋”拉扯上了……李九莲听说了，当着众人的面，随一声撕肝裂胆般的喊叫，人几乎昏厥过去：
“人家宁愿找个‘破鞋’；也不要我这样的人啊……”
她又当了电焊工。这是她在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干的本行。领导上调动她的工作，也许是出于那份函件精神的考虑，可领导上却不清楚三年的监狱生活，给她的身心留下了多少创伤。今非昔比，身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上下几个长长的陡坡，好不容易到了工作点，又蹲不住，干上一会儿，她就晕晕晃晃，觉得人要倒下来……
有人向她透露：
“矿上的子弟学校正缺英语老师，你身子不好，要是懂英文，你不妨去找领导讲讲。”李九莲在中学六年里学的是英语，自信找来课本温习几遍，教初中学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和纯洁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将自己的爱洒向他们，同时也接受他们的爱，对于久遭厄运，终生将呆在这僻远山沟的自己来说，不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她想，先得和子弟学校说说，如他们不同意接受，领导上同意了也是白搭。
过了几天，李九莲在食堂吃饭，正碰上矿上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她鼓足勇气，来了个毛遂自荐，未料到那老师如获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