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潘钧
摘要：本文从汉文训读角度出发，对日语词汇的形成路径与方式进行了考察。具体言之，在传统词源分类的基础上，重新以汉文训读为视角做了新的分类，对诸如和制汉语词、训读词、翻读词、复训词、缩约词等各子类词进行了分析考察，并以近世近代的汉文训读为例，说明促成近代大量汉语词产出的机制和原理，指出汉文训读不仅关乎日语词汇、文体等语言要素的生成，同时与日本人的汉字词理解乃至文化翻译等方面也有至关密切的关联，其作用表现在了汉文训读的本质在于两种语言的重叠，通过“重叠”扬弃或增添新的语义要素，使得文本在一定意义上脱离原文得到再生。
关键词：汉文训读 日语词汇 训读法 和制汉语词 翻读词 复训词 缩约词
川口良、角田史幸（2010）曾尖锐指出，和语（词）是在翻译汉语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换言之，没有汉语也就没有日语。这句话听了似乎绝对或曰极端，但不无道理。加藤徹（2006）对汉文（汉语）之于日语乃至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肯定评价，子安宣邦（2003）对于汉字之于日本的“不可避的他者”作用也有精辟分析和阐述。
古代汉语以汉文书面语的形式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涵盖了从文字、语音到词汇、语法、文体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手段就是汉文训读。汉文训读是古代日本人读解汉文的特有方式，最后竟演变成为一种写作文体，即汉文训读体，因而也是汉文融入日语后形成的一种结果。汉文训读本质上就是读解、吸收汉文并借此重构日语的一种手段，最终带来的是日语书面语及构成日语基本要素的文字、词汇乃至语法、文体的形成与确立。冲森卓也在新著《日本的汉字——1600年的历史》①的前言中写道：“汉字构成日语文字表记的骨骼。像‘愛?服?国際?情報?自然’等由汉字音构成的词也就是汉语词对日语表达来说也是不可欠缺的。并且，历史上汉字通过汉文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也给予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分地说，描述‘日本’绕不过汉字。”这里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汉字对日语的影响是“通过汉文”。
前述汉文训读既是读解汉文的方式，也是藉此产出日语的一种介体形式，这是从文本角度谈的。还有一个与汉字音读相对的“训读”概念，此时的“训读”是指汉字（汉语词）的日本式读法，属于词汇层面的对应。这两种形式均属对汉字的利用，但利用（或曰借用）汉字不是单纯采用译对汉字（词）的方式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对汉文这一文本的读解和消化吸收逐步完成的。
一、什么是汉文训读
日语词汇按照来源（读法）大致可分为音读词和训读词。前者多是借词，又称汉语词（包括部分和制汉语词）；后者大多是日本固有的词汇（也包含少部分直接或间接来自汉语的词），只不过是借用汉字表记日语的结果。从共时看，二者的并存是两种语言混合的产物，但从语言接触层面、即从历时角度看则是古代日本人学习汉文（汉语）乃至中国文化的产物。二者皆是通过汉文训读、具体说是在对汉文这一书面文本的读解和消化吸收过程中获得的。
如前所述，日语中的“训读”其实包含了不同层次。最狭义的就是词汇层面上的汉字读法的一种，日语作“訓読み”；接下来是文章层面的，即指读解汉文的行为手段，日语作“漢文訓読（くんどく）”，形成的文本被称为“書き下し”。这种源自读解汉文的特殊文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汉文训读体。因此，广义的汉文训读应包括前二者，泛指历史上乃至现在支撑日本人阅读或写作包括汉文（汉诗）在内的一切书面语文体的某种背景机制。自古至今，日本人不论撰文用字还是在理解一个新汉字词时都需要有汉文训读的介质（机制）作支撑。前者如日本古代产生了很多拟汉文体（如变体汉文、候文等）；后者如当遇见一个新汉字词时，可尝试用训读法分别理解每一个字义，然后结合一定的语境，将其拼合在一起予以整体性理解，此时的汉字（语素）的训读就等于回到了原点——即对汉字做的训解（训注）层面上来了。
近世以后，日本人一边尽力排斥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却也运用了汉文训读的方法，如用于翻译西文的欧文直译体其实就是汉文训读体。因此，更广义的汉文训读不妨理解为，它是日本人自古至今吸收外国语言乃至外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机制。日本学术界最近出现了重估汉文训读意义的新动向，此前对汉文训读的功过指出其负面作用的居多，现在则多从文化翻译的中介这一大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价。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关注日本汉字的变异，直到数年前才逐渐领悟到：必须将汉字放在具体的汉文（拟汉文）文体的背景下考察其变异才能更具张力和深度，并深切体悟到汉文训读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
