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半饥半饱、身处逆境的我读到了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第一部。书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顺便说一下，出版反面教材可真是个绝妙的、有气魄的主意。例如费正清博士的《美国与中国》，我就是一九七一年在新疆“五七干校”“深造”时有幸阅读的。
我曾经非常崇拜爱伦堡的书，但读了就忘了，没留下多少正面也没有反面。但是有一段我印象至深，牢记至今，是爱伦堡讲到了毕加索：
评述毕加索的人们指出，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五脏六腑……有些人惋惜地或愤慨地说他有一种“破坏精神”。（四十年代末，当我读到我们的一些批评家评论毕加索的文章时，我曾为他们的判决……竟同丘吉尔和杜鲁门的口吻不谋而合而大为惊奇，这二人一个是业余美术家，一个是业余音乐家，曾大骂毕加索是暴徒。——原注）
接下来，爱伦堡承认自己也认为毕加索的某些油画“是难以忍受的，我不理解他何以能够憎恶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知音如爱伦堡，也被毕加索硌了牙！——王注）
他描写：
毕加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是活跃的，他被形形色色的“鉴识家”的无知激怒了，他宁肯选择孤独……
人们试图划分毕加索的创作阶段。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每两三年都要用一些绘画上的创造发明把批评家们难住……研究者们规定了许许多多时期——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黑人时期、立体派时期、安格尔时期、邦贝时期……不幸的是，毕加索突然把所有一切时期的划分一股脑儿给推翻了……（盖了！——王注）
六十年代的王蒙无法理解这些话，他当时知道的毕加索只是他画过和平鸽。令批评家为难，这多不好，为什么不谦虚谨慎，与领导与批评家携手共进呢？把时期都打乱了，是不是太乖戾一点了呢？破坏性……这就更糟糕了。幸亏不是在中国。艺术家应该是一些脉脉含情、彬彬有礼的人，像契诃夫。怎么能“破坏性”呢？
然而我仍然把这些话牢记在脑海里了，我受到了这些话的冲击，并直觉地判定：这只能是对一个超乎常人的大艺术家的评述。
七十年代复出以后，我当真是从反面体会到了这方面的道理的。在那个据说是作家们纷纷“喷涌”的年代，我屡屡体会到熟能生厌的心情。看一个作家的第一篇作品，为之感动，为之雀跃。看第二篇，题材变了，思路语言风格未变，似曾相识。再看下去，实在受不了了，就那一套。这种熟能生厌的恶劣感觉也常常发生在一些歌唱家身上，听他（她）的两三首歌还可以，听多了，怎么老是一个味儿？连台步及手臂的动作仿佛也是规定死了的。那些所谓非常有风格即一眼能看出风格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风格而被风格所囿，如果其风格本身就相当狭窄，创作量越丰就越被人一览无余、越暴露自己的艰窘贫乏。在他（她）的有限的想象力、创造力、胸怀、语汇的空间里，堆满了他（她）自己营造出来的不厌其详的孪生兄弟一样的作品，还怎么会留下令读者欣赏者心旷神怡畅快呼吸的余地？
毕加索之难以理解和屡遭攻击，可以想象，他的被激怒的另一面必定是“鉴识家”们被他的胡作非为与千变万化所激怒，这其实是一种“量差”和“位差”的表现。事实上，能够全部理解、欣赏并从而共鸣毕加索的巨大创造力与几乎是无边的创造物的人绝无仅有。一些批评家，不论肯定或者否定毕加索，其实只是肯定或否定了毕加索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一个时期，他们的“胃口”消化不了毕加索，因而被毕加索所噎胀而手忙脚乱。这使人想起了印度古老的瞎子摸象的故事。看某些对毕加索的评论，至少令人想起这样一个场面，即一些聪明可爱的大头娃娃自吹自擂地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毕加索的艺术创造力如海，而一些批评家（包括文化素质颇高的丘吉尔、杜鲁门等领导人）只能接受海的一个角落、一个区域、一个浪头、一个状态。在中国，我这个美术盲也多次听人介绍过：“毕加索早期的、蓝色时期和橘黄时期（不知是否即粉红时期的另一种译法）的作品还是好的。”言下之意是后来的毕加索走上了邪路。而只有前期没有后期的毕加索还能是毕加索么？还能与千千万万资质良好、受过足够教育并能认真作画的画家区别开来吗？
