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算得出来，他几乎没有时间陪家人和教育孩子，也没有给自己留什么时间。他于是给他们购买最好的教育产品：儿子在澳大利亚读商科，他希望儿子回来接他的班；女儿在英国读艺术，他认为女孩子幸福就好。他给他们买了房子和车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吃自己小时候吃的苦，但他的儿女并不买账，去年他才知道，儿子在澳大利亚早就不上学了，一直在用家里的钱玩。他回去劈头盖脸骂老婆不管教，老婆积怨已久，和他大吵一架。之后他在办公室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回家的时间更少了。
“揾食嘛（广东话：找口饭吃嘛），是这样的啦。”他叹口气。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那个梦想，他又精力充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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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太太Lily
Lily在大学时曾经是出色的校花级人物，优秀、漂亮、阳光、追求者众。她在一次外企的面试中打败11名面试者，成功入围。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她是第一个转职的管理培训生，是公司亚太区第一个女性市场经理……
工作第五年，在一次交流会中她遇到了J，他认真工作的样子让她倾心。一年后他们步入婚姻殿堂。结婚第二年，她生了孩子，没有再去上班，成为全职太太。而J的努力也获得回报，事业发展顺利，收入也很稳定。
30岁的她成为女生闺密中最让人羡慕的一个。每天早上做完早餐，送孩子上附近的国际学校，然后自己回来练习瑜伽，看看书。中午简单吃些东西然后午睡，起来和几个朋友喝喝下午茶，下午五点把孩子接回来，一边做饭，一边看看电视。晚上在灯光下给孩子讲讲故事，把故事里面的坏人编成加班陪客户不回来吃晚饭的爸爸的名字，引得孩子哈哈直笑，然后睡去。
这样的美好生活，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她不太敢参加同学聚会，也尽量躲着自己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每次看到当年不如自己的同学、同事（尤其是女同学）递过来写着总监、总裁的名片，每次商业的话题她都插不进话（那些曾经是自己的专长啊），每次听到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间又达成一次合作，她总会怀疑自己，今天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自己是不是应该出去做点什
全职太太Lily给自己的打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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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工程师振华
振华26岁，四年前从内地一所中等高校数学系毕业，大三开始学习编程，从此开始疯狂地迷恋编程。他现在的工作是一名IT工程师，在一个公司做研发。
振华的父母是一个小城市的公务员，暂时不太需要他供养。他还没有结婚，也没有找女朋友——这个年代已经不流行了IT男了，女孩子们认为他们不够炫、不够有趣，沟通起来显得有点木讷——他自己也不太着急，每次就哼哼哈哈地应付着电话里着急的父母。
振华对钱没有什么兴趣，现在每个月10000的工资他觉得足够了。他住在一个三居室里的一间，每天中午吃20元的外卖。他对创业不感兴趣，也不想升官。因为技术好，公司曾提拔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管，后来却因为实在不善于沟通又退了下来。振华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技术高手，做一个牛×闪闪的网站或者产品。程序员的职业生命其实不太长，在30岁以后就会随着体力下降而“衰退”，振华觉得时间紧迫。为此他天天挂在技术论坛上，业余时间还用蹩脚的英语去国外的专业论坛与人沟通，再回来现学现卖。三年下来，他慢慢成为国内坛子里几个重要的ID之一。
虽然自己在技术道路上越走越深，但别人都在这个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团队，自己在北京还是孤身一人，他偶尔会有点落寞和寂寞。不过每当电脑屏幕上刷出来新的帖子，他就两眼发亮，一头钻了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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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爸爸
54岁的农民爸爸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六点起来，吃点东西，然后带上镰刀和烟，趁早上天还不太热的时候，下地干点活。中午在树荫下面抽抽烟，回去睡个觉。下午继续干活到五点钟。晚上老伴做好饭，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然后看一集电视剧。如果没有人来串门，他大概九点不到就睡下了。
这个村里只有老人和女子。年轻人一到十五六岁，就会被在外打工的同乡拉出去，或者去县里的中学上学。每年的大年初一过后，你都能看到各家都在给孩子准备东西，然后是汽车站长长的送别。一群老人在村口抹着泪送走在汽车上满怀兴奋、来不及回头的孩子。他的大儿子今年30岁，离家已经12年了。
