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存在形体形式语法化的动因和方向
通过第1章对先行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考察了存在形体形式「－テイル」的语法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尤其在句法上，它从只能用于有情物主语变为无论主语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都可以使用。在意义上，它也从表示结果状态的延续这一最接近“存在”的意义出发，逐渐获得表示进行、完成、习惯等的意义用法。本章探讨决定这种语法化的方向的因素，以及推动语法化前进的动因，即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是「－テイル」的语法化程度不断提高，最终成为对主语和前接动词限制最少的核心的存在形体形式，而不是「－テアル」；其次，推动这种语法化的动因是什么。由于存在形体形式是从存在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其发展变迁也就和存在动词本身的发展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存在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简单考察。
(一)存在动词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形体形式的历史变迁的关系
金水敏（2006）对古代到近代的文献资料中存在动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指出日语存在动词的演化历史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代到14世纪中叶左右，无论主语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其存在都用存在动词「ある（あり）」来表示；第二阶段到18世纪初为止，「いる」开始进入原本由「ある」占据的部分领地，表示有情物主语的空间存在，并与「ある」在该领地共存；第三阶段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ある」完全从有情物主语的空间存在表现中退出，由「いる」接管了这片领地；朝第四阶段的过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明显加速，「いる」除了表示有情物主语的空间存在以外，也开始表示有情物主语的限量存在； 朝着第五阶段的过度现在仍在进行中，即「ある」完全从有情物主语的存在表达中退出，无论空间存在还是限量存在，只要主语是有情物就用「いる」来表示。
金水敏（2006）进一步指出，推动这种变化发展的动因有两个，它们分别是有情物，尤其是人在语言中的突出性，以及语言体系单纯化的要求。正因为以人类为首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才产生了有情物主语专用的存在动词「いる」；也正因为语言体系有向着简单化、单纯化发展的趋势，才会从「いる」和「ある」分享同一领地的状态（例如第二、第四阶段）进一步发展到两者各占一片领地，“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例如第三、第五阶段）。
通过第一章对存在形体形式的历史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テイル」跟「いる」有几分相似之处，像「いる」不断侵入「ある」的领地迫使「ある」不断后退那样，「－テイル」也不断侵入「－テアル」的领地使「－テアル」不断后退。表1中的第六阶段显示的是近代京阪方言的状况，即「－テイル」完全占据了有情物为主语时的存在形体形式这一领地，并开始侵入无情物为主语时的存在形体形式的领地，在这一领地与「－テアル」形成某种程度的意义用法上的互补关系，即当无情物为主语时，既可以选用「－テアル」也可以选用「－テイル」，前者主要表示结果状态、准备、经验等，而后者主要表示结果状态、弱进行、完成、习惯等。金水敏（2006）的下面两个例句就是无情物为主语时，分别选用「－テアル」和「－テイル」表示结果状态的情况：
（21）便所の戸が開いてます
——二代目桂文枝『近日息子』
（22）鼻歌を歌うて軒下をばずーっと伝うて歩いておりますと、一戸入り口が細めに開いたーる。
——二代目曽呂利新左衛門『鋲盗人』
以东京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标准日语中，「－テイル」对「－テアル」领地的入侵似乎比表1的第六阶段更进一步，即无论主语是否为有情物都使用「－テイル」，而「－テアル」仅保留了前接他动词的用法，与「－テイル」完全各自为营，不存在领地上的交集。至于现代标准日语中的存在形体形式是否与近代京阪方言有着类似发展、变迁的过程，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见解。金水敏（2006）引用坪井（1976）的观点认为江户语的初期状态与近代京阪方言相似，「－テイル」与「－テアル」是根据主语的有情性区分使用的；而迫野虔徳（1996、1998）则认为江户语的基础是东国方言，而在东国方言中很早就有无情物主语使用「－テイル」的先例出现了。如果事实的确像迫野虔徳所述的那样，那么现代标准日语中的存在形体形式的历史变迁的轨迹就要另作他寻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做进一步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存在形体形式的发展变迁是「－テイル」朝着语法化程度逐渐变高，对主语的选择性逐渐降低的方向进行的，而不是相反的「－テアル」逐渐侵占「－テイル」领地的过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テイル」的这种向「－テアル」的领地入侵的趋势与存在动词「いる」向「ある」的领地入侵的趋势有着一定的关联。下面探讨产生这种语法化方向的原因，以及推动「－テイル」不断语法化的动因。
