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与《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的谈话。
编者：如您所说，文学不能简单地裁决历史，只能反映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体验和感受。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和现代中国人的命运、历史及文学紧密联系着，您作为一个作家，怎么看毛泽东？
王蒙：我无缘与毛泽东有任何直接的个人接触。五十年代，在大型会议上或“五一”“十一”群众游行集会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在城楼下，作为一个青年团的干部，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游行而过，算是能见到他一面。记得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央团校毕业时，受到他的接见。
编者：哪一年？
王蒙：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那次接见不光是我们，还有海军一个会议的代表。大家坐在下面，静候他的到来。毛泽东出来后，向大家招手，聚光灯打得很亮，然后由军队的同志和我们团校的学生代表分别上去讲话，向毛主席表决心。这算是最近的一次，所谓近，也有一二十米。
编者：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王蒙：那时的年轻人都一样，见到自己的领袖，尤其是见到毛主席，都很激动，好像还喊了万岁。
编者：除了这种人数很多的集体会面外，你和毛泽东还有过什么关系吗？
王蒙：说起来有趣，他对我唯一的一次具体关注，是对我的一篇小说给予了关心，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这是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初的事情，当时全国对我的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进行了争论，毛泽东知道了，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我还是听了他讲话的录音。
编者：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蒙：他讲了多次，包括在颐年堂召开的新闻、出版、文艺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了录音。几次讲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听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争得很厉害，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可能我这也是言过其词。我看了李希凡写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大满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现在写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当了政协委员的关系吧。毛说到李希凡时有点讽刺的意味，不过时过境迁，这些都没关系了。现在李希凡还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还有一篇，就是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个人合写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的《是香花还是毒草》，主题是要把我的那篇小说打成毒草。后来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满意。
编者：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王蒙：可能跟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的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轻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他讲这些，当然都是从最高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讲的，我体会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得活跃一点，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讲话给了我极大帮助，起码也有保护作用，使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好。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反右”之前。
编者：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
王蒙：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运动一起，各报刊对这篇小说还是予以否定，时间不长，我就被定为右派。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我也不想知其详。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送到毛泽东那里，他借题发挥讲了那么多道理来开展鸣放，他是不满意苏联的教条主义，也不满意那四个人的文章。四个人的文章在苏联的《文学报》上转载了，钟惦的《电影的锣鼓》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上也转载了，毛泽东说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认为钟惦的文章有点右，四个人的文章是“左”，当时他把苏联作为“左”的教条主义来批评，同后来我们批评苏联修正主义是不一样的。至于我自己定不定右派，我认为没必要报到他那里，也不可能是经过他的过问的。
编者：后来的整个形势都变了。
王蒙：我当时顶多算副处级，根本用不着报到他那儿去，他也不会再有兴趣。再者他的整个思想有变化，我看他后来的思想是发生了重大变化。
编者：你的小说要是放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发表，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蒙：恐怕更糟了。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给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编者：这可能和毛泽东年初的讲话有关系？
王蒙：我觉得有点关系，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感谢老人家，起码他对我的小说保护过。当然我无权也无法要求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不断地过问我的创作、个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样去要求，也不应该再去麻烦他。说你一次已经三生有幸了，还能等着再来？
编者：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蒙：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我陷入那样一种处境，当然没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但即使没有给他汇报工作或接受他的教育的机会，也总有一种感觉存在，这种感觉除去大家都知道的他作为总体在历史上的作用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他的书法也是浪漫主义的。
编者：就是说比较有气势。
王蒙：有气势，不受约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喜欢说些比较惊人的话，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他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天塌不下来”，这是他喜欢说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也说过的这样的话——“无非是死几个人”。
编者：五十年代末他在提到不怕原子战争时，也曾说过无非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王蒙：这个特点最突出。他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用的方式也是非常轻松的惊人的方式，说他们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你看他讲得多么轻松，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生活，其实革命包括战争是最实际的东西。教条主义的要害不在于用理论比较理论，那很难鉴别，不容易驳倒，我在解放前就翻过王明的《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光看书，王明也是一套一套的，不能看出他有什么错误。毛泽东用三件事来批驳王明，是抓住了他的最要害处。
他的有些做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他最喜欢游泳，就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游泳本来是国家体委的任务，最多由荣高棠抓也就够了，可他亲自抓。
编者：他给游泳赋予了政治方面的意义。
王蒙：不仅是政治方面，还有哲学方面的意义，后来变成一条语录：“大风大浪并不可怕……。”“文革”中的红卫兵拉练，是最典型的毛泽东方式，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给它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实际问题是红卫兵到处串连，都上火车，火车受不了，整个铁路的运行秩序已经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叫红卫兵不坐火车，徒步拉练，用这种浪漫的方式解决了实际问题。还有金门打炮中提出“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都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富有想象力。
编者：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王蒙：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他引用了枚乘《七发》，这个事例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才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独树一帜，不能什么事情都从第三国际的条文里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去找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