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脑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进步，但是不是只有我们有这种能力？其他许多动物也能够有高级形式的交流。比如海豚，能够在几千米外用声音传递信号，并能在不干扰它们捕鱼的情况下交换信息。它们以短句“说话”，每只海豚都使用有点像信号的独特啸叫声。座头鲸有复杂的可持续多达30分钟的水下传递的曲调。但鲸鱼唱的是什么歌，或者海豚的啸叫声和尖锐声是什么意思仍是公开的问题。尽管研究了许多年，但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它们是由人类意义上的高级语言组成的。
一、高级形式的交流：鲸鱼的歌声
海豚和鲸鱼用与腮窦和鼻孔相关的肌肉来发声，而生活在陆地的哺乳动物则使用完全不同的解剖结构。陆地哺乳动物的重要器官是喉，它是位于气管顶端的一个腔室，含有两个振动的叫做声带的组织。正常情况下声带分得很开，使空气自由进出肺部。当声带合在一起，迫使空气从两者间的缝隙通过时，便振动声带产生了声音。
所有哺乳动物的解剖结构--人类除外--使它不能像我们那样子说话。比方说黑猩猩喉的位置很高，接近鼻子的后部。这个结构意味着黑猩猩能够同时呼吸和进食--当它的嘴巴塞满食物时，喉部像潜望镜那样抬高，将肺连接到鼻子，食物或液体可以从升高喉部的任一侧吞咽下去。而人类，喉的位置低得多，在气道间形成紧密的分隔，气道通路不可能到达胃。这种结构的不幸之处是如果食物有时候意外地掉进肺里，会导致窒息。如达尔文挖苦地说，“独有人类会窒息而死”。进化决定了这种危险是值得的。
人类婴儿和其他灵长类一样喉的位置较高，这对孩子能同时吸吮和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但随着他们的长大喉部逐渐下移。低喉部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口和鼻发声。口音不但比鼻音清楚，而且它们受舌头和嘴唇的控制。
教黑猩猩说话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在解剖上不能发人的声音。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但没有理由黑猩猩不能在有限的程度里“说话”--毕竟，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发声。但是，黑猩猩的发声和我们人类的有重要区别，我们用有目的的和自愿的方式说话，而黑猩猩发声的方式更刻板，更像动物王国中普遍的恐吓和求偶时的姿势。虽然可以教黑猩猩以新的内涵发声，或教它们发声更频繁或不频繁，但要它们发出新的声音看来超越了它们的能力。
然而，语言不仅仅是说话，它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那么黑猩猩，我们在起源上最接近的同族兄弟，是否也因而和我们一样有用语言思考的能力？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教黑猩猩语言符号或一种以操作性符号为基础的交流，避开黑猩猩喉头的缺陷。这些研究基于的原则是，尽管没有说出单词，但仍需要脑力将一个概念或物体与抽象的符号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家使一些超级黑猩猩有了非凡的进步。第一个是萨拉，它能通过塑料符号去要一只苹果；另一个是“尼姆”[全名是NeamChimpsky，为纪念伟大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而命名的，能用美国符号语言来表示它要抱一只猫。但黑猩猩和人类语言能力的基本差别还是存在的。首先是数字这个简单的问题。经过4年的精心训练，黑猩猩的词汇量仅为160个字，而4岁孩子约是3000字节。但是，最明显的差别可能是，黑猩猩非创造性的方法限制了语言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拉斯认为重要的区别不是黑猩猩使用语言的诸多能力。仔细观察黑猩猩使用语言符号的录像发现，它们为达到某个目标的行为就那么几个--如拥抱或要一只苹果。相比之下，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会有自发的并不一定想要什么东西的语言：我们都熟悉中婴儿指着一只鸟、一辆汽车、一架飞机，嘴里说着适当的单词。要记住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会用符号语言的黑猩猩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尽管有的在训练过程中是通过看妈妈的提示而捡起符号的。
二、自然选择：本能的语言