(二)决定存在形体形式语法化方向的原因及推动语法化的动力
之所以是「－テイル」不断侵入「－テアル」的领地，而不是相反，最主要的原因是「－テアル」原本占有那些领地。「－テイル」是之后才进入“体”这个语法范畴的后来者，也就是说，这里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通过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知道，「－テイル」这个存在形体形式的产生有赖于存在动词「いる」的产生，当「居（ゐ）」不是存在动词而是动作动词时，动词テ型后续「居（ゐ）」的形式表示的并不是体的意义，而是先后关系，即“先做某事后再坐下”或“先做某事后再停留”等。存在形体形式是以存在动词为词汇资源语法化而来的，因此存在动词中先有「ある」后有「いる」也就必然导致存在形体形式中先有「－テアル」后有「－テイル」。同一个语法范畴中的后来者总是要挤占先来者的部分领地才能进入该语法范畴的，就像市场中后来者必须从先来者那里抢走一部分市场份额才能在业界立足一样。至于究竟先挤占哪块领地，则往往取决于语法化所用词汇资源原本具有的特征。具体到「－テイル」这个存在形体形式来说，由于作为其词汇资源的存在动词「いる」表示的是有情物的存在，因此从它语法化而来的「－テイル」就先挤占了有情物主语后续的存在形体形式这片领地。也就是说，直到第四阶段为止，存在形体形式的语法化方向都只可能是「－テイル」（后来者）向「－テアル」（先来者）的领地入侵的方向，而其语法化的动因是「いる」从动作动词变为存在动词的动力间接传导过来的，即金水敏（2006）指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和语言体系单纯化的要求。
新产生的存在动词「いる」不断侵入原本由「ある」占据的领地，直到「いる」和「ある」分别表示有情物和无情物的存在时，“存在”这一语法范畴所涵盖的领地在先来者「ある」与后来者「いる」之间的重新分配才基本达到平衡。如图1所示，「－テイル」侵入原本由「－テアル」占据的有情物主语后续的存在形体形式这一领地时，其初始的动因是通过存在动词「いる」语法化为存在形体形式「－テイル」（下方斜向下箭头）间接传递过来的。其真实动因是促使动作动词「居（ゐ）」变为存在动词的动力，即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和语言体系单纯化的要求。然而，即使「－テイル」与「－テアル」分别表示有情物与无情物的结果状态等体的意义（即表1的第四阶段），它们对存在形体形式这一语法范畴领地的重新划分也并没有像「いる」跟「ある」对“存在”这一语法范畴领地的划分那样达到平衡，短短几十年间，「－テイル」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继续侵占「－テアル」的领地，直到无情物主语的结果状态、进行、完成、习惯等也可以用「－テイル」表示为止。如果现代京阪方言继续发展下去，或许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最终像现代标准日语一样，无论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其结果状态等意义都用「－テイル」来表示，而「－テアル」只剩下前接他动词的用法。实际上，金水敏（2006）指出，现代近畿中央方言里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两个问题：其一，表1的第四阶段以后，继续推动「－テイル」语法化的动因是什么；其二，为什么是「－テイル」高度语法化，失去对主语有情性的限制，而不是「－テアル」。
首先，是使用一种存在形体形式表示所有主语的结果状态、进行、完成等，还是对有情物主语和无情物主语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体形式取决于是要用存在形体形式表现出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这一要求占上风，还是使存在形体形式简化以适应语言体系单纯化的要求占上风。如果前者占上风，「－テイル」与「－テアル」就会在表1的第四阶段达到平衡，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会有一方最终取代另一方。存在形体形式是从存在动词「いる」和「ある」语法化而来的，语法化之后它们表示的是体的意义，也就是事件或动作的内部时间结构，归根结底是谓语动词意义的补充和延长。在英语和汉语等语言中，无论有情物还是无情物的存在都用同一种形式表达，可见通过使用不同存在表达形式来体现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这一点并不是必须的。作为存在句的核心的存在动词本身尚且如此，用仅作为谓语动词意义的补充和延长的存在形体形式来体现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突出性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如果真有这种必要，还不如用作为句子核心的谓语动词本身来体现。综上所述，用不同存在形体形式来体现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的必要性是非常小的，因此在语言体系单纯化这一要求的作用下，逐渐变为无论有情物也好，无情物也罢，都使用同一种存在形体形式。至于为什么最终高度语法化，并失去对主语有情性限制的是「－テイル」，而不是「－テアル」，或许可做如下解释，即如果是「－テアル」高度语法化，并最终取代「－テイル」的话，就会出现从表1的第四阶段到第二阶段的逆向变化过程，而这种逆向变化必然要经过如下阶段：即要把当时已经不用的「犬が寝てある」这类说法重新普及，这种把刚被淘汰的语言现象重新普及的逆向进化过程阻力很大，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与之相比，顺着「－テイル」的发展趋势，将其进一步语法化的阻力就要小得多。
