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治国》，即治理国家。本篇主要论述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即重农禁末。
也许有人会问，管仲学派一向主张重农，但不主张“禁末”，这里为什么又要“禁末”呢？在这里，我们需要稍作解释。这里所说的“禁末”，并不是指要禁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要在农业区域禁止生产与玩好文绣和雕琢等奢侈手工艺品的风气。因为正如文中所说，从事奢侈品生产的人，劳动一天可供五天享用，而农民一年到头劳动却不能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若鼓励手工艺品的生产，农民就都会舍弃农业生产而去从事工艺品生产，从而造成田地荒芜，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就会使国力削弱国家贫困。因此，为了平衡农、士、商、工四民百姓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政府必须调节各行各业百姓的收益，实行重农禁末的政策，使农民能够专心从事生产，以此来富国安邦成就霸业。
十分重要的是，管仲学派抓住了治国的关键问题所在，把粮食视为国家的经济命脉。认为有了粮食可以云集天下财物，没有粮食就会财物散尽国家空虚，这样一来，势必会“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由于认识到了这个根本问题，从而能够追本寻源，以致顺利解决治国大事：治国首要是治乱，治乱首要是安民，安民首要是治贫，治贫首先是致富，致富首要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首要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首要是轻重之术。抓住了源头，富国安邦也就轻松了许多。
本篇充分体现了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即爱民和富民，认为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从而达到用民，最终实现“政通人和”的目的。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地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也。
注释
七十九代之君：泛指上古历代君主。
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而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注释
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据姚永概之说，此句应移至“夫以一芪养四主”一句之前。
原文
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也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人粟多，人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令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注释
常山：应作“嵩山”。河汝：指黄河、汝水。
译文
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足，人民富足则易治理，人民贫困则难以治理。如何知道它呢？人民富裕则会安土重迁，安土重迁则尊敬君上害怕刑罚，这样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困则会轻视家园，轻视家园则会欺凌君上触犯禁令，这样就难以治理了。国家安定则会富裕，国家动乱则会贫困。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必定先使人民富裕，然后再进行治理。
从前七十九代君主制定的法度不同，发布的号令有看到，然而都能称王天下，为什么呢？必定是因为国家富裕而粮食众多的缘故。国家富裕粮食众多来源于农业生产，所以先王很看重农业。大凡治国最当务之急的，必定是首先禁止工商业和奢侈品生产。禁了，百姓就没有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了，于是势必从事农业生产。人民从事农业则会使土地得到开垦，土地被开垦则使粮食增多，粮食增多则使国家富裕，国家富裕则使军队强大，军队强大则作战必胜，作战必胜则使国土辽阔。先王知道人口众多、军队强大、领土辽阔、国家富足都必定源于粮食，所以禁止工商业和奢侈品生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如今从事工商业和奢侈品生产的人，劳动一天可供五天享用，而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却不足以自己养活自己，如此一来，人民就纷纷舍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于是造成田地荒芜国家贫困。
凡是碰到农民所产口粮每月不足而年终略有盈余的情况，而官府却不分时日地横征暴敛，那农民只能以借一还二的高利贷去应对官府的征敛。耕种锄草是有时令限制的，而雨水不一定充足，那农民就不得不以借一还二的高利贷去雇用帮工了。商贾在秋季以五分价格买粮，春季又以十分价格卖粮，这又是一笔借一还二的高利贷。关市征收的租税，国库征收的赋税，要收取十分之一的粮食，以及各种徭役，这样一年四季总算下来也相当于借一还二的高利贷了。因官府的征敛而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借一还二”的负担多达四项。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要养活四个债主，因此即使惩罚迁徙逃亡的人，也不能阻止人口外流，这就是粮食减少而人民没有贮备的原因。
嵩山以东，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而凋谢期晚，那里是种植五谷的良地，每年耕种四次而相当于五次的收获。中等年景亩产二石，一个农夫可生产粮食二百石。如今粮仓空虚而人民没有贮备，农民不得不卖儿卖女。就是因为君主没有办法调剂平均各行各业的收入。因此先王总是能使农、士、商、工四民收入均衡，即使相互交换职业，年终所得收益也无法彼此超越，于是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益能与其他各行业均衡。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使田地得到开垦，奸伪巧诈无法滋生。田地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增多则国家富足；奸伪巧诈无法滋生则使人民安定。国家富裕而人民安定，这就是王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