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仅可一人，策士则愈多愈好
心腹只能有一个，否则做事要决策时，将会有许多意见，意见分歧，难做决断，就不易成大事。可是辅佐的谋士，要越多越好，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开阔思路。
汉统一天下后，最初有吕氏一族专权，带来了重大的危机。高祖死后，吕太后带领其族人为所欲为。不久，吕太后死，刘氏族人齐王襄，首先率兵攻入京城，想一举击灭吕氏，自己来当皇帝。随后，汉大臣也纷纷响应，将吕氏一族悉数诛杀。
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当时皇帝的候补人选有好几位，最后决定拥立了代王恒。恒为高祖的庶子，迎接恒的使者来到，群臣都劝恒不要前往，唯恐会被杀害。可是这时，负责治安的部下宋昌说：“群臣的意见都不正确，请大王不要害怕，上京都去吧！”
当时宋昌并非代王的心腹，可是他能对紧急变故提出妥善的处理方法，已经具备了做心腹的条件。代王恒非常谨慎，先派其舅父薄昭前往京城查看究竟，然后才开始朝长安进发。
这时，宋昌和代王恒同乘一辆马车。张武等六人则另乘一车，随同护驾。到达长安近郊后，宋昌返回，恒等人继续前进。
恒即位称为文帝后，马上赏赐诛杀吕氏家族有功的大臣，随恒到京城的七人，则在半年后才得到奖励。宋昌被封为壮武侯，其余的六人也被任命为大臣。对心腹的酬劳，不可以过早，否则会引起忌恨。
“心腹一人，谋士五人”这句话是姜太公对周武王问如何统率军队及部属时所作的回答。所谓心腹，就是辅佐领导、拟定策略的人。这种人不仅要能掌握全局，更要能在紧急的时候，沉着应付变化的情势。至于谋士，则是计谋多端、头脑灵活、具有预测能力、能够判断得失的人。
不管是团体或者企业的领导人，心腹都不能超过两个人，这是奇妙的心理所造成的。假如企业有三个副总经理，如果一旦总经理死了，只有一人可升为总经理，恐怕会争得不亦乐乎。
不要坚持独断
不可坚持独断，而忽视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极为当然的道理。肯听多数人的意见的周武王，常在遇到重要决策时，不作独断，而会先验证其想法是否正确，然后才贯彻实施。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要攻灭殷纣王的计划，早从武王之父西伯昌（文王）时代，就已经酿成了。当时，被关在麦里的西伯昌，逃回故国之后，便开始计划打败殷朝，并由姜太公来辅佐他。此后，归顺西伯的诸侯越来越多，但西伯尚未完成推翻殷朝的愿望，就去世了。随后，武王即位，姜太公继续辅佐。这意味着推翻殷朝的计划，是经文、武两代子承父志，才完成的。
又过了九年，武王和姜太公决定，开始实施推翻纣王统治的计划。向东方进军。到达孟津的时候，殷的诸侯归顺周的已经超过了八百个。诸侯们一致主张讨伐纣王，可是武王却认为时机来到，而将军队撤回。基实，这种做法是武王和太公想证实一下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如果诸侯来投靠的数目，已经超过八百个，这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以后的两年中，纣王杀死了王子及大臣比干等人，越发显出其残暴的本性，后来殷太师疵和小师疆，携带祭祀用的乐器，投奔到周，时机更加成熟，于是武王宣布：“殷犯了重罪，须加以讨伐。”当时武王的军队，只有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装的士兵四万五千人，再加上诸侯兵车四千辆，集中于朝歌（殷都）南方的牧野，迎战纣王的七十万大军。在伐纣之前，武王占卜询问吉凶，结果不吉。这时突然吹来一阵风，诸侯们开始害怕，只有太公一人主张立即讨伐纣王。
以少数人打败多数人，最重要的就是军心不能涣散，于是武王下令：“部队前进六、七步后，就必须停下来，整顿一下队伍。杀到七回合后，又再整顿队伍。”姜太公率先带领一百名勇士，和敌人作战，以激发全军的士气。随后武王带领主力部队攻入纣王的大本营。
若是没有姜太公的独力坚持，就不能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可见有时“独见”也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独见”，一定得是真知灼见。
不要患得患失
隋朝末年，天下纷争，唐高祖李渊决定在太原起兵，夺取天下，但李渊顾虑太多，犹豫不决。谋士刘文静、裴寂劝李渊当机立断，即刻发动兵变。刘、裴二人见到李渊说：公处嫌疑之地（指隋炀帝特使来太原宣召拘留李渊），副将败阵，反以罪问，事至如此绝境，只有立即举兵一途，才能解危难之急。刘文静、裴寂二人为打消李渊的顾虑，并分析了兵变有利条件。“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人，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李世民也向李渊建议，“今主上（炀帝）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小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并说：“不若顺民心，举义旗，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主帅的果断坚定，有时是来自谋士的果断与信心。谋士的果断之谋，影响与推动了李渊的行动，使他克服了过于谨慎，顾虑重重的缺陷，终于抓住时机，起兵太原，为建立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世上没有任何人都满意与拥护的万全之策，再高明的谋略要想让每一个人都拥护、赞同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策略都要被人说长道短，甚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谋略者来说，要有自己的主见，坚持真理，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定自己的信念，直到谋略被接受并付诸实现。李渊太原起兵后，率大军西行关中，途中受阻，且军粮渐感不足，又传言说突厥联合刘武周率军乘虚进攻太原。有人主张回师太原，李世民则指出：“本举大义，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众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何以自全？诸人保家爱命，言不可见。定义取威，在兹一决，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但李渊接受了前一种意见，拔营北返，天黑后一部分军队已经撤离了前线。李世民坚持己见，立即去见李渊，在李渊休息的帐外失声痛哭。李渊闻声召见世民，世民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走，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说：“军已发，奈何？”世民说：“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可即追回。”当夜世民、建成骑快马将左军全部追回。很难想象，李世民如果不坚持自己的谋略，如果不努力去争取实现自己的谋略，李渊进军关中、建立唐王朝的历史也可能要重新改写。由此可见，谋略者坚定的品质，不被别人左右的性格，在谋略中是显得多么重要啊！