(三)「－テアル」的语法化机制
存在形体形式「－テアル」受到语法化程度不断提高的「－テイル」的挤压，语法化程度不断降低，但它并没有完全从“体”这个语法范畴中退出，而是朝另一个方向语法化，获得了「－テイル」所不具备的前接他动词，并以该他动词逻辑上的宾语为句子主语的用法（例（15）、（17）、（20））。那么「－テアル」是如何语法化获得这种意义用法的呢？请看下面的例句：
（23）地面では大道商人たちが、共同で籠で買ったニシンや、小型のカレイを分け合っている。
——朝比奈弘治『パリの胃袋』
（24）壁には掛軸がかかっていた。
——五木寛之『青春の門』
（25）鍵は、職員室の奥の壁のフックに掛けてあるのだという。
——暮知淳『ほうかご探偵隊』
例（23）中，「大道商人たち」既是「分け合う」这一动作行为的主体也是，「分け合っている」这一状态的主体。同样，例（24）中「掛軸」既是「かかる」这一动作行为的主体，又是「かかっている」这一状态的主体。但是，在例（25）中，「鍵」是「かけてある」这一状态的主体，却不是「かける」这一动作行为的主体。可见，在现代日语中，相对于「－テイル」用于动作行为及其状态为同一主体的情况，「－テアル」用于动作行为主体与该动作行为引起的状态的主体不一致的场合。「－テアル」之所以能够语法化产生这种用法，我们认为仍然与存在动词「ある」、「いる」原本的语义有关。由于存在义的「いる」来源于表“坐”、“停留”等义的行为动词「居（ゐ）」，而由“坐”、“停留”等人或动物的行为造成的该人或动物存在于某处的状态，其动作行为（即“坐”、“停留”等）的主体与状态（即存在）的主体必然一致，“动词テ形+いる”受其影响也就只能用于动词テ形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主体与该动作行为引起的状态的主体相一致的情况。相较于「いる」，「ある」在「いる」成为存在动词以前，既可以表示有情物的存在，又可以表示无情物的存在，即使在「いる」成为存在动词以后仍能表示无情物的存在，而无情物存在于某处这一状态往往是由其他主体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无情物本身没有采取行动改变自身空间存在状态的能力，除了山、河等天然存在的事物外，相当一部分无情物的空间存在是由人、动物等的动作行为造成的一种结果状态。例如“花瓶在玄关里”这一空间存在的状态是由把“花瓶”搬到玄关里的人的行为造成的，即放置花瓶这一行为的主体与花瓶存在于玄关这一状态的主体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存在动词「ある」的意义用法中原本就包含了行为主体与该行为引起的结果状态的主体不一致这种情况，因此，我们认为「－テアル」前接他动词，并以该他动词逻辑上的宾语为句子主语的用法就是受上述「ある」的意义用法的影响而形成的。
三、结语
纵观日语存在动词以及存在形体形式发展变迁的历史，会发现驱动它们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因都有两个：分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以及语言系统单纯化的要求。虽然动因相同，但两者的变化结果却不尽相同。存在形体形式没有像存在动词那样在有情物主语和无情物主语分别使用不同表达形式的阶段达到平衡，而是原本用于有情物主语的存在形体形式「－テイル」进一步高度语法化，失去对主语有情性的限制，从而成为存在形体形式中最核心，对主语和前接动词限制最少的形式。推动「－テイル」进一步语法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没有必要用作为谓语动词的意义的补充和延长的存在形体形式来体现以人为核心的有情物在语言中的突出性，因此语言体系单纯化的要求在推动存在形体形式发展变化的因素中占了上风；其次，「－テイル」的进一步语法化是顺着其原来的发展方向继续向前发展，这比起「－テアル」的逆向变化阻力要小得多。最后，「－テアル」之所以能够获得前接他动词，并以该他动词的逻辑上的宾语为句子主语的意义用法，我们认为这是受到存在动词「ある」表无情物的空间存在时，原本就包含无情物的空间存在状态是由其他主体的动作行为引起的情况，即动作行为主体与该动作行为所引起的状态的主体并非同一主体的情况。通过对存在形体形式语法化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决定语法化的方向的因素以及语法化的动力往往来源于人类的认知，而某一语言形式语法化的潜力和可能性则多取决于其词汇资源原本的语义特征。
参考文献：
[1] 井上文子．「アル」?「イル」?「オル」によるアスペクト表現の変遷[J]．国語学184集，国語学会，1993．
[2] 金水敏．日本語存在動詞の歴史[M]．ひつじ書房，2006．
[3] 迫野虔徳．文献方言史研究[M]．清文堂出版，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