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常有一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老人来我们村，他的担子上挂满了各式各样新奇的小玩意儿，他边走边扯长了嗓门喊道：“收鸡蛋，卖洋火！”村里妇人一听到这声音，就朝着路口喊“收鸡蛋的等一下”，然后放下手中的活计，去找个破碗或是草帽，又或者拿个盛粮食的升子把自家攒的鸡蛋小心翼翼地端出来。老人果然就在路边等着，将妇人拿来的鸡蛋一称，算成钱，多数时候就是三个五个，也值不了几个钱，要换东西的现场挑，看中什么拿什么，像胰子、刷子、擀杖、针线、勺子、洋火、头花，要啥有啥，不要东西的就给成钱。老人一般是吃过早饭以后来村里，如果运气好，绕着村子转两圈，差不多能把扁担两头挂的竹笼装满。我悄悄跟在老人的后面，学着他走路的姿势，他喊一声，我学一声，他便放下担子，转过身来朝我笑，那一张留着山羊胡的脸上挤出许多深深浅浅的褶子，还向我招手，要给我拿糖。我吓得撒腿就跑，因为大人们说过，村子里有专门抓小孩的坏人，就是常常用糖果骗小孩过去的。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告诉母亲：外面有个收鸡蛋的坏人要抓我。母亲侧着耳朵听了听，严厉地说：别胡说，那是你外公。
这便是在我记忆中最早的关于外公的印象，那一年我大约五六岁，按说，在那之前我也是常去外公家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记忆好像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一样，任我怎么想痛脑袋也想不出来。
从大舅父的一篇“回忆录”里，我找到了更多关于外公的记录，在那些看似朴素的文字中，我了解到外公艰辛而坎坷的一生，那些经历远远超出我对苦难的最初理解。我踩着历史的脉络，勇敢前行，每一步，都尽可能还原出那段岁月的真实。
外公生于一九〇八年，家境贫寒，打小就帮着家里干粗重的农活。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不少庄稼都旱死在地里，很多人家颗粒无收。外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困境，他们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藏了起来，过几天才从中挖出小半勺来，熬些稀粥。平时就吃麸皮、油渣、干苜蓿等用来喂牲口的饲料，艰难度日。外公那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不说，还不好消化，想填饱肚子更是不可能。天一直没有下雨，秋季的庄稼也没能种上，到了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两尺厚，一些年轻人都出了村到别处讨饭去了，不少人则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到了民国十九年，也就是一九三〇年夏，老天爷终于下雨了。外公变卖家里的东西，东挪西凑，总算备了些种子，赶着紧种下了地。庄稼长势喜人，后来又下了几场雨，谁知临收庄稼时，却发生了蝗灾，一夜之间，地里的庄稼被吃个精光。没过多久，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从此之后，家里的担子就压在外公一个人身上：哥哥天生智障，生活不能自理，妹妹那时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灾情一直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后来又发生霍乱、霜灾、水灾，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事。尽管生活十分艰难，可越是这样，人求生的欲望就越强。糠、草、树皮、观音土，能吃的东西都尝试着吃了。原本二百多人的村子，年馑过后，只剩下几十口人。
这段饥荒的经历后来也常在外公的梦中出现，他时常惊醒，再无睡意。那种无奈与绝望，深深地印在外公的心中。
直到一九四〇年前后，外公才结了婚，那年他已经三十二岁，而外婆那时只有十六岁。一年之后，大舅父出生，为这个家里增添了新的希望。因为有了年馑的经历，外公十分珍惜这个时候的生活，他除了把地里的庄稼务好之外，在冬春时节出外给人家打胡基，挣些辛苦钱。打胡基是个技术活，一般人打不了，外公打胡基，不仅打得快，而且打得好，所以经那口碑宣传就活路不断，经常一趟出去差不多几个月都在外头。北方的冬天，特别冷，而打胡基又是个体力活，打着打着就出一身汗，但双手是暴露在外的，手上就裂出很多血口子，风一吹，钻心得疼，可外公完全顾不上这些，他只知道，他多干一点，就多一点收入，妻儿的生活就能多一些保障。有一年，由于手上血口太多，竟把打胡基的石锤把儿都染成了红色。晚上，依着主人的便，在人家柴房胡乱将就一夜，风大的时候，就给身上盖些稻草避寒。
不知不觉，就熬到了解放后。劳苦大众地位提高，国家又鼓励生育，所以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九年，姨妈、母亲、二舅父、三舅父相继出生。这期间，外公置买了十五亩田地和一院新庄基，在前院盖了两间大瓦房，中院和后院各盖两间厦房，并添置一盘磨子和一辆独轮手推车，与人合买一头耕牛。还没开始实现他的兴家理想，便遇上农业合作化，私有田地被改造为集体所有制。那时，大舅父在石家上学，姨妈和母亲还小，外曾祖母已是七十二岁高龄，双目失明，家里再无别的劳力，外公便到队上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外婆在照顾孩子的间隙也跟着村里的妇女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
谁也没想到，苦难会再度袭来。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大|饥|荒让悲|剧重演。缺粮的现实问题让曾经“亩|产万|斤”的荣光不再，一时间，肿|病横|行，死|尸|遍|野。外公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带领家人历经重重生死考验，又一次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一九六五年，舅外公有意让当时年仅八岁的二舅父给他顶门户，便前后找外公说了几次。外公试着给二舅父讲了这样的意思，二舅父说什么也不愿意。无奈之下，外公便强行拿绳子将二舅父的手绑了，在前面拉着，二舅父边哭边往后顿着，父子二人走走歇歇，硬是挨到了绛帐。从那之后，二舅父便跟舅外公姓了贾。外公回到家里，也是一阵难过，经常躲在人后暗自抹泪。
八十年代初，农业社解散，包产到户，此时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外公却还是闲不住，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干起了收鸡蛋卖小杂货的营生。这以后的事情，我也多多少少能记得一些。外公晚年的时候，耳朵背，听不来话，我向他打招呼，他只是笑。
一九九〇年冬，外公不幸去世。我放学后一个人跑到了大舅父家里，那里早已摆起了灵堂，舅父、姨妈、母亲都在。虽然外公生前样貌和蔼可亲，可去世后的遗容我那时却不敢近前去看，母亲说，你看，你外公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我远远的看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外公，心中笼罩上一层浓浓的悲愁，脑中却依然想着他收鸡蛋时的情景。
那一年，外公八十二岁，走完了他苦难而辛酸的一生。
（2016年10月23日于西安北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