美国语言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认为语言是天生的，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不论我们最终说英语、班图语或乌尔都语，我们都有同样普遍存在的内在语言。那么，学习一种语言，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将我们天生的、内在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碰巧接触到的受教育方言的问题。这种本能的语言进展，史蒂文·平克认为，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就像其他任何生物适应那样。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问题。如美国神经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指出的，史蒂文·平克只是停留在问题上，并没有回答它。我们仍不知道语言是如何进化的，我们对大脑是如何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也没有确切的看法。
但是，无须否定的是，在人类，语言是自然和自发发展起来的。在各种文化背景下语言的发展阶段是类似的：6个月时咿呀发声；1岁时可说出单个词；到了18个月能在句子里说这些单个的词语；2岁时，开始说2个单词的话；2岁半以后，以许多组合说出3个单词是很常见的了；到了3岁，孩子可以说整句；4岁时，孩子具有和成人接近的语言能力。
如果语言真的是一种生物适应，那么使之在我们类猿祖先中发展的进化压力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几百万年前的史前的非洲大草原。
近来科学家们相信我们树居的祖先为了适应地球气候的变化，选择以平原为生。当气候变干燥时，曾覆盖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潮湿的热带森林衰退了，迫使灵长类动物适应新的环境。约3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稀树大草原上，靠两只脚走路--可能是机体减少太阳暴晒的一种适应。但是，尽管他们有人的姿势，这种叫南方古猿的直立猿，很像黑猩猩，脑的大小和黑猩猩的相似，饮食也相似。
约250万年前，另一种直立猿--类人猿出现了。他的体格很像现代人类，有运动员的生活方式，皮肤无毛，但他的头很小，处于黑猩猩和人类的中间。如丰富化石所反映的，这种动物能很好地使用已经脱离地面的手。类人猿是能干的工具制造者，能选择岩石中心地打磨制成手工斧头。一旦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制作石头工具，尤其是尖锐的工具，生活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以手工斧头为武器，他们发现很容易捕杀大猎物，肉类成为主要的食物。狩猎过程中的团队工作，以及随后对大猎物尸体的分享，使这些猿人和他们的后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大的群体生活。
这时便开始出现了语言。非人灵长类动物在种群内通过一对一的方式维持着社会联系，但在大的群体中很费时间，而且联系也很难维持。语言可能进化为一种口头联系，使群体逐渐扩大。口头联系可以马上联系到若干人，或者甚至马上联系到每个人，就像猴子发出警报互相提醒当心猛禽和蛇的时候。
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古人类的喉部何时下降来了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认真说话。尽管颅骨化石上任何肌肉的痕迹消失已久，但仍可以从颌骨的角度找出喉部的位置。从这个指标看，从类人猿时代开始，我们的头颅和大脑的位置一直在变。喉部开始降到较低的位置，大脑和脊髓结构发展以满足说话时对呼吸的控制。但类人猿没有这些特征。虽然有现代人类的体格，能制作石头工具，但仍要进行语言进化。因此，现在的观点认为，真正的语言直到近50万年才开始出现，这时候类人猿消失由较高级的智人接替。
大群体生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对遗传特征的影响。迪肯认为在群体生活中你怎么才能知道与你交配的孕妇正携带着你的基因呢？因此，要发展配对结合以确保你对某个妇女有专一的配对权。另外，配对结合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需要设计特殊的符号来公开证明独一无二的配对关系。
正是这种运用符号，接着又把单词作为符号的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很小的孩子用“原始母语”进行交流，独有人类，2岁以后，不需要视觉提示能构建复杂的句子。
三、布鲁卡脑区损害：威尼克氏失语
美国生理学家卡尔文认为这种构建使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在不相关的概念间建立复杂的关系。首先，我们把一件事情看作是另一件事情的象征--比如，项链是某个妇女属于某个男人的象征。其次，我们开始隐喻性地思考，以另外一些东西来看待一件事情，如米森例子中的牙齿：牙齿只是黑猩猩的牙齿，但对早期人类来说它会是项链上的珠子。米森将讨论引向深入。他认为40000年前艺术和文化的爆炸可以追溯到这种新能力的开始，因为当时用一件事物感知另一件事物的空间太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