在另一本书《毕加索?生平与创造》（作者罗兰特?潘罗斯，ＲｏｌａｎｄＰｅｎｒｏｓｅ，英国作家及画家，伦敦现代美术学院院长）描写一九七年毕加索的新作《亚威农的少女》使朋友们议论纷纷：
都是全盘否定，大家对于这一转变莫名其妙……马蒂斯动了怒……认为这幅画是一种暴行……甚至在前一年……曾经显示出对毕加索有深刻理解的阿波利纳，最初也不能容忍这一难以理解的转变……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以善于在青年人中间发现人才而著名……能给予的鼓励，只是劝毕加索致力于漫画创作……
毕加索的悲哀是一种海的悲哀。小溪、古井、航船和学究都会按自己的形象与需要来规范海。他们抱怨海太恣肆、多变、冷酷，太不懂得含蓄与节省能量。而另一方面，鲨鱼与海盗又为海的时而平静终有退潮未能吞噬一切陆地而责怪海的妥协狡狯。包括那些自命海的知音的诗人，一旦当真沉入海的黑的深处或漂上怒卷的海浪尖顶，他们也会对海大声咒骂。虽然，他们离不了海提供的生命盐。毕加索的悲哀也是一种高峰的悲哀。高峰总是不像例如后花园的假山那么精巧和亲切，那么容易被常人一下子接受。
翻阅一下毕加索受到的另一种攻击也极感人。潘罗斯写道：
一向有人并非不怀恶意地说，无论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只要充分引起毕加索的兴趣，他便会剽窃，以至有些画家一见毕加索到来就把自己的画藏起来，生怕“主意”被毕加索偷去。艺术大师却被别人当窃贼防范！何况毕加索说：“抄袭别人是必要的，但抄袭自己是可怜的。”
笔者声明，我只能同意毕加索的后半句话。海因为兼收并蓄而影响了自己的形象，使爱惜羽毛方面其实相当马虎的笔者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多么没有出息！
而毕加索自己是这样说的：“每逢我有一种意思要表达时，我总是用那种我认为应当用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不同的主题毫无例外地要求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从未做过实验”。
说得好！海未求大，山未求高，搞创作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做实验的意思实际上是绝不为实验而实验。何无知音？是不是海与山的存在本身已经激怒了水洼与土丘了呢？是不是海与山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一切自命不凡、确有可取的石头与小鱼的挑战了呢？
法国作家高宣扬的《毕加索传》中，写到了一九一八年达达主义在法国的蔓延：
达达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得不表示，在当代要在文艺界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必须取得类似毕加索、马蒂斯和特朗等人那样的成果。
高宣扬写道：
达达主义者逐渐地意识到要赶上毕加索的水平，盖过毕加索的影响是不容易的。达达主义的某些领导人开始怨恨、妒忌毕加索，并无耻地攻击毕加索，妄图削弱毕加索的影响。
毕加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十年代初屡屡遭受达达主义的攻击，甚至有人还指责毕加索“赶不上时髦”……
当毕加索的作品继续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赏的时候，达达主义者却陷入了泥潭。他们的道路越来越窄。
这一段最有趣，最能被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叫做“心有灵犀”。谁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障碍呢？中国文化在这里不是帮助了我们去了解世界吗？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而且说到底，我们并不了解毕加索，我曾经在六年以前请教过一位可尊敬的师长，关于毕加索，他深思熟虑地、不无沉重地、忠言逆耳地告诉我：“在我们国家，在现在，不可能接受毕加索。”
当然，即使有中国的毕加索，他的遭遇、形象与他的处境，也可能比法国的、西班牙的毕加索更复杂微妙而又迷离扑朔得多。呜呼！
１９８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