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1966年开始的全面疯狂和酷烈来，说反右运动里中国的大地上已林立森严的“宗教法庭”，可能尚言之过重；但在1957年，首创了一种非枪杆子的语言、又绝对是枪杆子的语言，与知识分子“对话”。
这便是以政治斗争或叫政治暴力的方式，来大规模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表面上，有被划为右派和未被划为右派的两部分人，其实，杀鸡给猴子看，两部分人都被打击了，在显然经过毛泽东审定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如此断言：……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两部分人的唯一出路，同样在于改造。
而所谓改造，实际上是放逐的代名词，即将知识，剥下一点无产阶级认可的东西外，连同她的孩子--思想与科学，大规模地赶进一个虽无法触摸却真实存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似乎这是一张万能的膏药，此后历次运动或斗争，大抵都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仿佛这又是一针让社会主义江山、无产阶级天下永保天年的麻醉剂，每有国内外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局势所引起的种种矛盾，都因注入此针，而达到了某种“妥协”、几分“缓和”。
然而，这决不是麻醉剂，而是一针毒剂。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这张万能的膏药下，一个以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敌人的社会，渐渐病入膏肓……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扉页。
34毛泽东找到了感觉
从反右运动得以迅疾发动，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民粹主义得以在中国正式登台的运动。
如果说，过去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斗争和运动，仅仅是毛泽东等上层人物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流露，因为其范围、规模的相对狭小，尚未能形成全国性的震荡；那么，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看法与处置的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犹如列车奔驶在静悄悄的峡谷中那撕开天籁的一声声汽笛，立马撕裂了周围群山的胸膛。
这群山不是别人，正是作为这个国家政权主体的农民，自然里面也包括了众多不久前才换上工作服、军装的“农民”，以及很早就走出了桑麻小道、眼下远比一般人更多地享用着小车、电话等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可对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却依旧茫然、排斥的“农民”。
这冲出胸膛的，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股早就深藏于心的疑惑与愤懑，一股伴随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的同时，必然要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而萌生的疑惑与愤懑……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其实这标题并不确切，应改为《农民阶级说话了》。这社论一发表，便意味着与过去的历次运动、斗争不同，毛泽东决意冲决过去相对狭小的范围和规模，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拎到全国的工农兵大众前接受一场浩大的审判。瑟瑟缩缩站在被告席上的人们，一开始，就能感觉到民粹主义的汪洋大海上那铅云般低垂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6月28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江西代表小组会上，几位劳模当场质问罗隆基：
“你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
“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萍乡煤矿工人、劳动模范郭泗清警告说：
“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是不答应的！”
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也正告：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贫下中农就要跟他拼命！”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危秀英的一番质问，几近将手无寸铁的罗隆基，当成了三十年代几次围剿苏区几次失败的蒋介石：
“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
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农民给储安平的一封公开信《储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动立场》，内称：
“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农民胡结才吵嘴相骂。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财，为了一口脚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发雷霆，拍桌子凶人，样子实在难看，群众见你害怕，背后骂你和强盗一样。”
“你以为自己了不起，旧知识分子臭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们种田人看在眼里，你和我们之间不仅有高墙，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对敌斗争会上，总是缩头缩尾，没有掌握过一次斗争会场。人们想了一下，你那次来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参加土改，只是看了一看。”
