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认为，“安百姓”这等事虽圣如尧舜，犹恐不能完全做到，可见“安人”乃是管理的最高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内心殊为不乐。因而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也可以用敬重、信任来理人，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管理者最好以关怀、珍惜来安人，时时抱持“患不安”的心情，使追随者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则大家自动自发、分工合作，必能各尽心力，做好应当做的工作。“安人”以“仁”，正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管理者称自我为己，称追随者为人，而仁即盘旋其间而无阻。仁就是“相亲相爱”，“亲爱”而能达于“交相”的境界，己安人亦安，所以说“为仁由己”。管理者以仁安人，追随者就会慕名而来，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
修己及安人，都应该采取至善的立场。因为立场至善，而至善表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才能执两用中，以明明德、亲民，使其臻于至善。所以还要“止于至善”。“止”就是“立”，现代叫做立场。《大学》传之三章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管理者站在仁的立场，追随者站在敬的立场，无论组织内外，都要坚持信的立场。这样，各方面站在最为适当的立场上，止于至善。“至善”的意思，是最佳、最适当、最适时，这就需要不断地调整，发挥“不停滞”的精神。管理者应当体会永续的价值，如何使其立场经常保持“事理当然之极”，以确保组织的永生，这才是止于至善的真谛。心系天下，天下归心修己安人，就要求管理者在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心怀天下，兼顾被管理者的立场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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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主旨］说明管理决策的过程。管理自己叫修己，管理他人则是安人。两者都需要决策。做决定的时候，最好先明白自己的定位，站稳应有的立场。有了定位和立场，才能够坚定不移，去除私心，凡事为公着想。这样一来，心不妄动，自然安静下来。心安才能客观、冷静地深入思考问题。如果思虑能够达到周密而详细的地步，必然会出现合理的解决方案，获得预期的决策。管理者决策之前，固然无法预知可以获得何种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管理者所系正大，才成美德；所系不正大，则一切决策悉成恶德。管理者要求成功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选用方法、决定手段的时候，务必留意所系正大这一原则，以此为起点，即为真正的道德管理。管理者所系正大，其决策才能达到安人的目的，才能从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最适当的方案。为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的，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以“股东的安”、“员工的安”、“顾客的安”与“社会大众的安”为目标，还可再进一步，将这些中间目的分为若干直接目的，从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方面，来探讨其利润、绩效、安全与责任。
依据管理者的定向，潜心研究有关的信息，此时心不妄动，自然能静。重视信息的时代，必定产生信息泛滥的流弊。管理者如果缺乏定向，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势必不知所措、心慌意乱，无法潜心研究。既能心不妄动而潜心研究，则管理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考虑信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所以能心安理得。管理者自身能安，生活正常，才不致因紧张不安而导致误判，必可获得能够安人的良策。管理者得到合理的决策，则一切事务的本末终始，无不了然，自可依其先后缓急制订计划，再按顺序执行，并适时考核，调整误差，获得安人的管理效果。西方的一些决策论者认为管理的主要过程即决策，美国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西蒙(H.A.Simon)甚至肯定管理就是决策。可见，管理者需要良好的决策能力，必须所系正大。
修己安人，要日新又新商汤盥盘上的铭辞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管理制度，绝不可能凭空创立，或无端消失。它必定有其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前，就有其前身，然后渐渐地在创立。它也必定有其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其后影，逐渐地在变质。管理者的任务，即洞察其渊源，依据组织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创立合适的制度。同时，体会其流变，按照实际的利弊与产生的影响，适时予以调整，使管理制度得以日新又新。日新又新，绝非今日所时常强调的“求新求变”。一味地求新求变，根本就是一种偏道。如果只知宇宙在“变”，时代在“流”，而不知“变”中有“常”，“流”中有“住”，便无法把握住变中之常，因此为变而变，极易流于怪妄。我国文化传统，以孔孟为主流，掺以老庄的自然思想，而对于管理最具影响的，即在注重“务实”、“不执著”、“中庸”的态度。我们从小便被教导着要知道随机应变，不可固执己见。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敢忽视“常道”，在“实务”之中“不执著”，权宜应变，以求其“恰到好处”，即“中庸”。这种“执经达权”的权变原则，使我们“权不离经”，越变越通，亦不舍离根本。中国人太善于权变，必须用“经”来约束，才不致乱变。管理者投身于变化之中，必须使变化能够反映若干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否则随波逐流，仅在求其适应而已，不能算是“具有理念依据”的管理。
