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离开社会不可能得到幸福，正如植物离开土地而被扔到荒漠不可能生存一样。
——托尔斯泰
（一）
解放农奴的失败，让托尔斯泰再次陷入痛苦之中。此时他感到，医治他心灵创伤和让他的生活走向正轨的唯一方法，就是结婚。
可是，要和谁结婚呢？多年的散漫生活总是让他心有余悸。但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要试试才行吧。
塔基亚娜姑妈很赞同托尔斯泰的想法，她很快就替托尔斯泰物色好了一个对象。她就是离波良纳不远的阿尔谢尼耶夫家中的大女儿瓦列莉亚。
阿尔谢尼耶夫家的庄园距离波良纳只有7俄里，那是一座古老而舒适的庄园。这年夏天，托尔斯泰与瓦列莉亚开始频繁接触。然而几乎从他们交往的第一天开始，托尔斯泰就对瓦列莉亚的一些方面，特别是某些品行方面感到不太满意。
正当托尔斯泰犹豫不决时，他看到了瓦列莉亚从莫斯科给塔基亚娜姑妈写来的信。信中谈到了他们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痛快感受，以及对沙皇侍从官的良好印象等。
托尔斯泰读完信后，颇感气恼。他立即以嘲讽的口吻给瓦列莉亚写了一封信，告诫她大可不必将华丽的衣着、上流社会和朝廷的侍从官等视为自己至高无上的幸福，因为上流社会有许多“恶劣的东西。你明明不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你和它的关系只是依赖你那漂亮的脸蛋儿和带花的连衣裙，这绝对不会愉快，也不会庄重。至于朝廷中的副官们……我确实知道其中只有两个不是流氓、不是傻子，从他们那里有能得到什么快乐呢？”
此后，瓦列莉亚几次想恢复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但都未能成功。不久，她就出嫁了。
1856年时，俄国社会尖锐的思想斗争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托尔斯泰再次来到彼得堡后，发现《现代人》杂志社同仁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了。
《现代人》杂志因一直以来坚持进步的文学方向，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杂志同仁以德鲁日宁为首的贵族自由派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对立。不久，德鲁日宁退出《现代人》杂志，另行创办了《读者文库》，使之成为与《现代人》对立的贵族自由派阵地。
这时，托尔斯泰虽然同情农奴，主张进行农奴改革，但他依然十分强调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无形当中也与德鲁日宁等人更为接近。在德鲁日宁的影响下，托尔斯泰也一度站在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对立面，认为他们的不妥协态度过于尖刻和凶狠；他还与德鲁日宁一样，怀疑进步的俄国文学方向。
作为一位影响很大的年轻作家，托尔斯泰的言行引起了俄国进步文学界的不安，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担心托尔斯泰的才华会毁于那些“文学上的美食家”之手。因此，他觉得应尽可能争取托尔斯泰，“对他取得一定的影响力，而这无论对他或者对《现代人》来说都是件好事”。
在1856年第12期的《现代人》杂志上，刊载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托尔斯泰小说的长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准确地揭示了他的创作特点，并有力地驳斥了将托尔斯泰说成是“纯艺术的爱好者”的观点。
在文章的结尾，车尔尼雪夫斯基还用抒情的语调写道；
拥有这种才华是一个生命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有远大的前程——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会遇到许多新的东西，许多新的情感也会激荡他的心胸，许多新的问题将会打动他的思想——这是我们文学界多么美好的希望。他的作品又将从生活当中获得多么丰富的素材啊！我们可以预言，迄今为止，托尔斯泰伯爵给我们文学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他今后成就的保证；但是，这种保证又是多么丰富和美好啊！
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做法，无疑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他开始逐渐与德鲁日宁等人的理论疏远起来，虽然完全摆脱还需要一些时日。同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了好感，认为他“是个聪明而热心的人，很可爱”。
1856年12月26日，托尔斯泰等待已久的退伍请求终于得到批准。这时，他基本上已经无牵无挂了：同军队完全脱离了关系，不必受军职的约束；与瓦列莉亚的关系已经结束，结婚的念头暂时也放下了；解放农奴的雄心以失败告终，不再成为困扰他的大事。为此，他决定出国旅行，藉以扩大自己的视野，获得新的生活感受，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知托尔斯泰即将出国的消息后，专程来拜访了托尔斯泰。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表示，希望出国旅行可以“剥掉”托尔斯泰“那层精神外壳，因为这层壳的害处他似乎已经了解到了”。
1856年12月，《祖国记事》上刊出了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次年1月，《现代人》又发表了托尔斯泰长篇自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青年》。
《青年》引起的反响不如《童年》和《少年》，托尔斯泰自己对这部也不是很满意，称它为“小玩意儿”。不过，小说仍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二）
1857年2月初，托尔斯泰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乘坐马车来到华沙，然后从那里转乘火车，经柏林到达巴黎。
初到巴黎，托尔斯泰十分兴奋。这座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大城市早已为托尔斯泰所向往。到达的当天，他就去了大歌剧院，在那里与法国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
在巴黎期间，托尔斯泰遍访名胜，到了着名的卢浮宫博物馆，到了巴黎最古老的学府索尔邦学院，到了法兰西学院，到了巴黎圣母院，还拜谒了拉雪兹神父公墓，那里安息着莫里哀、博马舍和巴尔扎克等文化名人。
同时，他还不断光顾巴黎的剧院和音乐会，欣赏了《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尔的理发师》等名剧。所有这些，让托尔斯泰心情非常愉悦。他在4月5日这天在给鲍特金的信中说道：
“我现在住在巴黎差不多有两个月了，至今还不知道这座城市会不会有一天不再吸引我，或者这样的生活会不会有一天失去它的魅力。……总之一句话，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是没有想到过的。”
然而就在信发出的第二天，一件意外的事故让托尔斯泰对巴黎产生了强烈的厌恶。那天，他目睹了在巴黎广场上进行的一次残酷的机器斩首的死刑。
在当天的日记中，托尔斯泰描写了这一情景及给他带来的震撼：
……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壮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书》，接着是死，多么荒谬！这印象极其强烈。我不是个玩弄政治的人，但道德和艺术我却是知道的、爱好的，并且弄得清楚的。断头台弄得我很久不能入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
