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处，他说：“操，想玩我，他还嫩点儿！”
两个小时以后，他从朋友家给大亨打了个电话：“我刚到凤城，银行已经下班了，找不到人。”
正在大亨处的工商部门的人说：“你在那等着，明天上班就去办！”
杨泽连连称“是”。
第二天，杨泽又给大亨打电话：“银行已经入账，拿不出来了！”
工商部门的人说：“这么快？你让银行出一个证明！”
很快，银行出具的20万元已入银行偿还贷款的证明交到了大亨的手里，大亨再一次傻了眼。他当然不知道这也是杨泽一手策划的。杨泽在银行里有人，20万元还在杨泽手里。
钱已经成了杨泽的囊中之物，工商部门最后裁定大亨必须按20万的数额提货别无选择的余地。
大亨穷途末路，最后只好按合同规定的每条186元的单价提走了价值20万元的毛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有一出古戏叫《三打祝家庄》，这里所要讲的是丹东市的骗子三打石家庄，故事要比那出古戏曲折得多。
丈夫尹春勇是丹东市一家小商场的经理，妻子刘淑珍则是市效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小商店的老板娘。夫妻俩都长得黑黑胖胖，给人一副憨厚相。无论是谁都难以想象，就是他们把上海一家公司在石家庄的一批价值2400万元的白布，用480万元的订金就骗到了手。
上海人的精明是世人公认的，谁也说不清为什么精明的上海人会败在了看似憨厚的关东人的手下。
也许是这家公司的办事人对丹东市骗子多的传言不屑一顾，也许是这家公司太想在憨厚的丹东人身上大赚一把了。总之，上海人把273元一米的白布提到288元一米时，尹春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上海人欣喜若狂，以为这回可抓到冤大头，孰不知骗子搞货是从不讨价还价的。
上海人说，货在石家庄。尹春勇说：太好了，这样拉货近点。心说：这样更容易做手脚。上海人说：必须先交20%的订金才能提货。尹春勇在心里算了一下，2400万的20%是48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啊！但还是心一横，说：“可以。”上海人想：能拿出480万元订金的主顾，想吃进2400万元的货是不会有问题的。尹春勇提出：这么多的货我不可能一次拉完，所以订金不能一下都交完，必须拉多少货就交多少订金。
这个要求虽然有点不近乎人情，但在生意场原则的范围内，精明的上海人根本没料到老实巴交的尹春勇会趁机大咬自己一口，他们满口应承。
尹春勇夫妇匆匆忙忙赶回丹东，以上次从别处骗来的价值150万元的电气两用炉作抵押，从“抬钱人”（高利贷者）手中拉得资金40万元，然后以这40万元作订金，一打石家庄，拉回来价值200万元的白布，货物送抵丹东后，马上向早已联系好的客户，以120万元的低价抛出。接着又以这120万元作订金，二打石家庄，又拉回了另一批价值600万元的白布……
如此这般，3次往返，终于以480万元的订金，从石家庄拉加顾2400万元的白布，历时不到两个月，除还给抬钱人本金40万元加利息30万元共70万元，剩下的就都是他的事了。除去各种损耗，如果就赃物全部售出，他可以净得900万元。当然还要等些时间，因为目前还有一大批白布仍压在仓库里，不少做正当生意的守法商人正云集丹东市，静等这批白布以更低的价格抛售呢。
尹春勇三打石家庄，损失的并不是石家庄的生产厂家，因为这批货他们还按273元一米的价格卖给了上海。自认聪明的上海人满以为能大捞一把，可谁料却狠狠地摔了个“狗啃泥”，恍然如梦初醒，后悔晚矣。
在银行汇票上做手郐，然后利用汇票账号有误银行不能及时划拨的机会再行其他手脚，从而达到行骗目的，这是丹东骗子的高招儿。
1992年7月，丹东市晨风贸易公司经理刘敏在广西某罐头厂订了60万元的罐头，临出发前，他去银行如数汇去60万元货款。开户银行，正确无误。账户名称，正确无误。在填写账号的时候，刘敏故意将最后两个号码颠倒了一下。
刘敏曾经做过试验，一般人只注意用汉字书写的开户行和账户名称，而对账号只大略看一眼而已。如果对方看出破绽，也可以疏忽大意搪塞过去然后溜之大吉，大不了失去一次行骗的机会，不会留下大的后遗症。
于是，刘敏不远千里赶至广西，与厂家洽谈业务时把汇票交与厂方领导过目，结果是不露马脚，对方反而高度赞扬刘敏办事果断，不拖泥带水，并真诚希望能长期合作。
厂方遂将汇票交会计室下账，刘敏说：“别急，按商业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得在货物装车之后经过验收准确无误，才能把汇票交给你。”
厂方听了言之有理，人家已经把钱带来了，还怕人家赖账么？反过来倒是生怕照顾不周把这笔大买卖砸了。效率就是金钱，效率就是信誉。不到一天时间，60万元的货物全都装上了火车。
