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
古今对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第60章） 一语的解读， 大都集中在“不扰民”
一点上。如《韩非子·解老》云：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 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故以理观之， 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其功， 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 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 不重变法。故曰： “治大国若烹小鲜。”
韩非子指出， 正如“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即失去其光润的鳞次） 一样， 治理一个大国而政策反复无常， 也会令民众无所适从， 深受其苦。这就是韩非子所理解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道理。此后的《老子》研究者们也常常遵从韩非的这一见解。如晋代的王弼释此句曰“不扰也”， 宋代的苏辙在《老子解》中更进一步发挥说：
烹小鲜者不可扰， 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 扰则鱼烂。圣人无为， 使人各安其自然， 外无所烦， 内无所畏， 则物莫能侵， 虽鬼无所用其神矣。
韩非认为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苏辙认为“扰则鱼烂”， 虽其程度有深浅之不同， 然都以此句的蕴义为“治大国者不可烦”。直到清初的傅山， 仍在其《读老子》中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多事琐碎也。” （《霜红龛集》卷三十二）
实际上， 老子关于治国不可扰民的主张， 乃是源自他的“无为” 思想， 即在上者应“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老子·第2章》）， 只有这样， 才能以“无为” 的姿态来达到“无不为” 的目的。这道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至于以烹鱼言治国的妙喻， 则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人马其昶曰： “《毛传》云： ‘烹鱼烦则碎， 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 义本《老子》。” （冯振《老子通证》引） 看来以烹鱼喻治国， 在秦汉间人那里已成为常用的比喻， 而其义实本于《老子》。再后， 更有不少的政治家， 还运用类似的比喻来阐述老子的这一主张。如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駞传》便以种树为例， 同样阐明了“不害其长”， 不事苛扰的居官理民之道。时至今日， 这种“不扰民” 的思想已越来越成为进步政治家的理念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而“烹鱼”、“种树” 之类的喻义也早已深入人心。
应该说，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的“不扰民” 之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倘要深入探讨， 则其中所包含的微义尚不止此， 至少以下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思想。凡烹鱼， 鱼总是要有的， 这便是“一”； 但光有鱼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作料， 这便是“多”。而将鱼与各种不同的佐料放在一起烧制， 从而烹出味道鲜美的鱼来， 这便是“一” 与“多” 的和谐统一了。老子善以水为喻，而且也说过“鱼不可脱于渊” 之类的话（36章）， 所以他应该懂得如何烧鱼的， 因而其“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包含了“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道理， 当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 早在春秋时期， 与老子差不多同时的晏婴， 即以烹鱼为例， 来谈“同” 与“和”
即“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命题了。当齐侯问晏婴“和” 与“同” 有什么不同时， 晏婴便告诉他：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无争心。……声亦如味， 一气， 二体， 三类， 四物， 五声， 六律， 七音，八风， 九歌， 以相成也； 清浊， 小大， 短长， 疾徐， 哀乐， 刚柔， 迟速， 高下，出入， 周疏， 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 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认为， 烹鱼肉必须加上水和醋、盐、梅等调料一起放在火上煮， 然后由“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足， 以泄其过”， 才能做出可口的羹来。声音也是同样的道理， 要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高下等要素的“相济” 当是必要的。但正如“以水济水” 无人会食用一样， 若琴瑟只弹奏单一的曲调， 也是无人去欣赏的。由此， 晏婴得出了一个结论： “君臣亦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治国也需要各种因素的“相济” 和互补， 也需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当然， 在各种因素中自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 例如烹鱼， 佐料虽多， 但鱼总是占着主导的地位。奏乐也一样， 五音繁会、六律协同， 主旋律还是要有的。可以看出， 在以烹鱼喻治国的一点上， 晏婴的观点与老子的观点倒是十分接近的。
倘再上溯， 则西周时的太史史伯早已有过类似的论述了。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说：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刚四肢以卫体， 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 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纪以立纯德， 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 物一无文， 味一无果， 物一不讲。” （《国语·郑语》） 史伯也认为， 任何事情的成功， 都是建立在多样性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品类太单一了， 连后代都无法产生（即所谓“同则不继”）， 更不要说会有什么动听的音乐， 多彩的物体， 美味的果实， 和可供比较的事物了。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 而且其著书也经常从前人的见解和古文献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所以对史伯的这番话他不会不知道的。而从史伯至晏子、老子的类似论述中（后两者还使用了相同的“烹鱼” 的比喻）， 更可以看出西周至春秋间， 人们对“一” 与“多” 和谐统一这一命题的关注。窃以为， 老子所提出的“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的著名论点， 或许受此影响。只不过《老子》中的“一” 已升华为由道所产生的统一的事物， 而“多” 则是先由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形成的对立面而产生出新的第三者， 然后再由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东西， 从而将不同事物产生的过程更深刻地揭示出来罢了。