以下就日语词汇的产生与汉文训读的关系试做分析。
二、日语词汇的传统分类
按照迄今的传统词汇学，从来源看，日语词汇一般分为和语词（“山”、“高い”、“歩く”）、汉语词（“制度”、“自然（ナ）”、“心配（スル）”）、外来词和混种词。但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如音读的词一般称为“汉语词”，这是从词的起源地看，但另有两种情况：1）来自汉语但却不被当作汉语词看待，如“餃子（ギョーザ）、炒飯（チャーハン）”等词是近世后传入日语的词，一般视为外来词；2）日语中所谓的“汉语词”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和制汉语词，也即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由此，有学者提出了“字音词”的说法，也即谋求通过汉字读音上的规律性来界定这类词。再则，和语词也不都是土著的，如后面将要谈及的训读词的若干子类。换言之，和语词与汉语词的关系是相互融合（混合甚至混血）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判断。传统的词汇学分类姑且可视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分类。
从原理上看，日语书面语的产生是从读解消化和吸收模仿汉文开始的，之后逐渐衍生出诸如变体汉文、汉文训读体等各种拟汉文体。在训读汉文的过程中，对于一部分意思较为单纯、明白易懂的汉字词，日本人用与之（近似）对应的和语词予以置换理解，而对于意义抽象或日本本不存在的事物或概念词，就干脆连词带音全部吸收了过来，即采取吸纳外来词的方法，于是便形成了所谓日语中的汉语词。其中一部分今天看来是训读词，但追究词源也不尽然，原本也是来自汉语的借词，如“马、菊、梅、纸、鬼”等。有的虽然训读，但属于用和语语素翻译汉语词汇所形成的所谓翻读词，如“小春”，还有所谓的受汉语字义影响产生的复训词，如“遡”等。此处所说的训读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语词。大多数和语词为日语所固有，它们与汉字之间通过训的媒介产生联系，这种联系只能是近似相等或相近，但却非常重要，它不但构成日本人训读汉文的重要基础，也为日本人对汉字和汉字词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和制汉语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荒川清秀曾指出，日语汉字的意义其依存条件在于音训。在日语中，音能独立使用的有10%，汉语中的汉字能单用的超过三成，所以日语汉字须靠训来作依托。有了训的支撑，日本人才能对音读词的学习和理解更为深入 。诚如斯言。
三、从汉文训读角度分类
所谓从汉文训读角度分类就是要着眼于汉文（汉语）对日语产生影响的维度，换言之从一个动态（历时）的角度予以分析把握。仔细审视，本文认为仍可以音读、训读这种沿用已久的传统性框架将日语词汇粗分为：A 音读词、B训读词、C熟字训。然后，每一小类下再作进一步细化，分出若干子类。
A音读词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音读词（A1），也就是用（日本）汉字音来读的日语词，是古代确切说是近世之前传入到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其性质为外来词，属于外来输入的影响。第二类指所谓日本人造的和制汉语词（A2），可分为狭义的（产生于中世）和广义的（新汉语词）两类，其性质为利用汉字语素造词，属于构词层面上的影响，虽为音读词，但本质上应视为和语词。
B训读词的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分为5类。第一类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训读词（B1），是汉字与日语固有语言的对应，也就是和训词，性质上是表记上的借用。第二类是另一类训读词（B2），全称为“汉文训读词”，为产生于奈良时代且有别于用于（平安时代）和文体中的“和文词”，又被称为“训点词”。性质上是不同时代的日语固有词汇在共时平面上的交互层叠，虽产生于奈良时代，但由于汉文训读得以保留，客观上丰富了日语词汇和语言表现力。另外三类训读词的数量不多。第三类（B3）指所谓的翻读词，如“小春”等。第四类（B4）指复训词，如“遡”等。第五类为缩约词（B5），如“名前”等。
