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故曰：责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译文】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有公输班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如果不根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所遵循的道路，如果不施行爱民的政策，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现在有些国君虽有仁爱之心、仁爱之誉，但百姓却未能受到恩惠，未能被后世效法，就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路的缘故。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诗经》上说：‘无过失也无遗忘，一切都按旧规章。’遵守先王的法度竟然会犯错误，这是没有的事。圣人既已竭尽了视力，再加以圆规、曲尺、水准、墨线，画方、圆、平、直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听力，再加以六律以校正五音，也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心思，再加以怜悯百姓的政策，因此就可以使仁爱覆盖天下。
“所以说，站得高必然是因为站在丘陵上的缘故，站得低必然是因为站在河流旁的缘故；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在上者没有道路可以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刑罚，国家能生存下去，就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所以说，城郭不完备，武器不充足，并不是国家的灾害；土地没有开垦，财物没有积聚，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者没有社会行为规范，在下者就没有可学的，坏人横行，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诗经》上说：‘上天将要动乱时，不要轻慢懈怠。’所谓泄泄，就是拖沓疲沓的意思。侍奉国君没有最佳行事方式，进退之间没有社会行为规范，言论不是先王的道路，就是拖沓疲沓。
“所以说，用高标准责求君主就称为恭，陈述善良抵制邪恶就称为敬谨，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自己就称为贼。”
【说明】本篇一开始，孟子就把道路、准则、行为规范提出来，并用“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的例子来说明人生，国家的治理，都必须要有一定的道路、准则和社会行为规范，和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否则，“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为什么要强调“道路”问题呢？孟子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道路。然而，走什么样的道路，却是人类独特的思维结果，有的人愿意走善道，有的人愿意走恶道，有的人愿意走王道，有的人愿意走霸道，这是每个人对社会不同的认识所导致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应以尧舜所走的道路为准绳，因为尧舜所走的道路是爱护人民，而人民得到爱护才会拥护这个统治者。如果人民受到残酷暴虐的对待，怎么能期望他们还能拥护统治者呢？因此，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在上者如果没有道路可以作为准绳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刑罚，国家就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人们所走的人生道路，国家所走的治理道路，都要有一定的准绳和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这并不是为“反动的封建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说话，而是就他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希望统治阶级能以尧舜所走的道路——爱护人民为主，实际上这就是替人民说话。因为当时没有无产阶级，孟子不可能号召人民反抗当时的霸权政治，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性，我们是不应苛责的，因为几百年后的人们也许会嘲讽我们，“连太阳系也飞不出，还谈什么高科技？”因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