二是要准确把握各种事物融合过程中的“度”。烹鱼是一种过程， 具体地说是将鱼与各种作料如醋、盐、梅等和水合在一起， 然后放在火上烧制的过程， 其最终的结果是各种要素的和谐统一， 即美味的鱼。倘若在这一过程中， 各种要素不能协调和谐， 有机的统一，那么就无法得到美味的鱼。因此， 烹鱼过程中的火候掌握是至关重要的。火候不足， 各种要素的潜能无法充分发挥与融合， 鱼的味道固然不佳； 而火候太过， 鱼被煮烂， 佐料变质，鱼也不能成其为美味。因此， 要将鱼烹的恰到好处， 美味可口， 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烹鱼过程中的火候即“度”。
治大国也像烹鱼一样。要使各种复杂的矛盾取得平衡， 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协调一致，并使之共生共存， 互相促进， 也需要把握和谐统一过程中的“度”。既不要不到位， 也不要太过分， 即所谓“过犹不及”。这一思想在后来曾被孔子概括为“中庸”。朱熹《论语集注》云： “中也者， 无过、无不及之名也。” 这就是说， 为达到一定的目的， 在实现的过程中，既不能“过”， 也不能“不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握住“中”， 即恰如其分， 恰到好处。
应该说， 孔子“中庸” 之道的提出， 既是对尧、舜以来“允执其中” （《论语·尧曰》）
思想的继承， 也与前述史伯和晏婴所论述的“和” 是分不开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必须重视“和”， 即“和而不同” 与“和实生物”； 而要实现“和”， 则最好的途径便是“中”。具体到老子来说， 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和” 或“中”， 但他通过“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一妙喻所阐明的道理， 应该是包含有“中” （即对“度” 的把握） 这一因素的。当然， 老子在烹鱼的喻义中所阐明的只是治国之道， 而孔子则将其发展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即“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这一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总起来说，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一语所包含的蕴义是十分丰富的， 其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老子认为， 治国既不能扰民， 同时也要注意各种因素的相济， 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把握好统治之“度”。而作为在上者， 尤其不能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 失去了做事的分寸。如果说这些思想在“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还是以喻义的形式委曲表达的话， 那么在他的另外一些言论中便直言不讳了。如他对统治者扰民的谴责是：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17章）
大制不割。（28章）
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37章）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57章）
因为统治者不值得信任， 所以才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 最完美的管理应是不出于勉强； 统治者根绝欲望， 天下将自然稳定； 法令越森严， 盗贼反倒越多。这说的再明确不过了： 最好的管理应是顺应民意， 不加勉强。如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欲， 用苛烦的法令来干扰和束缚人民， 那么， 他们非但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甚至还会制造出更多的盗贼。接着看老子对和谐相济思想的论述：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77章）
所谓“天之道”， 也就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应该减少有余以用来补给不足， 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人间的和谐。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正相反———偏要剥夺不足的， 以用来供给有余的人。如此则只能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穷苦人的利益得不到关注， 社会便永远不可能和谐有序了。为此， 老子还进一步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和谐景象：
朝甚除， 田甚芜， 仓甚虚， 服文彩，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余， 是谓盗芋。
一方面是农田很荒芜， 仓库十分空虚； 一方面却是统治者住着美好的宫室， 穿着锦绣衣服， 佩带锋利的宝剑， 吃着精美的食物， 占有着多余的财富。这种极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对一个“大国” 来说， 的确是十分可怕的， 难怪老子径称这些统治者为强盗头子（“盗芋”）
了。再看老子对统治者过度行为的警告：
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
民不畏威， 则大威至。（72章）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74章）
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75章）
统治者盘剥无度， 肆意妄为， 自以为“强梁”， 到头来却不得好死。当他们的压迫到了一定限度， 即人民不怕威力的时候， 那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到了那时， 再用死来吓唬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可见， 老子是坚决反对统治者走向极端的。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 老子之所以要用“烹小鲜” 来喻“治大国”， 实与他的整体思想特征有关。老子思想具有明显的阴性特征， 即尚阴观念， 或曰雌守观念（“知其雄， 守其雌”）。而鱼与水都具有阴柔的品性， 所以老子不但常常把水比作道， 称赞水的美德（“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也用鱼及与鱼有关的事情来阐明道（如“鱼不可脱于水”、“民忘于治， 若鱼忘于水”）。这样一来， 不但加深了人们对老子“道” 的阴性特征的理解，同时也使《老子》一书具有了鲜明的文学色彩。但正如一切形象都大于思维一样， 《老子》一书中的有些形象（包括“治大国若烹小鲜”）， 遂令后人很难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明晰的语言来准确地加以表述了。而从另外一面来说， 这却是老学万古常新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