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毛泽东决不让江渭清担纲的江苏省委在此次反右运动中“蒙混”过去的旨意是肯定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对江本人极为信任，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后者即成了江苏政坛第一号人物，这一安排直至“文革”，走马灯似的官场，江却磐石似的不动。
不久，毛即派出两位中央大员前来督阵，彭真龙盘南京，康生虎踞苏州……
江渭清的冷静、圆通、谦卑，那在对毛的心理的把握上，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的拿捏，浑如杂技演员握根长竿走钢丝的功夫，好生了得，也一下跃然于纸上！换上其他一个什么人，在这几近进谏的场合，被毛那一阵断喝下来，大抵早就形如筛糠，满身都钻着蚯蚓似的大汗了……
此公极为聪明，他请彭真来省委常委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这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却仍不见打一个右派，彭真亦不悦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还有没有右派？”
江渭清信誓旦旦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最终，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只是以批评几个厅级干部的“右倾”而结束。党内外右派加起来，据江渭清在回忆录中称，江苏划了13349名，占官方统计的全国右派总数的2.4%，算是划右派较少的省分，若联系上江苏是个人口大省，这比例就更低。
由此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如江苏省这样“蒙混”过去了的地方一定不多。
9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唯恐各级党委动了菩萨心肠，义正辞严地交代了对于这批“红皮白囊”的家伙该如何“严肃”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他们恰恰没有去想：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应该犯错误，他们成为右派就更不能够宽恕……
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9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在猛烈抨击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流露的严重温情主义之后，认定已经发现的党内右派约有三千余人，其中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我们不妨从这两类人里各找一位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沦落”为“右派”的：
冯雪峰，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不但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战友，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党团总书记，而且比起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奔泻革命之泉的周扬来更有“资历”的是，他还用自己一双磨破了血肉的脚板，丈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比起周扬来，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非同一般，他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还四处奔走设法找到了毛泽东流落沪上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又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至莫斯科第三国际儿童院。他每有微薄的稿费收入，便想起延安的战友，多次买好纸烟和围巾等物品，托人送到西安，再转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1957年6月6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根据55年底党中央关于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调查结论，讨论为该案平反的具体措施。会上，周扬好似一个制造出废品的工人，面有羞愧之色：“对丁、陈的斗争有偏差，太过火了”，党组书记邵荃麟也颇为真诚地承认“丁陈集团案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诘问，举国山河变色，周扬宣布会议休会。这一休便休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29日才召开第四次会议。
此时，举国上下都在忙碌地制造大大小小的“章罗联盟”，作协有个现成的“联盟”，怎么能让它冷藏了？周扬从“冰箱”里端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了让这个集团有现实感，以便看上去似一盆新鲜的草莓，周扬宣布“丁玲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叛徒问题”外，她还在建国后“勾结冯雪峰、陈涌、罗烽、白朗等人，疯狂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文艺界领导人”，这一端，便把冯雪峰给一起端了出来……
会上，当即就有人要他就近些年来的“反党”言行作出检讨。这位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百思不得其解，自1955年离开《文艺报》后，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长。大概是中国的文坛打从建国起就不像个文坛，倒似个辙乱旗靡、刀光剑影的疆场，他疲乏了，更厌倦了，一到了出版社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几乎以全副的精力去抓《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
从收集、校订、注释，到看清样、装帧、发行，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或是亲自动手。在梯子胡同的出版社的集体宿舍里，他那简陋的房间的灯光，总是每一天熄得最晚，常常七星西斜了，摞摞清样上的斑斑银发，还在无言地陪伴着天上的星光。这时，他大抵也在陪伴着生前感到寂寞、死后在一片殊荣中也未免不觉得悲凉的鲁迅……
经过与会者的点拨，冯雪峰终于明白了，人们要撕开的还是1936年那场以周扬为一方和以鲁迅为另一方的“国防文学”与“民族解放战争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历史伤痕。作为鲁迅先生的一条臂膀，胡风在两年前已经被砍去了，现在看来人们打算再砍断先生的另一条臂膀，鲁迅是供奉在香火里的神，而神是不会喊痛的……
国人追溯历史以追溯自己正确的执著，与国人遗忘历史以遗忘自己谬误的执著，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冯雪峰终于开口了，与胡风一样不得不承认了周扬的胜利：
“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党……今后，我要接受周扬同志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同志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
散会时，在会场的出口处，周扬大度地和冯雪峰握手。握着前者的那只手，他多半有触着了冷兵器上的感觉。周扬说：