刘敏回到丹东市以后，立刻通过银行的关系给对方开户行发去急电：货物有诈，货款暂缓转账。然后将价值40万元的罐头以低于原价40%的价格抛售出去，获得赃款28万元。与此同时，他将近几万瓶罐头搬进一处偏僻的仓库进行“毁坏性”技术处理，或对罐头进行加温，或对罐头涂抹腐蚀剂。没几天，这批罐头便纷纷锈蚀变质。
刘敏煞有介事地请来了工商和卫生检验部门的专业人员，义愤填膺地声讨厂家制造伪劣产品的丑行，并当众将几万瓶变质的罐头推进了鸭绿江。整个过程均有录像和照片资料作证。刘敏对给他造成经济损失的厂家愤怒之至，使人不能不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
至于广西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先是银行发现账号有误拒绝向厂方划款，随后又接到买方开户银行通知，立刻冻结货款，任你出什么证明也不行。接着是厂方心急火燎地派人赶赴丹东寻找刘敏协助重新办理汇款手续。
这时候厂家并不知道刘敏的险恶用心，只是为巨款不能周转而着急。当他们赶到刘敏的晨风贸易公司时，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数以百计的顾客手里举着该厂出品的罐头，正在向售货员大喊大叫要求退货。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刘敏为迎接他们的到来亲自导演的一场闹剧。
厂方负责人百思不得其解，急切地询问到底出现了什么毛病？
刘敏大怒：“我正要找你们算账呢！”不由分说，便将他们拉到曾为他的商品作见证的工商部门，将事先准备好的录像带放给他们看。
厂方的人再一次惊呆了。
刘敏严正提出，要追回货款。
厂方的人说，由于账号有误，货款还在银行里。
刘敏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笑容，紧紧握住工商人员的手，“苍天有眼啊，你们一定要好人做到底，帮我们追回货款”。
刘敏当然不会再给厂家重新办汇款手续，厂家当然也不会轻易答应给刘敏退赔经济损失，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开始了。这时候虽然刘敏也提不出那笔钱，但因为没有划到厂家的账上，实际上这笔钱还是他的。而他卖罐头已经获取了暴利，所以他不怕拖。最后厂家受不了了，只好答应赔偿损失。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价还价，厂家要求刘敏按10%付款，刘敏答应了，给厂家重开了一张6万元的汇票完事，银行里的545万元当然又回到了他的账上。颠倒了一个号码，就净赚几十万元。虽然其中经历了一番周折，但他认为：值。
也许到现在为止，广西那家罐头厂还不知道这次亏吃在哪里。
如果说骗子没人管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丹东市就曾审判过60多名诈骗犯。但是骗风仍然难止，而且那些大家都知道的有名的大骗子，一个也没有落网。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其实，骗术高明的人就犹如泥鳅般难抓，他们往往专门钻法律的空子，为非作歹，而法律却徒呼无奈。
逃避法律追究的门道儿很多，门道儿之一就是以货顶款，这种行为已在前面提到过，这里不再赘述。这种以货顶款的手段从法律角度业年没什么毛病，所以无法追究法律责任。
门道儿之二：找人“扛杠”。“扛杠”又是个新名词儿，它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替罪羊”或“背黑锅”，找人扛杠就是找个替罪羊或者叫找个人背黑锅。
扛杠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找个离退休人员，而且最好是患绝症晚期的，担任公司或商场的法人代表，当然是要付重金的了。然后骗子开始出马行骗，等到对方发现受骗前来追款时，法人代表正奄奄一息或已经离世，所有的官司也就随着法人代表的离世而消失了。
另一种扛杠的方法是找个“死猪不怕烫”的人物当法人代表。妇强某人债台高筑，被逼上绝境、对生活已失去理智，此时你刚好可以趁人之危，二要你给钱，让他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而这种人却使执法机关左右为难，一旦判他入狱，所有债务自动一笔勾销，如何面对债务主啊！
丹东市有个外号叫马老大的骗子，他的遭际特别发人深思。1992年春天他从某市的一个工厂骗来价值80万元的一批校官呢，由于无力偿还欠款被某厂方面来人押去某市。按说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要投入监狱的，但是厂家坚持不予起诉，反而在某市闹市区给他开了个商店，要求只有一个：把所欠的货款再骗回来。至于去骗谁、怎么骗，一律不管。
