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苏归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第比利斯这座山城的美丽风光还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她那高低错落的绿树红墙，我想起矗立在高山上的城市守护神——埃维丽亚，我想起埃维丽亚旅舍旁的像大蛋糕一样方方正正的大喷泉。大喷泉白天喷水，入夜停止，和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喷泉——例如芝加哥的伊丽莎白喷泉正相反，那喷泉主要是在夜晚大显身手，蔚为奇观。
这次访苏到了四个城市，莫斯科、塔什干、撒马尔罕与第比利斯。比较起来，莫斯科宏伟严肃，塔什干庄重开阔，撒马尔罕神奇悠远，第比利斯亲切怡人。
为什么我觉得第比利斯比较亲切、比较放松一些呢？可能是从塔什干的燥热中飞到这里，立时感到了凉爽、潮润。可能是由于这里有许多古老的小小商店与小小街道，街道是用青石铺成的，商店里亮着各式的灯，食品商店里的大蛋糕与大面包都非常诱人。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正式的会见、会议、大活动，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轻松的旅游加吃饭（为什么单独把吃饭提出来，下面再讲）的四天。可能是这里的标语、口号、警察都比较少，玩笑、唱歌和喝酒都比较多，应该说是最多。还因为这里有很多人养狗，很多人进教堂。这里对中国人的接待显然也随便得多，不拉着那么大的架子。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式样、文字，似乎有相对大一些的独立性。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国旗只不过是苏联国旗上加上一横道，他们的文字也是采用斯拉夫字母。但格鲁吉亚的国旗突出了绿色，他们坚持使用的仍是本民族的古老的文字。
对第比利斯的亲切感也许还产生于到达第比利斯以前。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这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并不是不重要的。我们早知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那里有很好的葡萄酒。我们还听说过格鲁吉亚既多美女，又多长寿的老人。我们更知道格鲁吉亚地属亚洲又与欧洲接近，西面是黑海，东面是里海，是苏联的一个少有的温暖湿润的地区。
也还因为有一首歌，是斯大林年轻时候最爱唱的一首民歌——《苏丽珂》。
为了寻找爱人的墓地，
我走遍天涯海角，
但我只能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人你在哪里？
丛林中间有一株蔷薇，
朝霞般地放着光辉，
蔷薇蔷薇我要问你，
我的爱人可就是你？
夜莺站在树枝上歌唱，
夜莺啊我也要问问你，
你这生着羽毛的歌手，
我期待的莫非就是你？
夜莺一面动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头思量，
好像是在温柔地回答，
你猜对了，那正是我。
五十年代，少不更事，我在喜欢这首有着美妙和声的民歌的同时不免暗地纳闷，像斯大林那样革命的人，怎么会喜欢这样一首并无革命辞句，情调还有点“不健康”的歌曲呢？斯大林爱读的格鲁吉亚古典文学作品《虎皮骑士》也并无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好在是斯大林喜欢的，如果是当时我所喜欢的，说不定小组生活会上还要检讨自己的“小资产”呢！
而这次，我们能亲身去《苏丽珂》的故乡了，多么奇妙啊！
一下飞机就觉出这个城市的特有的美丽了。旅馆后面像一个小花园，有彩色的伞一样的遮阳的“华盖”，有少女的石像，有彩石镶成的壁画，有轻便而鲜艳的塑料座椅，有树阴下的水雾，这已经与莫斯科或者塔什干的大、厚、重的风格不同了。
在旅馆的小卖部，有守护神埃维丽娅的浮雕铜像，她庄严如石碑，去掉了多余的曲线却又亭亭玉立如杉树。小卖部还卖一种用牛角做成的饮器，令人想起格鲁吉亚人的豪饮与他们的古朴的民风。
进得房间，马上可以俯瞰温暖的、阳光闪烁的库瓦河。可以看到大喷泉与喷泉后的凯旋门式的检阅台。可以看到那种类似莫斯科大学的尖顶建筑风格的剧院。可以看到重叠交叉迂回的山城道路系统与这些道路上开行的来来往往的汽车。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巨石作墙基的坚固而又幽雅的房子。可以看到茂密的绿树，这些绿树里既有针叶的枞树，又有大阔叶的棕榈科植物，这对于整个说来处于高寒地带的苏联来说也是少有的。
到达第比利斯的当天下午我们便到街上散步。有两个穿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主动与我们攀谈。“你们是从日本来的吗？”“不，我们是中国人。”“中国？那太好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中国客人了。”“我们是参加完塔什干电影节到这里来访问的。”“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已经听说了。”然后， 她们自我介绍说她们是第比利斯大学的教授，一个教授历史，一个教授外语。
我们谈得很亲切，普通人之间，总是容易谈得拢的。
然后就是洗尘的一宴，桌上摆满了红白葡萄酒、伏特加与各种生菜。宴会主人是共和国电影委员会的副部长，他的头发大部分已经脱落，靠近后颈处还有三绺头发，他把它反过来牵引到头顶上以掩盖光光的头顶，遇到一阵风，三绺头发便会披到背上，令人一时愕然，不知他的发型发生了什么古怪的变化。
他亲切、随意、健谈、豪饮，而且从第一分钟就表达了对中国客人的格外的热情与尊重。在喝了几次酒，说了一些欢迎的话以后他就开始唱起歌来，同座的格鲁吉亚主人立即应和起来。他们唱得都比较温柔抒情，眯着眼睛，让人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奉献和消受。特别是其中一位比较年轻、身材适中、脸刮得光光的人，他是报纸的记者，一张口就声音不凡，醇厚悠长，有后味，有真情，令人感动。