“你的发言，我听了觉得还不错。人嘛，谁能是不犯错误的神仙，可只要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将来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三、四天后，他又被叫到文联大楼会议室，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已经等在那里。四位中国文坛上众所周知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起，这是在向冯雪峰昭示，今天的这次谈话，完全代表了党的意志，绝对不带有个人的任何恩怨。
周扬开门见山：
“叫你来，就是要通知你，现在决定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
尽管已是意料之中的事，冯雪峰还是在自己的目光里插入了一枚疾利的铁钉。周扬触到了这枚“铁钉”，但轻松地似拍打一只蚊子一样给“拍打”而去：
“你前几天的检讨，我当时是认为还不错，但大家不满意。”
其他几位也纷纷讲话了：
“你是一名老战士，我一向敬重你。可为了党的利益，必须与你斗争……”
“在中国文艺界，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提意见……”
虽比不过前前后后“消化”了十几名“大右派”的全国人代会，但中国文艺界同样情绪激昂、胃口大开，仅有丁玲、陈企霞两盘“大菜”怎行？于是，冯雪峰成了第三道“大菜”。
有人揭发在一次出版社的青年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他居然鼓动“现在是大鸣大放，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
又有人揭发他因“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被罢了《文艺报》主编的官后，他耿耿于怀，说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但人们的刀叉奋力撕戳、并在咀上泛出一层层油光的，依然是鲁迅先生的另一条臂膀，即他“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没有谁比冯雪峰更容易感到鲁迅不是神，而且瘦骨伶仃的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为了让胜利者满足以权力撑持的胜利，他可以戴上沉重的荆冠，但他不能让先生的英魂也戴上荆冠。
在8月14日的批判会后，他再也不能忍耐，晚上他打电话给周扬，要求当面说明某些历史事实。周扬不那么大度了，说的话宛如他所接触过的那只冷兵器般的手：
“既然是运动，什么问题都得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
没有几天，《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冯雪峰的名字前有了一串串血淋淋的定语：“丁陈集团的参与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文艺界的反党头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自然，当年少有人能看清这血，并知道这血流自哪里。
戴煌，1957年时尚不及而立之年，可他的履历摆出来，凝重得能放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当台阶。
1941年在小学读书时就当了操起红缨枪的儿童团团长，44年正式参加新四军，因爱好文墨，分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三年后，又被调到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临行还觉得当记者不如搞创作自由自在，但炮火硝烟自有它的色彩与魅力，第一回上前线，采访的就是一场真正的白刃战，与他同来的另一位记者倒下了，他行军途中刚刚结识不久的许多干部、战士倒下了，他从敌人身上拔出枪来投入了肉搏……
在血如雨泼、肉似墙横的战场上，人类最强烈的情感在冲刷着他的胸膛，又似一口热锅在炒豆子般升腾、迸裂着他的文字，他很快就感到当一名军事记者，实在是有血性的文化人最该干的工作。
从此，戴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血与火更稠密的地方”战江淮、袭徐州、围蚌埠、渡长江……令当年孙大雨、戴望舒等教授们听了恨不得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的消息，不少正出自于他溢满激情的笔下。
建国后来到新华总社，几乎还未等椅子坐热，他又跨过鸭绿江。奔赴了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他走过北朝鲜的烽火海岸线，攀上被美军称为“伤心岭”的人民军高地，他让中朝两国人民永远记住了“罗盛教”这个伟大的名字，又在板门店为历史留下了硝烟被橄榄枝拂去的那一刻……
他胸挂勋章回到了北京，刚刚和新婚的妻子接了一个吻，又得去拥抱万里之外奠边府被炮火映红的风云。
这次，在越南呆了一年多，他不但熟悉了那支在亚热带的丛林、山地里骁勇善战的军队，他还熟悉了这支军队的白眉毛、白胡子的父亲--胡志明。胡志明也熟悉了这位置生死于度外的中国记者，那时在越南，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记者都有，可胡志明去哪里巡视，视线总扫过真理报、塔斯社的大块头记者，每回都带了他去……
反右斗争开始之前，戴煌没有发表过一条意见，写过一张大字报。
1956年秋季，他进了外交学院接受培训，学制两年，学员都是来自中央各部委的干部，以新华社内定的驻外记者为多。他则是自己要求来的，似乎还未过完战争瘾，他想到祖国还得解放台湾，真打起仗来少不了要和美国鬼子打交道，自己得先学好英语。人近中年学外语，学习显然感到吃力，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干脆搬到学校来住，省得每天要耗费两个小时在路上奔波。
未来的前景在激励着他，英文的26个字母在蹂躏着他，他实在没有精力去关注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即便回到糊满了大字报的新华社大院，他也步履匆匆，归心似箭……
宛如一个抱了孩子才品味到恋爱滋味的人，他是在6月8日反右斗争的信号弹升空以后，才刻骨铭心地感知党发动整风运动的伟大与英明。
作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他参加了一个由彭真亲自召集的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对于彭真在这个会上的一番十分清醒的讲话，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像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联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戴煌本来就不是桃花源中之人。他的记者职业，他在战争风云里炼就的对历史的宏阔把握能力，以及他难以忘怀的多少逝去的年轻生命所留下的美好憧憬，都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变化极为敏感。
56年他回了阔别多年的苏北故乡一次，原以为有了七年的和平建设，家乡“必定已呈现一派兴旺发达、姹紫嫣红的新姿”，但他的心很快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这个历经战火涂炭的小镇，几乎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改观！更让他揪心的是，刚住了三天，恍若过去搞地下斗争时的鬼鬼祟祟，喊冤告状的乡亲便一个个影子似地飘进了门……
也许，还因为耳濡目染了胡志明在如日月受到越南人民爱戴的同时，他始终保持了大地般的沉稳，河川似的淡泊，戴煌早就深感“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大隐患”，为此，在进入外交学院之前，他就已经展纸提笔，要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万字以上、入情入理的长信，但结果，这事被繁重的学习给压下了……
彭真的一番话，使他感到对于党的忧之所忧，自己还未能急之所急。他很快加强了自身的党性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