儿子在城市里的第八年，有了自己的家庭，租了个大房子。儿子曾经想把他们接到城里，他去了几周又回来了。城市里面有太多他不习惯的东西，闹哄哄的街道、不是蹲式的厕所、12点都不关灯的商店。而且家里面两个老人不能没人管，他也放不下村里面那群邻居、乡亲，还有自己的两亩地——虽然每天干完活，腰上都好像夹了个大钳子，直不起来。但是看着夕阳下的田地、弄得妥妥的庄稼，想起自己就这样养大的三个孩子在外读书工作，心里面有说不出的舒服，觉得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最后这个生涯故事你一定熟悉，他们是我们很多很多人的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当我们势利又刻薄地把人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时候，当我们竭尽全力让自己“洋气”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忘记了，往前倒推不超过三代都是农民，是他们养活了我们。
虽然他们的生涯在我们看来差异很大——我们被功利腌制过的大脑会下意识地排序：企业家比工程师好，女人当个全职太太还不错，而谁愿意去当一个老
但是从生涯四维度来看，他们的生涯幸福感的分值很接近，这意味着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收入、社会地位千差万别，却各自都有让生涯变得幸福和有价值的可能。
一个企业家、一个全职太太、一个工程师、一个老农，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生活状态的人，他们对幸福定义的方式各自不同。当我们看到人生的方向有很多种时，我们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通过努力获得幸福。
好的生命，是有事做，有人爱，有问题可想，有选择的自由。
4你更尊敬哪一种
总统与鞋匠
当林肯在参议院发表他的第一次演说时，有一个傲慢的议员站了起来，他来自富裕显赫的家族，从心里看不起林肯这个来自最底层的律师。他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整个参议院的人都笑了。
林肯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环顾参议院，对大家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么好。”林肯转过来，眼睛直视那个尝试羞辱他的人，“就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会磨脚，或者有不合适——虽然我不是一个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了技术——我可以改正它。对参议院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如果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地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在林肯看来，他父亲的深度与他的高度相比，毫不逊色。
清华教授和老校工
“清华教授和刚才擦桌子的老校工。到底谁更应该被尊”
我在给清华大学生上职业规划课前，向在座的200多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在清华这样的学校，学术能力几乎是唯一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个提问甚至有点挑衅。
下面果然一片安静。
我清清嗓子说：“他们一样重要。”
“我们可以从学历和工资层面知道两者的差别，但是这两个人为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不会有明显的区别。那位老校工之所以是老校工，也许并非个人不够努力，而是生活的选择，或者错过了某个机会。而那位清华的教授，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天赋，也许还有家庭的经济、教养环境和社会机遇的帮助。他们的职位无论高低，都受很多非自己的因素影响。我们不应该用职位的高低判断人格的高低。”
“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待别人、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判断他们的人格。我也经常在各大学见过那些不好好讲课、没怎么做研究、忙于项目、没有心思上课、10年不换PPT的教授。”我继续说。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擦黑板的校工，他的年龄与我父亲相仿。他先是用洗干净的湿毛巾把字全部擦掉，然后用力在黑板槽里面把粉笔灰抹干净。他做这件事情时非常慢，这样会少扬起一些灰。然后他用餐厅刮桌面的一种橡皮刮来回刮了三次，使黑板变干。当所有这一切做完以后，他退后一步，眯着眼睛看看黑板是否干净。当他看到边角有一个刷子够不着的死角，便向前探着身子，走过去用手擦拭干净。看到我过来，他赶紧加快手上的动作，然后拿起水桶离开，顺带给我一个微笑。
“所以我认为，一个不好好讲课的教授，跟一个刚才认真擦黑板的校工相比，后者的生命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但是我们能够选择在路上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姿势前进。”
农民和诺贝尔奖得主
1999年，杨澜在美国采访了198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开始谈那段美国人不太会感兴趣的中国生平。
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王双贤小时候家境殷实，三个哥哥都是读书人，家里却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她学习。王双贤从小立志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在日后困苦的生活中，硬是供崔琦的三个姐姐先后从大学毕业。
