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译文】孟子说：“天下人讨论人性，都是过去了的而已；所谓过去了的，是以利益为根本。人们之所说厌恶有智谋的人，是因为其往往过于切磋琢磨。如果有智谋的人能象大禹治水那样，那么人们就不会厌恶有智谋的人了。大禹之治水，是顺其水性的自然而没有硬去多事。如果有智谋的人也是顺其人性的自然没有硬去多事，那这个智也就是大智。天那么高，星辰那么遥远，如果寻求到它们过去的状态，千年以后的今日，也是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
【说明】人们无论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这就是人性。那么，为了追求到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众利益，究竟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呢？因此，在选择行为方式上，人们就很厌恶那种耍小聪明，对事情过于雕凿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在选择行为方式时，违背了人的自然的本性，故意去多事，非要绕好几个弯弯，绕好几个圈圈，才认为是最佳行为方式。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反而招致了人们的厌恶。对此，老子总结得很好：“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十八章》）这个意思是说，大道被废弃了，才出现了“仁义”；人类的智慧增长了，才产生了伪诈；亲属间关系不和谐了，才显出孝顺和慈爱；国家的统治昏乱了，才有忠臣。为什么人类的智慧增长了就会产生伪诈呢？老子在《道德经·六十五章》里又加以说明：“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就是说，古代善于遵守道路的人，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因为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有很多智慧。所以，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知道了这两者的道理，就是知道了囤积的方式。时常知道囤积的方式，就称为知道幽远而深厚的规律。幽远而深厚的规律很深，很远，是与万物共同归返的，然后才能达到顺畅的境界。老子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都多有人反对，认为这种愚民政策实不可取。其实是我们没有弄懂老子的思想。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也不例外。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愚昧阶段，人类不可能从一诞生起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我们并不能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走过了这个愚昧阶段。相比于大自然的奥秘来说，现代科学技术还很幼稚，远远没有了解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怎么能说我们很有智慧呢？只不过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智慧确实是要高一些。然而某些动物的某种智慧比人类要高，我们还没有弄懂它们，又怎么能认为我们比它们聪明呢？而人类想要摆脱和超越这个愚昧的阶段，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办到的。相比于地球历史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五千年，只是一霎间。如果以地球历史比喻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人类这五千年历史只是一分钟。所以，在绝大部分人们还处在愚昧阶段的时候，就不能提倡以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
孟子可以说是完全读懂了老子的思想，在为人处世上，在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上，是反对过于使用智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