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所重在理
情、理、法乃是仁、义、礼的通俗化说法，代表孔子思想的三种不同层次，构成立体的观念架构。现代人将它当做平面的理念来处理，因而产生众多的误解与流弊。有些人主张情、理、法三者兼顾，乃至重情而不顾理、法，徒然使情蒙受了不白之冤，被众人斥为现代化的一大阻力。不过，如果把情归结为农业社会的产物，指明工业社会并不需要情，似乎又说不过去。
有些人认为情、理、法三者孰轻孰重，应该因时而异，因此主张私的场合，情重于法；公的场合，必须法重于情。但是公私分明之处，固然方便，而若干公私难辨的场合，又将如何？其实，一个人假若能够理智地适当调整自己的态度，又何惧情之有？也有些人大声疾呼：情、理、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化的管理非改变为理、法、情不可。我们如果发问：“先生如此怕情，敢是无情的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多半自信自己的情为善情、纯情、真情，却片面地论断他人之情为恶情、滥情，这也是人之“常情”。情、理、法是“所重在理”，由于“理不易明”，很容易形成“强权即公理”，或者造成“严酷的礼教”，反而不合理。所以孔子才把它提升为情的层次。此情乃是仁心的自然流露，从“心”(意义)从“青”(声音)，为“心之美者”(“青”字含有“美好”的意思)，深深值得我们重视、珍惜与实践。
情、理、法的次序，情在理先，法在理后。一般人觉得情最要紧，理在其次，法最不重要。许多弊端便因此而生，落得众人交相指责。实际上，中国人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自有其独特的次序观：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而居中为吉，所以它的次序意义，应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我们由情入理，务求合理合法，可见主要在求得合理。
理居其中为吉这种排列方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例如：人与人的关系，综合为群、家、己三层，重点折中在家。各人对自己的修养，有张、节、弛三态，我们重视对自己的节制，折中在节态。时间区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又说“将来的事十分遥远，管它做什么”，主张以现在为中心，以求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我们从实际生活来考察，也不难发现，中国人确实是最重视道理的。我们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蛮法三千，道理一个。”从小就听说“读书要明理，做人做事务必按照道理”，并没有“读书为了有情”或“读书为了守法”这一类的话。我们与人发生纠纷，便要商请第三者出面“评评理”，得理的时候，就会心安；理亏的时候，往往不得不俯首认错，赔个不是。每一时代都有一些“不讲理”的人，那是“小人”，不是大家所欣赏、赞美的“君子”。至于说现代社会不讲理的人越来越多，则是教育及风气的问题，与“情、理、法”的排列次序，应无重大的关系。
法是基础，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
法是基础，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守依垂直式的思考，法在情、理的底层，是整个建构的基础。
孔子的管理思想，以“从周”为起点，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按照盛周的典章制度，以调整君臣上下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组织，如果成员都能够各依其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彼此皆安。即以角色理论而言，“从周”就是“角色期待”，而“正名”则为正常的“角色演出”。有些人一直以为只有法家才讲法，因此用人治和法治来区分儒、法，实在都是偏见或误解。孔子重“礼”轻“刑”，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缩小政刑的范围，把“刑”“法”安置在“礼”的“节度秩序”中，认为组织成员如果能够“约之以礼”，切实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就不至于触“刑”犯“法”了。
“礼”观念是孔子学说的起点。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义、仁诸观念，其特色即在不停滞在礼观念上，而能步步升进。不像法家那样，固执于法，却不能着眼于法、理、情的升进过程。“礼”(法)在管理上的应用，即所谓制度化。任何一种制度，在创立之初，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用意；绝不是凭空地出现的，亦不会无端消失。但是不论什么典章制度，绝不会只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只有弊而无利。同时它虽拟定成文，其实仍免不了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仍然应该随时随地而调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一般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日子久了，都可能变坏。所以“制度管理”还得要靠人来创立、修订和推行，否则必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
任何典章制度，都是一种普遍形式，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特殊情境，何况个人或组织经常出现新的情况而难以事先预测，更是无法妥善应付“例外”或“两可”的事宜。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它只是管理的起点，正如“礼”(法)是孔子学说的始点，必须不停滞地向上提升，才能达到管理的完善境界。制度有其空间性及时间性，既不可以盲目移植，亦不能不加改善，须随时加以改进。管理的情、理、法以法为基础，组织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然而“崇法务实”乃是成员的基本素养，有待进一步“毋必”、“毋固”，突破“死板”的“制度”而求其充分适应时空的变迁，这才是“不执著”。
“摄礼归义”，合理必然合法
当代哲学大家劳思光先生指出：孔子的仁、义、礼学说，依理论次序讲，以摄礼归义为第一步工作。义即正当或道理，君子“无适”、“无莫”，唯理是从，并不抱持特殊的态度，所以“义之与比”。原来孔子一方面吸收当时知识分子区分礼、法的观念，认为仪文种种，乃是狭义的礼，不过是末节；建立节度秩序，才是广义的礼，亦即礼的本义；一方面更进而肯定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其基础。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用麻布或丝绘制冕，只是仪文，既然用丝绘制冕可以节省民力，便不必据守传统，所以孔子主张“不从旧礼而从众”。但是礼无大小，都应该有一定的理据，并不是随意曲从俗习就可任意改变的。时人虽改在堂上拜谢，实在是不恭，所以孔子认为它缺乏理据，宁可违背众人，还是坚守拜于堂下的礼。制度仪文的修改与否，即从众与不从众的分野，在于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他把这种道理或正当性的理据，肯定为义，即摄礼归义。在孔子之前，谈“礼的基础”时，往往归之于天道，认为“奉礼”即“畏天”，人应该奉礼的理由，即在于“礼以顺天”。孔子脱离原始信仰的纠缠，把“礼的基础”确定在“人的自觉心”或“价值意识”，即以义代天。劳思光先生认为：“至此，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觉之地位，陡然显出，儒学之初基于此亦开始建立。”