他们唱了几个我从来没听过、但丝毫不感觉陌生的歌，我想那是民歌，民歌是容易被人接受的。我想那歌的内容一定是歌唱美丽的格鲁吉亚，因为那歌与此时此地的风光、气候、河流、树木、山城、建筑、传说都是那么谐调。
我想起了《苏丽珂》，我想听到她，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苏丽珂》。毕竟，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和斯大林爱唱的《苏丽珂》，我只是在久已被人遗忘了的三十年前出版的歌曲集上看到过啊！而纸上的东西总是不能叫人放心的，看世界地图与在世界各地旅行，这中间的差别是太大了啊！
“《苏丽珂》！”我小声说，像是自言自语。我在试探，冒险般地。
那位嗓子好的记者首先注意到了我的自语，他从他的歌儿里睁开了眼睛，征询似的看着我。
“《苏丽珂》！”我又说，似乎仍然有些胆怯。
“您说《苏丽珂》？”一道光辉照亮了他的脸，他又大声重复了一句：“苏——丽珂？”
“是的，是《苏丽珂》。”我坚决地回答。
“让我们唱《苏丽珂》……”他大声说，他的话音刚落，副部长唱起了悠扬婉转的第一声部，而记者唱起浑厚深情的第二声部来了。
没有错，就是她，别来无恙。好像是验证一段往事，好像是重温一段旧话，好像是在试验一种使时光倒流的新式机器，真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的话它是妖魔还是仙子，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
慢慢地，我随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我是在格鲁吉亚，我是在第比利斯，我是在和当地的人们一起唱《苏丽珂》，而《苏丽珂》是斯大林爱唱的歌曲，这是多么遥远的、早已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而这一切又是真实的，坚硬而又鲜活的真实。不容置疑而又不可思议，它好像太浪漫又好像太严峻。斯大林没有了，他的生命和他的地位没有了。再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或者一个雕像（据说在离第比利斯不远的哥里城——斯大林的故乡，还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当年的中苏关系没有了，当年的我们自己也没有了……
但是还有《苏丽珂》。
他们唱得很好，他们唱到每句结束时似乎有一种三联音的味儿，是我唱不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道地的格鲁吉亚民间风味吧？
每一段的最后，他们都以无限柔情吐出“苏丽珂”这个词来，这也是中文译词中没有反映出来的。
此后又连着举行了三次盛大宴会，一次在旅馆，由一位诗人兼电影厂厂长主持，一次在葡萄厂，一次在山中。说老实话，我们在第比利斯的主要活动乃是吃饭，每次吃四五个小时。我本来以为去酒厂是参观他们造酒，结果并无参观项目，在汽车上坐了两个小时，然后坐下就吃，吃完，再坐车两个小时回旅馆，又到了晚饭时间了。这种接待和安排给我提供了相当意外的全新的旅行经验。
吃得可真好！一进那间餐厅你就会心花怒放。长桌连在一起，摆满了各色生菜、沙拉、火腿、腊肠、烤鸡、牛、羊、猪排、熏鱼，特别是油光鉴人的金色的烤仔猪，照耀着全室和入席的每个人。还有餐具餐巾花束，使席面如色彩绚丽的图画。酒的颜色似乎也经过精心的搭配，增加了那种五光十色的感染力。
然后开吃开喝，然后主人和客人不停地说话、祝酒。为了和平，为了友谊，为了妇女，为了儿童，为了格鲁吉亚，为了第比利斯……我还提议：为了电影和葡萄酒，因为电影和葡萄酒能使人们友好地坐在一起。大家都活跃起来，高兴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歌之咏之舞之蹈之。面包端上来了，面包又长又大，夸张一点说，像——洲际导弹。用这种面包款待客人的人可真慷慨，然后串烤羊肉端上来了，想不到这里也吃这种中亚细亚式的食品。然后薄皮大馅的包子端上来了，所有这些，都很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然后来了乡村乐队，然后唱成一片，舞成一片。然后唱起了《苏丽珂》。葡萄酒厂的乡村乐队的歌手浑厚纯朴，脸晒得黑黑的，完全是一副体力劳动者的劲儿，唱起歌儿来脖子上的筋都涨出来了。他不像那位一直陪同我们活动的金嗓子的记者唱得那样温柔，他唱得辽阔、响亮、热烈。四部都有人唱，后两部全是低音伴唱，更显得情动天地。
主人的招待是丰盛的，大家的祝酒是真诚的，吃喝歌舞都令人尽兴。可惜的是一连三天，几乎没有别的活动，除了宴请还是宴请，这种待客方式似乎太不“现代化”了。祝酒词也前后重复，给人以窘迫与单调之感。尤其是肠胃，满足了以后再超过一毫克便是负担，正如真理向前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
但是《苏丽珂》常唱常新，青春永驻。在杯盘狼藉、酒满肠足之际，《苏丽珂》抵制着喧嚣、客套，抵制着或有的虚与委蛇和吃得过饱、喝得过量的人难免的俗态，她给我以真挚幽美清丽的慰安。听着《苏丽珂》，好像燥热之中沐浴于山泉，好像烈日之下避阴于树底，好像劳顿之后枕着自己的胳臂小憩于青青的草地，好像烦乱之中被一只温柔的圣洁的素手所抚摸……我真感谢你，苏丽珂，你是我的格鲁吉亚之行的真正的守护神，忠实的伴侣！
谁知道苏丽珂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与中文译文相对照，它应该是“爱”、“爱人”的意思吧？但我宁愿想象她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就像刘三姐、兰花花、阿拉木罕、森吉德玛。
夜莺一面动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头思量，
好像是在温柔地回答：
你猜对了，那就是我。
亲爱的苏丽珂，我猜对了吗？
１９８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