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细节。11月23日，匈牙利事件过去的第一个月。下午，该委员会举行会议。四点时，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来，向与会者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的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在一种半是威严、半是悲愤的气氛里，在场的苏军高级军官无不动容，他们也和与会者一样站起来，低沉地唱起匈牙利国歌，并脱帽向死于自己枪下的殉难者志哀……
大概不会有人告诉毛泽东这类细节。即使有人告诉了他，一生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他，此时也会忽略这类细节。其实，在整个匈牙利事件里：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
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人民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去区分，到底是知识分子愚弄、瓦解了工人阶级，还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全民族的长远利益面前，工人阶级终将和知识分子作出同一选择？
也许本节里对于匈牙利事件的描述过于冗长，但搞清它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事件在毛心里所引起的挥之不去的梦魇，是如何在下一年起作用的，并由此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日益处于一种严酷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心理误区，不但影响了毛泽东，也影响了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从而使匈牙利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也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浩叹不已地看到了它苦涩、沉重的后果……
在淫雨如罩的日子里作画，纸上难免不带着几分凄厉之气。
在毛泽东的笔下，依然是阳光明媚，花香鸟语。
与年初比起来，他对于国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眼下并无多少改变。他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了20公里，又痛快地吃了一盘武昌鱼后，挥毫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还对高级干部们说：
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骚乱，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至多是一小撮人到处闹事，要求所谓的大民主。大民主并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中有的同志对此感到害怕，我看没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庆幸自己建国后一直关注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的同时，仍相信思想改造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已起到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斯大林，更不是拉科西。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与领导者。
他从未枪毙过自己的政敌，祸及满门，或是将他们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即使党的八大好似一张能试出酸碱性的石芯纸一样，让他觉得已经试出了他的某些同事心灵的真实颜色，他对他们仍客客气气。
他还在金刚山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
让只有三条半驴腿的贫下中农，改写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
他叫一位星期一尚拥有一家工厂的资本家，星期五便拎着装了午饭的包，高高兴兴地去这家工厂上班。
他还鼓励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与士兵睡同一个炕头，并为他们洗袜子……
中国老百姓，也不是苏联、匈牙利的老百姓。
无论是每年国庆节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还是他去全国各地视察，“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犹如滚滚春雷一样摇撼着山川。他亲眼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他面前情不自抑，红光满面，嘴唇嗫嚅，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握着他的手的双手颤颤抖抖，久久不能舍去。
他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从全国各地来的列车快到北京时，列车里都要广播：“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了……”这时沸腾的车厢一下安静了，无论大人、小孩，几乎人人望去窗外，几乎人人眼里泪光莹莹，脸上沉浸于一种朝圣者式的宗教表情。随着车轮的飞驶，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位巨人深沉、博大的呼吸……
1955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场说：我不是神仙啊。（李辉《关于杜高档案的对话》）
当然谦逊是一种美德，但这是一种充盈着无限快慰的谦逊；
毛泽东不想搬去莫斯科住，但这不妨碍他企及登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奥林匹斯山。
为此，毛泽东没有打算放弃关于矫正机制的设计草图，相反倒急于完成它。因为他的肩上，有了一种使命感：
斯大林走了；
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也给丢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航船上，必须有人把正舵轮，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来。
9中国，日朗星明
伴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享受了建国后第一个没有斗争、更没有运动的一年。
1956年里虽有争论，但争论像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争论的问题是，是否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双百方针的贯彻。有两派意见，一派是肯定的，另一派则认为如果确立了马列主义为讨论的基础，那么这实际上便意味着所谓争鸣，不过是仅有少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五星级宾馆。
郭沫若先生是第一派的代表人物，也许是他的党性修养真到家了，一举手、一投足间，便流露出浓浓的布尔什维克味；也许是他的聪明真到家了，这时已经料到毛泽东最终甩到桌面上来的是一张怎样的底牌，他在同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此强调：百家争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的交响乐要围绕这个主题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乐曲来，不论千万支乐器如何独奏或合奏，总得按照旋律演奏……
这一争论因7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得到了部分解决。社论信誓旦旦：即便其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人们也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该报一向高踞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法庭之上，这时，对是否要以马列主义指导双百方针的这一重大问题，却放弃了法官的角色。社论颇为谦恭地说，该让知识分子们去决定在争鸣中，是以马列主义为其基础，还是运用马列主义来明辨是非。
此外，真可谓云淡风轻，日朗星明。
一条一向变幻莫测、车少人稀的道路上，如今推车骑车，提笼挑担，老老少少，汗光津津，中国的上层建筑有了一次蔚为壮观的“赶集”--