明智的管理者既然所系正大，又以发扬人类最高文化、表现人类最高道德为己任，则必有其理想，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利润”、“绩效”的达成，徒然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管理者抱有崇高的理想，最好通过适当的沟通，形成组织成员的共识，作为大家共同遵行的常道，即不易的“经”。然后按照常道，顺应内外环境的变迁而“权”宜应变，一方面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求生存，另一方面又能够坚守不变的原则。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才能使变化有纪律而且确保其向善，达到“日新又新”的境界。日新又新的“新”，其实与时间并无太大的关系，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必定比过去的好或未来的必然胜过眼前。我们认为好就是新，重点在于品质的良窳。过去的和现在的好都属于新，否则便不配为新。
中国人实践的态度，使得品质重于形式。实质的进步，是日新又新追求的对象。怎样做到日新又新呢？最好以“有所不为、有所不变”为经，也就是根本，而以“有所有、有所变”为权，也就是作用。本立而道生，管理者必须把握根本，凡事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才能够避免乱变。梁启超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修己、安人都能够日新又新，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
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是我国先贤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既然为“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所需要努力的，即在“修身以正人”，以身作则，以道诲人，便可以“无为而治”。
道家老子居于自然之道，把归根复命的原理应用到管理上，主张“为无为则无不治”。他认为“贤明的管理者是不发号施令的；发号施令的管理者似乎并不贤明”，倡导管理者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事务，实行“不言”的教导。因为贤明的管理，旨在净化同仁的心思，满足同仁的安饱，减损同仁的心志，增强同仁的体魄。常使同仁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盗的欲念，使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用这种无为的态度来管理，相信任何机构没有不上轨道的。老子肯定“清静为天下正”，因而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语来形容清静的无为而治。庄子“只听过世人希望安然自在，没有听说过要管制天下”。他认为“管理者最好依据自得的德来成全于自然。就像远古的君主治理天下那般，出于无为，一切顺其自然”。
因为“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奖赏善举；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惩罚罪恶。天下之大，既然不足以处理奖赏惩罚，而三代以后，却吵嚷着要以奖赏惩罚为能事，当然弄得没有空闲来安定性命之情”。管理者如果“有为”，便不能为治；所以“莫若无为”，使大家安定性命的真情。法家无为而治的理想，与道家相似，但所采取的途径，却颇不相同。老子以清静致无为，申韩（申不遗、韩非，法家代表人物）则以专制致无为。法家的观点，是借重明法饬令，重刑壹教的手段，来达成“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管理者有势，又善用术，依法行使刑赏，便可以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也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名家倡导循名责实，都是达到无为目标的有为手段。
中国人特别爱好自由自在。我们不是不了解“天”的威权能降临祸福，但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却使我们在“天定胜人”，顺天者得福、逆天者不免得祸之外，更开拓出“人定胜天”的力量，肯定祸福由人自招。孔子“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主张，早已把中国人从迷信鬼神的领域中拉了出来。《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命是命令，天命即天的命令。依据科学研究，万物运行的方式、万物变化的方法、万物运动的顺序，以及万物运行的目标，都是先天规定的，绝非万物自己规定的。因为各种物类，其先天还没有存在。“命”是秩序的来由，天命是人一生所应走的路。不过人为万物之灵，就是人自己也可以发出命令，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服从天的命令。物听命属于必然；人则不同，我们的服从天命，是自由的，全凭自己做主。所以人类可以相亲相爱，也可能自私作恶，只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负起自由所带来的责任，承受自由所产生的后果。