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的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在另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交谈中,似乎是冯牧同志提到《人妖之间》,说:“也许外国朋友不了解背景,读起来不那么感兴趣吧?”他的话音未落,几个德国朋友纷纷表示刘宾雁的作品一点也不乏味,他们完全可以读得懂,文章虽长,但他们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冒昧地说了一句,大概刘宾雁的文章很适合德国读者的口味:重理性,冷静分析,穷根究底,追求逻辑性和精确性、完整性。我还举出了海因里希?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说德国的某些作品就具备这样的特点。伯尔的这篇誉满全球的小说,与其说是像小说,不如说更像司法机关的案卷或“专案组”材料汇编。冷静、准确、概括,这些似乎是“反文学”的观念,恰恰成就了上述作品。文学现象实在是最多例外,最少统一规格的啊!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的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的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的。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的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问便知,那是一批美国游客,他们的性格与德国人是不同的。
在汉堡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每月从当局领取八百马克的奖学金,正在以对秦始皇的评价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他就非常活泼、健谈。他说:“现在汉堡污染得很厉害,检察机关对一家化工厂提出了控告,但是这家化工厂有势力,又能走点小后门儿,威胁说如果这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受到损害,就会造成多少多少人失业,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们。”当他谈到他在中国的经验时,他说:“德国的官僚主义是有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德国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中国的官僚主义,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他还说了许多有趣的话,神态和声调都像个“北京油子”(这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
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成天和我们一起说笑,她笑得非常质朴。有时候在为我们翻译一句话以前,她先兴奋地一笑,由衷地说一声“就是!”表示对我们观点的拥护,然后再译过去。一路上,她把我们说的每一句成语或者俏皮话都记在本子上,认真学习。另一位由国际接待中心临时聘请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胡须,长着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当他表示惊奇或者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愈发蓝起来。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见他笑。无怪乎当我们赠送给他一张韩美林画的动物画——猫头鹰的时候,他端详良久,认真地说:“画得好。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这个猫头鹰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这倒是够幽默的了。
也许,这次旅行当中给我留下最深的活泼和幽默者的印象的是一个孩子,他是明兴一个小学的学生。女教师为了欢迎我们,指挥学生为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乐曲。教室很清洁,也很宽敞,一班只有十五六个学生,这样教师的工作就会细致得多。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时间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这个男孩子,胖胖的,圆脸,深深的笑靥,每一个目光和脸部肌肉的运动都透露着聪明和顽皮。他大概是没能掌握复杂的乐器或者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惩罚,在器乐合奏中,他很寂寞,无所事事,他的任务只是敲那么一下铜铃。总共敲两三下,却要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里十分钟。他抓耳挠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着太多的潜在的聪明的精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有人对我说西德是最富的,德国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们的人口平均收入仅次于瑞士而在欧洲居第二位。这当然是事实。人富了就会过得讲究,首先是房子,德国人的住房条件当然是我们无法比拟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厅宽敞舒适,玻璃墙外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栽着人工培育的细草。坐在室内,观看着阳光、绿草、蓝天、白云……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经济学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于一些作家、学者、名流,更有许多人有几处房子,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乡村乃至国度,然后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自己的兴趣,不断更换自己的住宅。同时,在德国也有为低收入者准备的比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学者住在自盖的阁楼里。房租支出往往占一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贵也是令我们咋舌的。
这种所谓“高消费”的社会的物价,往往使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一场歌剧五十三马克(约合人民币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马克(约合人民币五元),买一份报纸也要一个半马克。然而,这种高价换取的是更讲究的商品和服务,这也是事实。例如在德国的城市,我看了几处菜店,从外观上来说,这菜店更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这绝不是夸张。看看那鲜艳的色彩和光泽吧,再看看那规整的形状、清洁的环境和精致的包装吧,这哪里像我们的带着泥、带着土、带着烂叶子烂帮子的菜店呢!西红柿和土豆,都是经过挑选的,大小一样,颜色相同,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冰箱里的,这样的蔬菜又怎么能不昂贵呢?
然而西德并不是天堂。“高消费”并不能使人满足,更何况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费。在许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却有一些青年人由于不满意这种物质丰富、内心空虚的社会风气而倾心于宗教,希图到宗教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安慰。星期天在明兴的街头,我看到那么多当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惊讶,我问:“他们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才看破红尘的吗?”回答是:“不见得。他们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才献身宗教的。”但不论怎么样,当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年轻美丽的修女在人群中走过,在花枝招展、纷纷显示自己的身材、线条和“性感”的人群当中走过时,她令我觉得相当压抑,甚至不寒而栗。
在海德堡,我们还看到了几位衣衫褴褛的青年人,喇叭裤与紧身衫样子还是蛮俏的,但每个人的服装上都补着几十个补丁,补丁叠补丁,有的补丁已经破烂不堪,布纹布丝以及毛绒绒的纤维末梢和撕开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恐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一种对于社会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的抗议吧?
当然还有各种问题,就业问题、吸毒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英语叫做代沟问题,隔膜与“凉快”的问题。人毕竟是人,是万物之灵,仅仅物质方面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从宫廷出走的释迦牟尼,难道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德国是一个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国、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驰”汽车的三叶形商标。然而,也正是在德国,我却看到了远远多于中国的那种微型的、廉价的、所谓“甲壳虫”式的汽车。坐在这种简陋的汽车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时髦、最讲究的汽车,又能在人们的幸福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怀着“酸葡萄”的心理来藐视这一切、来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准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创造一种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则,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还有人对我说:德国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烂的。在汉堡的妓院里,女人的肉体像商品一样展出和出售。有的电影的黄色镜头令人无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极不巩固,影响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些。当然我们既没有兴趣看这些,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兴趣要我们看这些。各个旅馆里都有电视机,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称为“黄色”的镜头。他们的新闻节目、专题访问和谈话讲演等比较严肃的节目所占时间之长,似乎比我们的电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德国青年朋友向我们表示了他们对于“古典式”的爱情、东方式的道德的向往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德国朋友(特别是作家),对于中国人对男女问题的回避、禁忌、视为不洁等等表示惊奇和难以理解。
总之,德国人也和别的国家的人一样,是各式各样的人,严肃的和轻浮的、纵欲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气活现的和谦逊质朴的、自满自足的和愤世嫉俗的……人们的痛苦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人们的追求和希望也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分裂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平衡也恰恰依赖于这相互矛盾的倾向。德国社会向哪里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