崔琦12岁（1951年）那年，由于当地连续两年没有开中学，母亲决定把他送到香港读书。1958年，崔琦在香港培开中学考取了美国全额奖学金。父亲重病在床，作为唯一的独子本该回家尽孝，母亲却隐瞒了此事。第二年，父亲去世。因为害怕崔琦分心，母亲一直守口如瓶。1967年，28岁的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去世。崔琦12岁的那一次与家人分开，竟成诀别。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将会怎”杨澜讲完以后停顿了一下，她等待崔琦讲出那个她期望的答案：知识改变命运，人应该在年轻时开阔眼界，如果当时不离开，可能我现在只是一个农民，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崔琦却说：“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这样，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爸爸妈妈就不会死。如果时光倒转，我宁愿陪在父母身边，不去什么香港、美国……”说着，60岁的崔琦哭了。
杨澜也哭了，她以一个主持人的直觉明白这才是这次访谈真理乍现的瞬间，她多希望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此刻能理解崔琦说的话，推出一个特写镜头抓住这一刻。让杨澜吃惊的是，审片的时候，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她问摄影师：“你们不懂中文，为什么会拍下这一”摄影师说：“你们不是在讨论妈妈世界上‘妈妈’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此事震撼了杨澜，她回忆说：“诺贝尔奖也好，科学成就也好，社会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所谓的成功故事层面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杨澜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生命其他维度的存在。
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转：12岁的崔琦被母亲牵着手站在村口，等待送他出县城的班车。而他在恍惚间，突然窥见自己未来50年生活的两个版本——一个是河南平顶山平凡的农民，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还会做出那样的选择还是12岁的崔琦需要更多经历、理解更多、体会更多，又或者拥有或失去了其中一样，才能知道另一样的重
这一切都没有人知道。后来他回到香港的母校与同学座谈，记者问他：“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什么最重健康、事业、宗教，还是别的什”他安静了一下回答道：“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认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此刻的崔琦认为，宽度比高度更加重要。
那一年杨澜27岁，她的采访经历让她比常人能更早触及这个生涯的智慧：生涯不仅有高度，还有宽度。正如坐标系显示的一样，这两条轴线只在原点相交——即使再高的高度，也无法弥补任何一点宽度。它们本就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不识字的农民，还是诺贝尔奖得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资料来源：优酷网《杰出华人——崔琦》）
在每一个维度上，我们的人生起点都不平等，也充满了限制。但是至少我们有了更多的生命维度：高度、深度、宽度和温度。如果道路不能行，至少我们还有天空和大海可以前进。立体的生涯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更多可能——在更多领域找到那些能够改变的限制，而接纳那些不能改变的限制。我们身处现实的残酷、社会的不公平、人生的不平等，但依然能找出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活出自己最好的可能。我们尊敬这样的人。
5你的人生模型是什么样
生涯32度
如果人生有四个维度，那么每个人在不同维度都有自己的满意值。如果我们能用一台3D打印机——以高度做X轴，以深度做Y轴，以宽度做Z轴，用颜色表示温度，那么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出现一个自己的形态。我称之为“完美人生模型”。
一个思想家的完美人生模型也许像一个指向远处的箭头，直至未来。高度宽度平平，温度呈现思考时的冷静色彩；
一个政客的模型像尖耸的冰山，高度不可攀，深度一流，但是宽度和温度低得吓人；
一个受人尊敬的母亲的模型像一个你们家旁边的小公园，虽然不高也不深，但是温暖简单，老人、小孩、流浪汉、猫猫狗狗，都能在里面坐着晒太阳；
一个诗人的模型也许是一团翻滚的火焰，温度高得烫人，但是其他几个维度却被烤得完全定不了型。
每个人的人生模型都像指纹一样，不尽相同。企图活成别人的样子的人更是个笑话——你觉得是粉红的圆锥美丽，还是褐色的六边形好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件艺术品，你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件。
如果你能选择自己的生命方向，你会期待自己的人生变成什么如果让你对这四个维度排序，你又会如何选
正如我们不会每次走入饭店都点同一道菜，你没有必要一辈子只选择一个维度发展。但人生精力有限，大部分人都会找到一个突破点，做到极致，其他平衡就好。
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的模型像个微冷的大金字塔——高度为主，兼顾宽度和深度，温度最次；而女性的模型则像一个温暖的圆抱枕——宽度第一，温度第二，深度和高度差不多就好。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在高度宽度为主的职业，如政治、经济、商业、学术、专业技术等，能有更多优势；而女性会在温度和宽度方面，比如家庭关系、公益组织、助人、身心灵等方面，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