这种自作自受的规律，也是天命的一部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境界。我们普遍不喜欢受管，总觉得自己可以管好自己。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在描画出中国人理想的目标。“人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应该自我修养，把自己管治好”，大概是无为而治的基本原理。每一个人都修己，也都尽量求能安人，当然可以无为而治。由于时代的变迁，无为而治有其不同的意义与功能。无为而治的传统意义及功能孔子重视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认为有君的名，就应该尽君的权责；不过孔子固然明君臣之别，却与唐太宗所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不相同，而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君必须以礼待臣，然后臣才会以忠报君。孔子不认为臣应该无条件地听命于君，这是管理上最可靠的制衡作用。因为君有威权，臣多半会畏惧而顺从。万一君的决策错误，而臣又唯唯诺诺，岂非火上浇油？后果必定不堪设想。孔子认为每事从君之命，不得谓忠，盲目服从，根本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事亲要顺，但有其限度。而事君的义，则为“不要顺”。孟子论为人臣者的人格，分为四级，以容悦于君者为最低级。因为专图容悦的人，只配做《梁惠王上》所说“不足使令于前与”的便嬖，不足为辅佐之臣。他认为“为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如此重大的任务，绝非一味顺从所能达成。君有志于道的，也有志于非道的，更有志于道而误以非道为道的，所以臣不可以唯顺于君。但是不顺的结果，或则遭贬，或则革职，甚至惨死，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君主无为，成为比较有效的方式。天子无为于上，使贤相有为于下，就是无为而治的原则。在我国传统的君主政体之下，天子的位子几乎是世袭的。
由于天子之子未必皆贤，必须依赖宰相传贤来辅助。同时宰相的位子不安定，正好借天子传子来补足。那时政府之内分设两种机构，其一传子，地位确定；其他传贤，得以随时更换。政府既能新陈代谢，而中枢又不至于发生动摇。天子地位确定，无论贤或不肖都不方便更换；宰相地位不确定，如果不贤，随时可以撤换。为了让宰相得以充分发挥潜力起见，我国先哲提出无为而治的构想，使天子就位之初，不待他人规劝，即能自动采取无为的立场。否则以天子的权威，难保宰相不敢有所为，以免多做多错，甚至性命不保。事实上，天子要确保地位，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无为。自愿居位于无为的位置，才肯尽力礼聘贤相，让其施展才能。
贤相殊不易得，所以君主必须礼贤下士，贤人才会闻风而来。同时，天子无为，才能保持客观的立场，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老百姓的具体反应做出公正的评鉴。我国古代通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并没有人赞扬“上九之尊”。圣君的位置，只在九五，不可以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即不能居于上九。这就是无为之治的奥妙之处。“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代表君德，天代表君位。飞龙在天，正好在九五的位置，不可以再往上升了。这时具有君德而又居于君位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利见大人”，礼聘贤才，来辅助自己得民安民。
“利见大人”有两层含义，一指圣君，一指贤相。一方面是说得天位的君王，必利见有大才大德的臣，才能够成天下之治，有如尧得舜、舜得禹、成汤得伊尹、文王得吕尚。另一方面，是指有君德而无君位的君子，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好像舜遇到尧、禹遇到舜、伊尹遇到成汤、傅说遇到高宗、吕尚遇到周文王一般，才有展现的可能。两者相辅相成，而天下大治。圣君居于九五的位置，放手让贤相有所施为，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做法。如果君王自视甚高，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必致脱离群众，失却民心，因而导致懊悔。当然，儒家倡导“仁治”，法家提倡“法治”，名家主张循名责实，墨家强调兼爱非攻，都以有为来达成无为。老庄则鉴于君王过度作为，满怀成见，极易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引起无谓的纷争，毅然主张自然无为，即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一切顺性而不可妄为。但是，老庄究竟不同于自由放任或无政府主义。庄子以天道与人道来区别君与臣的运作，结果还是导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分工，只是希望大家共同秉持“为而不有”的信念，做到“功成弗居”，而减少纷争。
无为而治的构想，确实是封建及专制时期的良好制衡，一则可以避免独裁，再则可以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圣君贤相的最佳搭配，成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及功能传统及近代管理，以大众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家庭管理、行政管理及教化管理为主。现代社会特别重视职业生活，将以往的成家立业分开为齐家、立业，所以多了一项企业管理，而且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现代”，不但是一个时间观念，而且是一个内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