这件事确立了托尔斯泰对死刑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终生未变。而且，这件意外也让托尔斯泰突然对巴黎产生了憎恶。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晚起，正在读书，突然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念头来了——离开巴黎。”
这一天，他在给鲍特金的信中又写到：
在战争当中，在高加索，我亲眼目睹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一个人撕成肉块呢？那种机器并不丑陋，甚至美观雅致，可以用它在一瞬间将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杀死。最近还要杀死很多人，因为据说他们想行刺拿破仑三世。
这种专制的暴行，令托尔斯泰对法兰西的“社会自由”深感失望。他表示，“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会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会再为任何政府服务”。
机器斩首的死刑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在重提此事时仍强调：
“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学说，都不能为这样的做法辩护。”
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了巴黎，前往日内瓦。那里有他的两个远房亲戚——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和叶莉扎维塔·托尔斯泰。
亚历山德拉姐妹的父亲与托尔斯泰的祖父是亲兄弟，因此，托尔斯泰还是她们的堂侄。亚历山德拉是尼古拉一世女儿玛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的侍从官，而叶莉扎维塔负责公主子女的教育。
托尔斯泰与她们姐妹的友谊开始于托尔斯泰刚从部队回到彼得堡时。她们认为他很朴素、谦逊，而且十分活泼，因此都很喜欢他。
1857年4月，托尔斯泰突然出现在亚历山德拉姐妹面前，让她们既惊异又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德拉姐妹几乎每天见面，他们一起到山里散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
这段快乐的日子也让托尔斯泰开始渴望重新生活，将过去的一切像穿破的衣服一样抛弃，在一日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
（三）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4月21日，他同亚历山德拉姐妹一同乘船去克拉兰，并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30日。
克拉兰紧靠日内瓦湖，湖光山色，景色迷人。这里是托尔斯泰爱戴的作家卢梭写作的小说《新埃罗绮思》的地方，也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每天，托尔斯泰都在湖边的堤岸上散步，或在花园中眺望湖面，蓝得出奇的湖水让托尔斯泰赞不绝口。这种秀美的山水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境界也产生了强烈的有益影响。面对这美丽的景色，他感到爱的感情在心中油然而生，甚至感到爱自己，惋惜自己的过去，寄希望于未来，觉得生活快活，想长长久久地活下去；甚至一想到人终有一死，就像孩子般害怕。
他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园里，看着这湖岸、湖水，有时甚至觉得这美通过眼睛注入了他的心灵。
在这里，托尔斯泰还结识了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普欣，以及他的兄弟、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伊凡·普欣，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让托尔斯泰感到流连忘返。
托尔斯泰不满足于只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于是，他找到一位名叫萨沙·波利万诺夫的11岁男孩做伴，一起进行了一次徒步旅行。他们背着行囊，一起翻山越岭，用了11天的时间，游历了瑞士壮美的山川。
在旅行结束，回到克拉兰以后，托尔斯泰花了三天时间写他的旅途见闻，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因为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他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以下五部作品的写作——《发疯者》、《逃亡的哥萨克》、《狩猎场》、《青年》第二部和《旅游日记》。
六七月间，托尔斯泰还到达了意大利北部的都灵，与德鲁日宁、鲍特金碰了头，并与鲍特金结伴前往圣伯尔纳峡谷。在归途中，他取道圣·贝尔纳德，回到日内瓦，并于7月5日抵达瑞士北部的小城琉森。
琉森虽然风光旖旎，但来这里观光的大多都是富有的、但冷冰冰的英国绅士和女士，这令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和压抑。
不久，托尔斯泰离开瑞士，前往德国。他先后到达了斯图加特、巴登-巴登、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柏林等地。在那里，他参观了一些着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学校，并产生了为农村孩子办学的想法。
当托尔斯泰到达巴登-巴登时，他马上又被巴登-巴登这座欧洲着名的赌场吸引了，因此一到巴登-巴登就玩起了轮盘睹，并输掉了不少钱。
随后的两天，他一直沉溺于赌场当中，并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7月27日，他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借了200法郎，当天就又输光了。随后，他又向刚刚抵达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那里借来些钱，同样很快就输掉了。
重染赌博恶习的托尔斯泰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在日记中骂自己“猪猡，没有出息，是下流胚！”
输光了钱的托尔斯泰很快就离开了巴登-巴登，前往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他遇到了陪同公爵夫人旅行的亚历山德拉。在亚历山德拉那里，托尔斯泰获得了一些安慰和同情。
随后，托尔斯泰还到了德累斯顿和柏林，在那里参观了画展、学校和博物馆，然后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途。
这次历时半年的旅行，让托尔斯泰的视野获得了开阔。尽管资本主义文明虚伪的一面令他深感厌恶，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处于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进步得多。
因此，一回到俄国，托尔斯泰便对俄国的贫穷、混乱、黑暗，尤其是农奴制度，产生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