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反右派进攻中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人。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以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并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且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者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出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般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分子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中共中央办公厅
（此件可发到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9月20日至10月9日，制定出这个文件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正进行时，全国已划右派62000多人。全会估计，随着这个文件在全党贯彻，全国最终划成“右派分子”的，大约会有15万人。翻了近二点五倍，比起毛泽东在6月29日作出的全国大约有4000名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的估计，则多出了近四十倍。
按说，党中央在强调“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致于多划了一些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同时，仍充分满足了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与“正义感”，也充分警惕到了在“温情主义”的包庇下有可能漏网的右派分子。但运动的结果呢？
在一个难容半点歧见的年代里，这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真好似鳄鱼大而阔的嘴巴，几近从哪个方向都能将猎物撕曳进运动的血盆大口。其中尤以这样的字句：“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叫那些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们欣喜若狂。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让他们从整风初期的沮丧、压抑中解脱出来，他们一定走去了镜子前，整理衣冠的同时再度看到了权力的容光焕发；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让他们方便、堂皇地处置几个月来或是几个月前周围令他们心气不顺的人们。
当权力者对于非权力者的打击，于本能，于理性，都能感到极大快感，于私于公，都能获得极大好处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和“正义感”的高涨，不仅令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著名喷泉黯然失色；而且，犹如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也是无法作出估量的……
30质量之外还得有数量
由于毛泽东御批的“章罗联盟”的关系，民盟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了反右斗争的“重灾区”。
尚在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上所开列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的名单上就有--
北京的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浦熙修等11人。
上海的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赵文壁、徐铸成、许杰、陆诒、周永德、吴茵等19人。
天津的王大川、杨思慎。
安徽的吴伯敏、王晋斋等4人。
浙江的姜震中、宋云彬。
福建的何公敢。
河南的王忆斋。
黑龙江的关贵武、许振英。
贵州的吴雪俦。
湖南的杜迈之、陈新民等5人。
湖北的马哲民、戴今生等6人。
江西的许德瑗、漆裕元等4人。
甘肃的杨子恒、李化方。
吉林的杨清、丁克全等3人。
广东的钟平、林孔湘等5人。
广西的林焕平、万仲文等4人。
四川的潘大逵、李康、赵一明、张默生等11人。
辽宁的陈彦之、程厚之。
山西的王文光、田羽翔。
陕西的韩兆鹗、李子健。
在这总计为89人的“骨干分子”中，大部分是民盟在各省市委员会的负责人。
此外，截止8月中旬，从民盟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中，共揪出了500多名右派分子，其中，中央5位副主席里占了2名，38名中央常委里占了12名，142名中央委员里占了35名，41名中央候补委员里占了13名。到整个划分右派的工作结束时，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就有5000多人被划为右派，右派数在民盟中央委员里则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此后，民盟虽存，但三魂已丢了两魂，剩下的一魂在1958年里精心地勾织《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中国民主国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为了保证这一使命与任务的实行，胡愈之、吴晗等反右大将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杀回马枪的史良及高崇民、马叙伦保住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但史良要求加入中共的申请书，则被毛泽东嗤之以鼻地搁置一旁。原是民孟中央委员的千家驹、沈兹九等人，亦提升了政治含金量，进入到常委的行列。
其他民主党派，虽不像民盟这样大换血，但也免不了伤筋动骨。仅至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在民革，从中央到省市级组织和一部分基层组织中，共划出右派分子439人。而在全国工商联系统，已经揪出了302名右派分子……到了1957年12月，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分子，达到了100多人。
其中，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祥、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绝大多数被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次年1月，中央统战部又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较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在这96人里，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回忆与研究》）
至10月30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在首都32所高校里，共定性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的4.3%，其中极右分子1115人，著名教授有北大法学家王铁崖、历史学家向达、经济学家陈振汉、邹庆文，清华大学副校长、机械工程学家钱伟长、社会学家陈达、吴景超，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政治学家钱端升，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专家穆木天……极右分子占右派总数的23%。
也是到这一天为止，中国人民大学划了近500名右派，北京大学被划的师生也有500多人。
在北大，学生被划为右派的程序基本是这样：
针对在鸣放期间有不满言论的学生，或虽无不满言论但却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留有支持内容的批语、且被积极分子作了记录的学生，先由班级党小组将他们的材料一排，按问题的轻重，将前面几个上报去系党总支。总支会议讨论一番后，提出初步意见再交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
我采访了北大的一位教授，57年时他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材料报到系总支后，有几个学生是否划右，系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一起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开会。
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俨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倒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陆平，常务副组长是崔雄昆，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及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这还用讨论吗？行了。”崔雄昆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往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一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比如前文提及的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十七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对此类学生、还得加上此类轻微言论，在会上会引起一番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之意外，一般都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荟萃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江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被中央认为划右不力而撤去了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从中央国家机关调来的陆平给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党的高度信任呢？
我采访的这位教授还记得，1958年开初，北大还搞了一次反右斗争的“补课”。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了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仿佛北大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或许，陆平发现了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再骁勇的战将也不能和光秃秃的树干作战，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右派了，得关闸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可闸还是没有关注。
还记得1956年最后一夜燕园里的灯光如昼，舞步如潮，八千北大学子狂欢通宵吗？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发散出新鲜油墨香的《红楼》创刊号，大学生们围购如堵，包括林昭在内的几个《红楼》编委，也在这里和发行组的同学一起兴奋地忙碌着。无论买的、卖的，没有谁有什么一点点不安：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此图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昨晚红唇变黑可谓异兆，今朝一幅图文乃是谶言--
八千北大学子中终有1500人在本令他们为之雀跃与无限憧憬的1957年罹难！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遣送原籍或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被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与被遣送回老家--浙江湖州、做了一名下水道工的沈泽宜相比，林昭虽被划右却未打成“极右分子”，得以留在北大校内苗圃劳动。开始，谭天荣也分在此，惺惺惜惺惺，两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彼此私下以姐弟相称。北大新闻系并去人民大学后，她被派在人大资料室劳动，在此结识了另一“右派”甘粹，后者17岁参军，在军队中成长，被保送到人大后学的也是新闻，两人日久生情，在被组织识破之后，又不听从组织的警告，组织当然要避免他们的进一步堕落--甘粹被送去了新疆劳改，她则留在北京劳教……
谭天荣于1958年11月被劳动教养，先在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后又转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
也有例外的--
张元勋在写了《是时候了》的短诗外，还因担任另一学生刊物《广场》主编并撰写发刊词、编后记，罪名由右派上升到了反革命，被逮捕，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送去京郊团河农场、后又到河北省宁河县清河农场劳动改造。
林希翎，起初许是因老校长吴玉章的惜才之心，只是留校监督运动，继续接受批判。以后，因她态度恶劣，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外界力量逐渐干预了，先是拘留五天，五天之后仍无悔过之意，又改为十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