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学习中国，欧洲人甚至在治理国家时也呼吁借鉴中国的经验。比如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这难免会带来许多弊端。到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蓝本。还在17世纪之初，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发生了浓厚的爱好。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民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在大革命后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引进了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他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奠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知识链接：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重农学派创始人，他用抽象的图式提出了它对经济体系的分析，从而说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流通。因为他根据血液循环原理所制定的表式，有点类似今天用来表明工业生产结构的投入-产出表，因此有时他也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
不可否认的是，在18世纪的“中国热”中，欧洲也曾出现过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但这次热潮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中国热”也在欧洲逐渐降温，但它的影响仍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马克思就曾给他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和“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3、让我们仿造中国产品吧
有趣的是，在“中国热”盛行期间，由于对中国的产品是如此偏爱，以至于当时的欧洲竟曾出现一股“仿造中国”热。在这方面，他们可不像今天似的，对所谓的知识产权格外较真儿。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量输入欧洲，并迅速引起人们的尊崇。到17、18世纪时的“中国热”期间，中国的各种商品更深受欧洲各阶层的追捧。然而由于当时远洋贸易的局限，中国商品往往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各国便出现了一股仿造中国商品的热潮。例如在1792年时，英国著名外交官马戛尔尼就曾在其日记中抱怨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其实他所抱怨的只是当时欧洲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知识链接：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1737～1806），英国18世纪的政治家、皇家大臣和杰出的外交家。1792年被封为马戛尔尼伯爵。1793年作为英国特使出访中国，受到乾隆皇帝的接待。
据考证，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罗马帝国。当欧洲人第一次见到这种轻盈柔软、光彩夺目的织物时，立即视其为珍品，争相购买。据记载，有一次恺撒曾穿着一件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结果在整个罗马都引起了巨大轰动。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人越来越崇尚丝绸。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丝绸都是欧洲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之一。直到18世纪30、40年代，欧洲每年的丝绸进口量最多竟达75000余匹。
为了保护国内贸易，制止大量财富流向中国的势头，欧洲各国很早就开始极力抢夺丝绸市场。最初，他们先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中国的养蚕术。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的丝绸，并不断发布禁止丝绸进口的法令。到16世纪之前，意大利、法国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丝绸生产基地。即便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的丝绸仍在欧洲市场拥有极强的竞争力。由于“中国热”的影响，欧洲人更偏爱中国出产的丝绸。比如17世纪时，欧洲的贵妇们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尽管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仍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虽然欧洲当时生产的丝绸在质量上已与中国货不相上下，但其产品上的图案如龙、凤、花鸟等都处处仿造中国，并且特意注明“中国制造”以保证销路。为了更好地进行仿造，欧洲各国丝织厂的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欧洲产的丝绸都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
瓷器作为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产品，也同样曾被欧洲所仿造。远在唐代时，中国瓷器就作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行销日本、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地。17世纪时，中国瓷器已在欧洲占有广大的市场。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的瓷器。贵族家庭也以摆设瓷器来附庸风雅，炫耀地位。随着“中国热”的流行，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洲。据估计，仅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就达到6000万件以上。
尽管有如此大量的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但其身价仍非常昂贵。于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也为了抓住致富良机，欧洲各国开始争相仿造乃至伪造中国瓷器。虽然在15世纪后，中国的一些制瓷技艺就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但他们的生产水准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模仿中国的痕迹非常明显。为了进一步提高欧洲瓷器的竞争力，整个18世纪，欧洲都一直在苦苦寻求中国瓷器的制作秘诀。
1712年，一位名叫昂特雷科莱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传教。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法国，从而使欧洲瓷器生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又经过一番周折，法国终于在18世纪中叶成功烧造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随后，英国、瑞典、荷兰都在模仿中国制瓷技法方面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开始大量仿造中国瓷器的拳头产品如青花、德化瓷等。1770至1780年间，德国王室的瓷窑———迈森国家瓷厂率先成功仿制出中国的青花瓷，带动了一批欧洲的商家仓促上马建立瓷厂，不过由于这些小厂子都无力开发自己的产品，于是又对迈森瓷厂等商家进行仿造。这些仿制的瓷器，尽管在质地上有独到之处，但它们仍然无法与景德镇瓷器相比，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无独有偶，在美国独立后不久，一位名叫乔治·莫里斯的商人，也曾在费城南部建立了一座生产仿中国式的青花瓷厂。中国瓷器家族中的德化瓷，在欧洲也有很高的声誉，曾被称为“中国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欧洲各国的生产商都曾试图进行仿造。但这些仿制的“中国白”只能做到外表的相似，在质地、光泽等方面几乎无法与中国产品相比。一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的高潮持续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但始终未能达到中国外销瓷的质量。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国门被欧洲列强用武力打开后，由于西方大量倾销机制瓷器，才使中国瓷器的发展一落千丈。
在“中国热”流行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漆器、壁纸等物品也极为推崇。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仿造中国漆器获得成功，其产品的色彩以及中国风格的图案，深受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钟爱。据说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就十分偏好这种漆器，在她的住所里，到处摆满了漆制家具，而上面的图案如中国妇女、牡丹花等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英国，商人们为了满足英国贵族酷爱中国漆器的需要，往往不远万里到中国广州购买大块漆器运回国内，然后改制成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更有甚者，他们有时还将英国的木制家具运往广州，请广州的漆工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回英国出售。即使当时一些著名的家具设计师，也完全仿造中国式样，以获得顾客的青睐。
中国的壁纸是16世纪中叶由荷兰商人传入欧洲的，当时即受到英、法等国人们的欢迎，上流社会的豪宅争相用中国壁纸作为装饰。随后不久，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生产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壁纸，并于1688年获得成功。不过在质量上，欧洲的仿造品要逊色于中国。所以直至18世纪后期，英国仍不得不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壁纸以满足本国需要。
白铜是古代世界冶金技术中的一项伟大成果，长期以来都为中国独有。大约16世纪以后，中国白铜运销到世界各地，为人们所赞叹。与此同时，为了掌握这种工艺技术，欧洲的一些化学家和冶金学家开始仿造中国白铜，并试图破解其中奥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国家不惜巨资通过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购得中国白铜。经过一番努力，瑞典和英国的化学家最终成功分析出了中国白铜的成分。随后，德国人于1823年仿造中国白铜取得成功并重新命名为“德国银”。到19世纪后期，开始投入大量生产的“德国银”已取代了中国白铜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不过就像所有曾经流行的风尚一样，不可思议的欧洲“中国风”很快就成为了过去时。随着欧洲人对中国社会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多次激烈冲突后，日趋没落的中华帝国也转而成为他们排斥的对象了。到18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比如1793年，思想家孔多赛在评价中国时就认为：这个民族在科学、艺术方面领先于其他民族，但火炮的发明未能避免这个民族被蛮族征服，甚至连印刷术的发明也完全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在这种氛围下，法国还出现了一股批判讽刺伏尔泰“崇拜中国”的思潮。
知识链接：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赛
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他使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来推导他的哲学观念。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是18世纪启蒙哲学的经典，宏观透视人类进步的历史，对人类的历史作出了乐观的展望。这一历史观在19世纪和20世纪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但是，其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观念的空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