从情、理、法的架构来说，法是人定的，日久终将不合时宜，必须依理改变，才能合用。许多人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自己却从来没有看过《六法全书》，只因受到“摄法归理”的影响，认为合理必然合法，一切唯理是从，当然不必去翻阅《六法全书》了。万一合法而不合理呢？既然此法已不合理，本身就有修改的必要。在管理上，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不可没有制度。但是制度必须不断生长，一方面要根据理论，一方面又要配合现实。以理论为制度的精神生命，以现实为制度的血液营养。既不能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亦不能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制度如果墨守成规，势必毛病百出；制度如果任意乱变，那又谈什么制度？所以制度化之后，紧跟着要合理化。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随时求其合理。太阳会下山，制度也有其失效的时候，这种“日落法则”，正是制度合理化的精神。经常修订典章制度，使其适合时空的变迁，符合安人的需要，才是合理的。管理的情、理、法要求成员在“崇法务实”之外，仍须发扬“不执著”的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制度及方法，以求“不固而中”。
方法不固定，却一定要命中目标！
“纳礼于仁”，凭良心就是合理
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终点。仁可以说就是爱，由“毫无私累的公心”所发出的爱，就是仁。人能够去除私念，确立公心，则是超越一切制约的纯粹自觉，而显出最后的主宰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立公心，毫无私累，于是对一切外界事物，皆能依理做出价值判断。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指出，“好恶”若就情绪意义讲，则一切人、一切动物皆有好恶，何必“仁者”？他推定孔子的意思，是指好恶如理而言。儒家重“义利”之辨，认为从私心则求利，从公心则求义；仁既然系公心，则仁为义本。因为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即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能立，必然溺于利欲；公心能立，才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是义，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明确肯定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表现。由此可见，义之依于仁，有如礼之依于义。
依理论程序说，礼以义为其实质，义又以仁为基础。但由实践程序来看，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并进而由此意志唤起公心。在实践过程中，礼义相连，无法分别，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由礼而直达于仁。法必须依理制订，而理不易明则是判断上的一大困难。张载说：“天理者，时义而已。”天理是普遍的公理，必须因时合宜，所以是随时适应的。时乃变动情境中的适应力，提醒我们切实把握当前的环境或处境，考虑往昔所遵守的规范是不是赶得上变动不居的社会，以求得适中易行的方法。儒家讲求经权，便是因为理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理不是无定则，但人在特殊处境中，有时候可以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去做道德决定；但违反明显而确切的规律，并不就是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了适应特殊处境的需要，他是在依顺了另一种或另一层规律之后，才放弃或违反了原先的规律。
因此，表面上违反规律的行为，就一端看，好像是道德规律失去了实际效用，实质上真正失去的只是一时不能适应特殊处境的规律形式，而以能解决当前难题的另一规律代替了它。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说：“经，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理”因时而“变”，必须“权不离经”，才是变而能通。扬雄说：“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道”就是“理”，并不是永恒地存在那里，却是为适应不同的处境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人如果一味地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以求适应，终将因过分保守而失败；相反地，假若只求适应而不顾原则，也可能导致理想的丧失，亦即“离经叛道”了。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那就是“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自己的良心”。王船山(即王夫之)说：“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心安则为之，心不能安即不为。因为一切调整，如果能够使自己心安，那就是合于道合于理了。心安便是“情”(心之美者)。
“情”与“欲”不同，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情则是喜怒哀乐恶惧之情。孔子的感情十分丰富，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合理的感情生活，鼓励我们正当地流露内心纯真的情。它所主张的“情”，是“不忧不惧”的“坦荡荡”的心情，不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且穷达不易其乐。“情、理、法”的“情”，是指心安理得的情，亦即发乎仁心而中节的情。管理的“合理化”，有赖于管理的“人性化”。合乎人性的管理，才是合理的管理。“情”表示管理人性化，管理者一切凭良心，便能合乎天理。将心比心，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情来建立、修订和推行所有的管理制度，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表现。“不固而中”，系指变来变去都通，并且越变越能达成组织的目标，此即“情”的每发皆中节，实际上就是中庸。每一措施，俱皆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