C熟字训（词）。近年来，多名日本学者 尝试从书面（文字）语言（书记语言）的角度考察日本汉字以及日本文体的形成。本文作者也认为，日本汉字的一个特色就是产生了包括假借字和熟字训等在内的众多汉字（词）变异体。这些本属文字表记层面上的变异体直接参与了语言表达，虽仅见于书面语，但也不容忽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日语文字表记的特点 。下面分别稍加详细论述。
四、音读词一（A1）
音读即指用“日本汉字”的字音来读。这里使用“日本汉字”这个限定词，就是想强调其与汉字固有发音不同。汉字音随汉语词被借入到日本后，长期以来为适应日本人的发音习惯被予以改造，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语音系统，如古音、吴音、汉音、唐宋音、惯用音等。进入近世特别是近代以后，来自中国的大量外来词（如“餃子（ギョーザ）”）进入到日语中。由于人员交流频繁等因素，此时采用了尽量接近原有发音的做法即拟音法，从而突破了原有的传统字音系统，在音节构造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些词主要包括近世以后进入到日语中的汉语词汇，日常生活词汇居多。在一般的词汇学上，因与既有的字音系统迥异，故一般作为外来词处理，但最近也有学者将见之于此类词中的汉字发音称为“近代音” 。
前述音读词有两大类。第一类主要为输入型外来词。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特点。形式上，除了单纯作为名词吸收的词之外，汉语词进入日语中一般要进行适当改造，如形容词一般加上“たり”或“なり”，使其作为形容动词使用。动词加“す”，使其便于活用。汉文训读中多用サ变动词吸收汉语动词的手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手段。副词则加“に、と”，或直接使用。在古代，除了常见的二字及二字以上的词之外，也包括了“愛?服”等不少单字词。
音读词的产生与汉文训读直接相关。奈良时代刚有汉文训读之初，汉文以音读为主。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日语的“音读”这个词也有宽窄两个意思。一个是与读汉文层面的“训读”对应，指的是用汉字音来读汉文，日语作“音読（オンドク）”，也称“直读”。还有一个与词汇层面的“訓読み”对应的用法，也就是指用（汉）字音读，日语作“音読み”。当然，在音读（直读）汉文的同时，对词语层面的汉字组合当然也是非音读不可了。最初注重音读汉文的理由主要是：1）文本多为佛教等经典文献，音读可显示权威（力求不走样）；2）行文简洁，便于诵读；3）当遇到日本不存之概念或事物则只能采取整词借来的方式 。平安中期以后，随着遣唐使的废除及训读法的变迁，汉字词训读的比例才逐渐加大。当然，如后所述，对于日本没有的事物或概念，日本人还有一种办法，即通过训读采用所谓“翻读”词的方法将其和语词化。汉文训读这一特殊的语境还促生了一些训读特有的字音读法，如“死（し）”、“人間（じんかん）”等。虽然它们仅限于汉文训读文中使用，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与第二类训读词（B2）一样，属于共时平面上的叠加，丰富了日语词汇和表现力。
五、音读词二（A2）
音读词的第二类为“和制汉语词”，包括狭义和广义的。前者指中世以后首先出现在变体汉文（记录体）等拟汉文体中的词语（“返事”、“物騒”等）。如在变体汉文中，为了给日语文本披上汉文体外衣，作者们力求用汉字（词）覆盖文本，方法之一是将短语形式的词组（在表记上）凝缩成汉字词，然后用汉字音读便形成了汉语词。如在《吾妻镜》中，本为训读形式的词组在文本中却以音读词形式呈现，其中有按照汉文语序的，如“所従”、“在廳”、“造寺”；有按照日语语序的，如“京着”、“京上”；还有的是训读后形成合成词，然后再按照字音读的，如“造進”、“参着”、“寄進”。总之，其特点是通过音读来凝缩音节，且在较短的音节里凝缩词义；另外，将词组作为词来处理亦可使书写形式保持稳定，加之凝缩词义本身也可起到保持语言稳定的作用。如此处理既符合记录体的要求，也由此导致了和汉杂糅现象的产生 。并且，这类和制汉语词又通过中世的国语辞典普及开来，如《色叶字类抄》和文明本《节用集》这两部辞书所收录的词多为公卿日记或记录体文章所使用的词语。
广义的和制汉语词包括近世近代以后大量涌现的所谓新汉语词。相对于近世以前主要从中国输入的汉语词而言，近世特别是近代以后日本人借之于中国近代的汉语词或日本人独力创造的汉语词一般被称为新汉语词。这是由于汉字语素成熟发达、江户明治时期学者们的汉学背景以及当时东亚同文时代（汉文文化圈）等多个背景因素促成的。特别是到了近世，汉文训读被制度化，形成了训读的高潮，加之佐藤一斋发明的训点“一斋点”的普及也为音读词的大量产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种训点要求尽量采用音读的形式，客观上促成了音读词的大量融入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