从某种意义上说，某地骗子多，倒是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多实惠，跳楼货越多，物价越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便有了相应的提高，同时也繁荣了当地的市场，搞活了当地的经济。因此，有些骗子在当地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反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照应：每次出远门买车票、船票、飞机票是从不费力的，每次运货联系车辆或汽车也不困难。有关部门乃至执法单位也为他们大开绿灯，任由他们驰骋，来去自如，当然，“买路钱”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人统计也没法统计，全国的骗子公司一共有多少。如今在公司遍地的大千世界里，谁能说清哪家公司是骗子哪家不是骗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的骗子公司生意都很兴隆，虽然有的表现上装得很寒酸，那叫“真人不露相”，他在暗地里兴隆呢！
骗子公司何以兴隆？因素是多方面的。
因素之一：骗子胆大，不计后果。
据了解，凡是从事骗子行当的人，大都属于犯有前科的解教人员和行为不端的亡命之徒，这些人见多识广，胆大妄为，有的甚至公开说：大不了再进去一回。因此他们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生意都敢做，什么人物都敢骗。
因素之二：“抬钱”行业兴起，资金周转灵活。
“抬钱”也是近年流行的一个新词儿，但含义并不新鲜，就是放高利贷。由于骗子行骗须得有一定的周转资金，而且必须得现金，骗子自己是拿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向一些有钱人去借，就像前面“三打石家庄”一节提到的那样。要用东西作抵押，人家才会借给你，而且月利息高达80%至100%。
骗子们花钱大都毛手毛脚，从不吝惜，毕竟钱不是自己苦的血汗钱，当然不会心痛，再说，他们也已麻木不仁啊！挥霍无度的骗子基本都骗得一把就花天酒地乱花一气，花完了，再去骗。再骗又得资金，于是又去借高利贷，如此这般，周而复始。骗子多起来，抬钱人也就多起来。相比之下，那些骗子是很辛苦的。近几年，辛辛苦苦的骗子养肥了不少抬钱人。反过来，抬钱人又给骗子提供了许多方便。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骗子和抬钱人来说，却是一种良性循环。
因素之三：公家的窟窿无人补，公家的买卖窟窿多。
社会上的骗子很多，并不是个个骗术高明，前面提到的几位基本属于骗子中的“出类拔萃”人物。
被骗单位大都是公家企业，公家企业之所以容易上当受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姓“公”。
丹东市一家工厂的厂长在任职期间，工厂亏空24万元，怎么亏的没有人说得清，最后实在干不下去了，便辞了公职回家开小店去了，工厂没经营好，个人的小店却开得很红火。没有人向他追究任何责任，他也不需负任何责任。工厂是国家的，工厂的包袱由国家背。
因素之四：“跳楼商店”林立，关系网四通八达。
“跳楼商店”是从“跳楼货”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名词。至于“跳楼货”一词出于何处却无法考证，其含义大约是说货物便宜得足以使卖主跳楼啦。想来和“挥泪大甩卖”、“忍痛大牺牲”异曲同工，总之就是在说明卖主卖出的东西很便宜。跳楼货的出现大都是骗子为尽快出手赃物，获得周转资金，不得已而为之。
有了跳楼货，便有了“跳楼商店”。一些原本很正经的商店见经营跳楼货有利可图，便改成专营跳楼货的商店，更有一此有经济头脑的人为经营跳楼货专门开一个店。一时间跳楼商店如雨春笋，遍及丹东。
由于丹东市城市小，消费量有限，骗子不得不向外地开辟关系网，建立集散地，于是在那些新建立的集散地又出现了许多跳楼商店。数以百计千计的跳楼商店的建立，给骗子倾销赃物大开了方便之门。本文前面提到几起有关商品的骗案，大部分赃物都是通过这类跳楼商店抛售出去的。
因素之五：挂靠公家单位，骗得信誉。
国营商业的招牌总要比私营商业的名头响，某国家机关下属的企业听起来自然要比某私营企业更令人信服，所以骗子公司绝大多数都千方百计挂靠到公家单位的名下，每年或每月象征性地交一点管理费而已。有了好听的招牌，有了令人轻信的担保者，骗子们便如鱼得水。
点评：狐狸始终是狡猾的，今日的中国要想彻底打击消灭骗子是件很难的事情，也许只有“综合治理”的长期开展或许可以奏效，然而现阶段人们只有提高警惕，谨防上当为上策，毕竟狡猾的畜牲还是敌不高精明的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