患得患失，谋而不断，会错失良机，给自己带来被动。秦朝灭亡后，有人建议项羽趁早杀掉刘邦，以防备刘邦今后与之争夺天下，项羽犹豫不决。在鸿门宴中本是杀刘邦的好时机，范增先是向项羽使眼色，又举起身上佩带的玉块，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后又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的迟疑不决使刘邦得以逃脱，最后江山落在刘邦手中，自己兵败自杀。项羽的失算咎由自取，作为谋士范增，态度是坚决果断的，看来谋士只能对谋主起影响作用。
勇于听取别人的批评和意见
白居易曾经写诗说：“太宗尝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在这里，这位唐朝大诗人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勇于听取批评的精神。
古时臣子批评皇帝原不叫批评，叫做谏诤。刘向《说苑·臣术》云：“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那时伴君如伴虎，更不要说逆龙鳞、揭疮疤了。所以，批评皇帝就得冒着死的危险。象夏之龙逢，商之比干，就是因为提意见分别被暴君桀纣杀了头，剖了心的。
然而，即使在那时，人们也知道批评的重要，大凡明君贤相，也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和能够较为正确地对待批评。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这样一位明君。他招贤纳谏，从善如流，对“当官力争，不为面从”的尚书裴矩，不仅不恼火，还给以表扬，树立为“典型”，说是：“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魏征犯颜直谏，面折廷事，甚至毫不客气地引史批评他说：“昔议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处汉文、晋武下乎？”更难听的是，当贞观四年李世民为了巡游而要大修洛阳乾元殿时，大臣张玄素竟然上书说他是“袭先正之弊”，“恐甚于炀帝远矣！”把他说得连亡国之君隋炀帝不知！而太宗听了，不但没有发怒，反倒赐给张玄素200匹绢帛。以奖励他的“忠直”。李世民还创造性地建立起“谏官”制度，即在朝廷里设立那么一批官员，“随宰相入阁议事”，任务就是给皇帝提意见。李世民能实现“贞观之治”，和他如此虚怀若谷、兼听广纳有着极大的关系。就是被一些史学家说得一塌糊涂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也赴颇能听取一些批评的。难能的是人家指名道姓批评她乱搞另人，她也不生气。有个叫宋敬则的就曾上书批评她找美少年，而且把“洁白美须眉”，“阳道壮伟”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活也写上了奏折。对这类批评，她不仅不认为是“恶毒攻击”，还赐给朱敬则彩百段，说是“非卿不闻此言”，居然表扬了一通。据刘向《说苑·臣术》载，春秋时的齐相晏婴，对于三年不向他提批评意见的高缭，还给予辞退免职，可见也是极为重视批评的作用的。
当然，古人中也有许多不懂批评重要，不喜欢批评的人。夏桀、殷纣就是典型，谁提意见就杀谁；隋炀帝杨广更是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有几位大臣，象建节尉任宗、信奉郎崔民象都因劝谏他勿游江都被先后斩首。唐太宗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这评论切中了要害。上述都是极端的典型，更多的则是象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听到批评后，当面不发作，事后搞报复，找个岔子把提意见的人收拾掉。他的大臣周衡就因为批评过他“示天下以不信”，后来为超了一天假，竟被朱元璋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皇帝老儿还说：“朕不信于天下，尔不信于天子！”报复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做的结果呢？只能是塞了言路，甚至断了言路，接着断了自己活路，由于孤家寡人而丧权亡国，桀、纣走的就是这条路。
唐人柳宗元写过一篇《郭橐驼传》，文中讲的是栽树的方法要“顺术之天以致其性”，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我国古时候还有个“秀才遇花红”的故事；秀才见书中有“阳气者，万物生长之本也”，便将家中的花盆“移子内室，取炭生火”，才十多天，果然花现红蕾。这时，秀才琢磨：“花移温室，十日暴凿，若近火盆，五日当绽”，便把花盆挨，火盆。不料，花盆离火太近，竟把花枝烤枯了。不仅花儿未开，花蕾也完了。法国作家拉封丹曾写过一个寓言：北风和南风比赛，看谁能把行人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施展威力。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袭击，反而抛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徐徐吹拂。行人顿觉温暖，便把大衣脱掉了。这三则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批评要根据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方法；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温度过高，否则便欲速则不达。有故事说：一次齐景公为一匹马病死了要杀他的马去。晏婴问明缘由后说：“这样杀掉他，人们还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呢？让我来数落他的罪行。”他说道：“你为大王养马，没有养好，罪该一死；你使大王为了一匹马要杀人、罪该二死：如果火王仅仅为了一题马杀了人，事情传到老百姓耳朵里，百姓会抱怨大王。传到诸侯耳朵里，诸侯会轻视我国、罪该三死……”讲到这里，齐景公便明白了晏婴的批评意思，急忙让把马夫放了。由于讲究方法，取得了好的效果。杜工部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看，开展批评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会象高尔基称赞列宁做的那样：批评了你，还让你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