“你需要很好的清醒头脑，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作严格的批判，接受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对你的批判和分析。”
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由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的批判和揭露储安平的大会上，特地请来了工农群众的代表。农民代表、北京市昌平区五一农业合作社的魏国宾，特别严词谴责储安平用“老和尚”、“小和尚”等字眼“侮辱全国大民敬重的领袖”，他说：
“我们农民能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永远不会忘掉共产党的恩情的。我们决不再过二十斤玉米面就交换一个闺女的日子。右派分子的企图，一定要被我们劳动人民打得粉碎！”
在8月27日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的批判大会上，上台作自我辩护的彭文应，在满场嘘声中狼狈地下台后，紧接复旦大学一位副教授的穷追猛打，上海市工业劳模杨新富愤怒地站起来说：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决不容许这个老狐狸在庄严的讲台上耍花招，向党猖狂反扑！”
6月24日，民盟在湖北省最大的支部--华中师院支部举行大会，对民盟湖北省委主委、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进行批判的同时，他的家乡湖北黄冈县范家岗乡红星第二农业社的社员，也齐聚马哲民家对门屋内开批判会，他的侄儿、婶娘也参加了会。他侄儿马复初说：
“我二伯心毒辣得很，野心又大。去年他回来时，到陈欠楼、上巴河、程德岗等地去搜集统购统销的材料，找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今年他又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捏造说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共产党领导不好，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要不是生产太忙，我要去问问他，你想干什么呢？想国民党和地主回来吗？我要告诉他，我虽然是他的侄儿，但我和他不是一条心，我和群众在一起，要和他斗争到底！”
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玉门油矿工人樊廉馨的来信，内称：“去年8月份，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分来玉门油矿采访。可是这位记者和别的记者大不相同，她一到玉门油矿就到处点火，闹得玉门油矿满城风雨。她每见一个工人就问：‘有冤吗？不要怕，讲出来，我为你申诉。’她曾经公开侮辱玉门油矿的工作是‘一团糟’，辱骂玉门油矿的领导都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并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都应该枪毙’……”
“林希翎不但自己不写玉门油矿的好人好事，反而反对别人写。新华社驻矿记者姚秉鉴同志曾发过一条‘玉门油矿多方改善野外工作人员生活’的消息（完全符合事实，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林希翎当面侮辱姚秉鉴同志是‘捏造事实’，她认为野外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同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了林希翎原工作单位--空军某团的部分军官集会声讨她的消息，以“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她在人民大学所吹嘘的“在部队的光荣历史”，人们说：
“程海果在部队就表现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起，骂政治处主任是‘无能’、‘愚蠢’、‘官僚主义’。对战士，则利用她是文化教员的职务进行无耻地拉拢，硬要战士称她为‘亲爱的程海果导师’。她这种领袖欲到人民大学后发展更甚，以至变成了狂妄的野心家……”
“程海果在部队时，就已表现出她的反党情绪，她往往抓住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对党和政府进行大肆攻击……”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批判谭天荣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一个炊事员气愤不过，跳上台来，指着鼻子警告谭天荣：
“你不要臭不要脸，人民拿大米、白面养着你，你反共反社会主义就老实交代，甭跟我讲什么辩证法、物理学儿，你再耍赖，假充乐观，我就断了你的粮，让你喝西北风去！”
虽然，从下刀之准确、见报之迅速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弥漫于国中的好似惊涛拍岸的工农兵大众的种种言论和文字，十有八九，经过了领受旨意的文化人的剪辑与润饰，但一般地说--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见的思想，在知识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因为他们仍然投身于党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事业。知识分子从整个人民中被孤立了起来……（罗德里克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似乎，没有比动员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来对付知识分子更奏效的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巍巍昆仑与一捧黄土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尚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作出根本的跨越之前，尤其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被视为工农大众的胜利，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作为一群破落户子弟，被收留上这趟新的时代列车之时，身为新旧文化的两重载体、远没能形成自由、独立的个体的知识分子，一旦处于与整个工农大众对立的境地，一种犹如狂风中柳絮的精神无法着陆的迷茫感，一种好似蚂蚁翘首大象巨足的自我渺小感，一种几近儿子背叛父母亲，吃了他们的、用了他们的、却不被他们所认同的道德愧疚感……便成了交汇众多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了。