不再机械地引进苏联的一切，大大地拓展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世界的视野。各出版社相继宣布自己引进西方学术经典的出版计划，所涉及的学科几乎应有尽有。到1957年已出版的经典译著有：门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美国当代学者巴斯教授的《胚胎学》、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东尼·梅勒的《语言史比较方法》、美国数学家斯特鲁克的《简明数学史》、美国经济学巨匠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斯宾洛莎的《伦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集》……
据郭沫若1957年7月5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一年来国家用于进口西方世界书刊的外汇为180万英镑，而在前一年只用去60万英镑。
除去了传统文化的政治镣铐，投之以重新评价的从容目光。1951年一年里，上海一个城市就有237吨书籍化为了纸浆。广东汕头市更是“只争朝夕”，在1953年5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里，焚烧了30万册书籍……恍若是为它们招魂，1956年6月，北京成立了一家古籍出版社，专门重版古籍中的珍版本。这一年里，全国有180余种传统文化方面的名著问世，其中包括历代骚人墨客的佳构，又尤其是清初大家的作品，以及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的著作。
还记得，1956年后，我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孙文全集》，以及安娜·斯特朗女士写的有着针砭意义的《斯大林时代》，里面有很多图片，我看得津津有味，以打发比当今的孩子远为单调的童年……
同年5月14日，中国画院在北京成立，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宣告成立。这两院的宗旨均为将传统艺术家们组织起来，鼓励他们按照各自的风格进行创作，并在不同流派间的切磋中共同发展。
过去被视为封建主义糟粕的一些京剧传统剧目，如《谢瑶环》、《二郎探母》等，这一年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又被搬上了舞台，寂寞了多年的票友们奔走相告，乐而忘返……
自然科学宛如成了一个天体浴场，进去这一领域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被脱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衣服，里面再没有了阶级性，科学家们可以显示真理的赤裸，或去追求赤裸的真理。在全国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里，“向科学进军！”成了当时最神圣也最时髦的口号。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该院制定了一个从1956年开始为期十二年的科学发展综合规划，主要项目无不经天纬地：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新型电子技术研究，喷气式动力装置研究，生产自动化流程开发，石油及稀有金属储量勘探，矿藏资源开发，重型机器的研制与开发，整治黄河与长江的技术问题探讨、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及化肥使用问题研究，严重疾病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等。
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只有47个，到1957年底，已增加到68个。政府拨给的科研经费也陡然增长了，1956年比上一年高出2.3倍。该院在为科学家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外，并于1956年首次设立了一套奖励办法，次年1月即对34项科研成果颁发了奖金。
此外，也在1956年，送往迎来，胜友如云，高言谠论，标新立异，该院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60个学术代表团，并派遣了16个代表团前往十个国家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次次“咳嗽”，中国的文坛上也就一回接一回地“感冒”。这持续不退的热度不是别的什么，正是政治。
作家们宛如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冥思苦想地图解当前的政策和运动，批评家们长着一副水手的胳膊，不遗余力地打捞思想特征、政治倾向。在两重外力的挤压下，文学好似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除了一身硬突突的政治骨头外，几乎摸不到艺术的乳房了。哪怕一点点怡情悦性的作品，只要刚从文坛的话筒里传出自己的声音，便立即会被教条主义奋不顾身地给摘去，比如当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晓的《柳堡的故事》，是一个在军事斗争的故事里又揉进爱情的颇为动人的故事，批评家们以八路军不许谈恋爱为由，批评它“不典型”、“具有坏的影响”，很快就淹没无闻……
1956年，毛泽东微呷了一口茅台酒，中国的文坛又很快醉意醺然。大批的刊物应运而生，恍若灰蒙蒙的天地里涌起的一片新绿。《萌芽》、《北方》、《奔流》、《山花》、《红岩》、《星星》、《雨花》、《新港》、《东海》、《延河》、《海燕》、《漓江》、《青海潮》……中国所有的省级文学期刊，大抵都是在这一期间创刊的。
作家们好似流徙的鱼儿，从一口浊重的政治泥塘里，兴冲冲地游去水波清纯的艺术之河中。在这条河里，也许他们中不少人可能成为大作家，却未能成为大作家，因为不到一年，这条河便干枯了；相反，那些未随波流徙、以在那口泥塘里的痛苦与焦灼去审视生活的人，却用一二篇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无可争辩的地位。其中，当时就有广泛影响的，有三位--
秦兆阳，无论是按他自延安时代开始的红彤彤的政治履历，还是看他已经担任的中国级别最高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主编的显赫地位，他都该是文艺庙堂里周扬左右的一把寒光逼人的大刀。这把大刀却倒过来使了，竭力要挑落的是一片片坚硬的铠甲，是一路无视于生活、却只映射政治光泽的文学身上的铠甲。在他1957年主要为此而罹难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他棱角鲜明地主张：
“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
“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正像在其他一切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问题上一样，一切这样那样的教条主义是有害的。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的许多名言，我们也决不应该当做教条来脱离实际地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
“正因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所以任何人也不应该用他的死硬的教条给人们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来。一切正确的理论都只能帮助作家找到通向高度成就的现实主义道路，但决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对于现实主义途径的探索……”
秦兆阳且说且做。在1956年，他费尽心血将《人民文学》筑成了一座反对教条主义的“碉堡”，并着力地推出了两个“火枪手”。
一个是刘宾雁，时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有一个好思考问题的大脑，1939年，他还只14岁时，便拖住大人问：苏联为什么占领芬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在不经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将军队粗暴地开到人家的境内去呢？他不是一般地问，而是忧心忡忡地问，仿佛他为之忧虑的不是远在黑龙江那边的陌生国度，而是自己一个青梅竹马的伙伴……被问的人一下怔住了，倒不是回答不了，而是为这个问题与他本应还只是梦见蟋蟀、柳笛的年龄不相称感到吃惊。
在中苏关系有如蜜月的日子里，他四、五次访问或途经苏联。在自己餐桌上面包、鸡蛋、鱼子酱、伏特加水一般流淌的后面，他窥探到苏联的农业始终没有过关，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十分好过。身边的苏方翻译，代表团接触到的群众，大家可以谈得非常亲热，喝个一醉方休，他们对中国确有感情。可临走问他要个地址，恍若向贾宝玉讨那块“通灵宝玉”，他怕你和他通信。三十年代的那场到处抓“间谍”、揪海外关系的肃反扩大化，至今还在人们的心头留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