正是这个梦魇，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使理性蒙上眼睛，骨头流失钙质，本该礁岩般坚守的漫长沉默，化为了虽撕裂自身也要去媚俗于一刻的泡沫……
也似乎没有比动员广大的工农大众来对付知识分子更容易的了，罗德里克、费正清先生注意到了“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他们却忽略了“大多数人民”被打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抛开种种华彩照人的意识形态的外壳，其实，每一个运动都在利用一部分人的原始欲望，去打倒另一部分人：
土地改革之所以势如破竹，得力于贫苦农民多年来觊觎他人土地的欲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所以排山倒海，依傍于广大青少年去门窗紧锁的课堂解救自己奄奄一息的青春，和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历来禁锢在下层的小人物，期待去上层舒展自己的压抑的欲望……
因此，每一个运动，都是原始欲望潮汛般地泛滥；
每一个运动，都是各阶层人们利益的不断整合。
在一次上海市各界群众批斗孙大雨的大会上，南洋卷烟厂的一个名叫卫雪珍的女工，在讲台上异常愤慨，她向孙大雨厉声质问：
“我厂工人每月最低工资56元，最高工资93元，而每月生产的产值，最少的是5550元，多的是8977元。你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国家津贴房租在内）是462元，可买大米3000多斤，比我们工人的工资多好几倍，你拿了这些钱，替人民作了些什么事？”
在知识常常被视为异端的同时，知识，又被折成金钱计算，且常常高于一般工农群众的收入时，政治仇视的烈火，一下烧透金钱压抑的干柴，便是很自然的了。
这样的发言，胸中无须任何点墨，更无须任何人的指教，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这是变换季节的风；在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小农经济装满马铃薯的口袋里，这是马铃薯们互相制约、互相压迫的存在哲学；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他方面多少会有所改变、而在这方面颇难改变的心理史上，这是人们没有机会便在街头巷尾议论，而一旦机会降临，便气昂昂地打上门去发出的共同、古老的语言……
如果说，建国后在经过多次的徘徊和反复后，毛泽东面对一支在心理结构、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军队的知识分子队伍，终于在1957年找到了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正是即使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必须高扬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并以此戒备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控制他们在事业上的热情。
或者简单一点说，不是将农民更多的知识化，而是将知识分子更多的农民化。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本身就长着一条计划经济跛腿的中国，又跋涉于民粹主义的茫茫流沙之上，她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何以表现得趔趔趄趄，步履维艰？
35无须一兵一卒
反右运动，比起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来，在手段上有所不同的是，从总体上看，还未对知识分子进行肉体的摧残（以后被送去劳教、劳改的或是下放的，那当然自当别论了），但在精神摧残方面，已经成了集此前历次运动和斗争的大成者。
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仅仅八年间，他不仅统一了除台湾岛外的中国大陆，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本犹如毛细血管一样纷繁来自各种理念、各种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的滋养，统统变成了一根连着“单位”的脐带。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单位无所不在的审视每一个人的灵魂，单位无孔不入地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从荣辱兴衰，到生老病死，从升学就业，到冷暖饥饱……单位，成了全中国人民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母亲”。这却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母亲”，除去她的意志外，“儿女”们不得在自己的心枝上长出另外一点柳芽般大小的意志；除去她的个性外，“儿女”们很难在她的视野里流泻另外一点哪怕是萤光般微弱的个性。
如果说，五十年代，我们把“儿女”们对于“母亲”的感情衷心地或是半衷心地赞美为敬仰的话；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儿女”已经看清这一“敬仰”的实质，起码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只意味一种对于生存的恐惧：
“单位”若接纳你，你便在一张社会巨大而又无比细微的网络上，有了一个活不太好却能平安的位置。若不接纳你，这网络便成了一块你怎么也塞不进脚的厚玻璃，而且，你一下跌落下来，无论爬去哪里，早春的第一点冷雨，就能击穿你的皮肤，深秋的第一片落叶，就能打扁你的脑袋……
1957年，在利用民粹主义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之外，再加以充分利用的，便是“儿女”们的这一对于生存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