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建交这样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既玩得小心谨慎、又玩得洋洋自得的基辛格，更是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游戏伙伴。
在与周恩来之间，两人真有惺惺惜惺惺之意，他对周恩来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称赞不迭，周恩来也佩服他电光石火般的机智与充满学者风度的优雅举止。两个人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喝了陈年醇酒，精神上好一阵迷醉、兴奋，以致于告别时，周恩来总是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这样说，并不意味周恩来可以在自己意识形态的地毯上，与敌对信仰者共跳华尔兹。意识形态对于他来说，不是一块可以践踏、可以收起的地毯，而是他胸中一棵根盘枝虬、从不倒伏的大树。
尼克松将一句用来描述十九世纪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查尔斯·帕纳尔的警句，放在了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而基辛格在会谈中从未对他失去戒备，曾经将他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
周恩来，却未因这棵繁茂的大树而遮挡住对这颗烽烟不断的星球的深刻洞察力，最具说服力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中美关系，从开始的蒋介石和朝鲜战争，到后来的台湾问题和各自归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两国间没少剑拔弩张，乃至互相视为长着一对狰狞怪角的头号敌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上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周恩来都提前到了会场，而且在大厅里相遇了，周恩来伸手给对方，可杜勒斯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摇摇头，走出了大厅，他告诉身边的记者说，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才和周恩来会面，那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
尽管如此，但自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由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驻华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起，一直到25年后，他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秘密会晤，他的观点始终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他还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见包瑞德《1944年美军观察组》）
当近半个世纪后，因“六四”政治风波使双方关系陷于冷战状态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雷尼尔俱乐部再度握手言和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能删去第一句话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里的不少内容，几乎是周恩来这一讲话的翻版。
穿透历史的风云，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似乎早就看出中美两国是一对拆不散的冤家，彼此间虽不时打断骨头，但骨断筋不断，而只要有筋在，便总会长出新的、更结实的骨头。
另一件事，便是周恩来对于红色高棉的态度。
在西哈努克统治柬埔寨时期，红色高棉几近仓库里一面弃置未用的旗子，当朗诺发动军事政变，将这个遍布热带雨林的国家掷于狂风骤雨之中，这面旗子猎猎飘荡起来，朗诺政权垮台后，其席卷河山的力量似乎能使它插上金边金碧辉煌的皇宫。
周恩来逝世前不久，在北京接见了踌躇满志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和乔森潘，他劝导他们说：
“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
“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
“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
英萨利和乔森潘，显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意见，在柬埔寨依旧有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乱，在引起国际社会严重不安之后，这面旗子被视作抖动红色恐怖的旗子，英萨利成了不敢公开露面、暗中存在的影子。在联合国主持的大选中，人民选择了西哈努克亲王和长期受北越支持的洪森。面对这次大选，红色高棉起先选择了枪声发言，继而又有了一番觊觎权力的忸怩作态，权力的诱惑，终究让面子变成了厚实的鞋底。
就在1994年我初稿写到此处之时，乔森潘飞来了北京，他要向正在这里治病的亲王提议：红色高棉将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放弃它所控制的全国20%的地区，唯一的条件是红色高棉在政府中必须拥有几个高级职务。
行同高级乞丐的乔森潘，坐在高级轿车里，沿长安大街，通过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时，会不会想起当年周恩来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若想起了，他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慨……
周恩来很是注重现代人的平等相待关系，请注意这里指的是现代人，加上这么一个限制词，为的是和毛泽东的人际关系加以区别。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也是和群众接触最多的一位，他喜欢接触的大抵是两类人，一类是农民，在他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他未少和老农在田头扯一扯年景；也未少走进庄户人家，和男女老少话一话家常。长年跟随他的著名摄影师侯波，1956年在湘江边的一间农舍给正与农家妇女和孩子谈天的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整个画面生动、朴素，溢满一种天伦之乐的氛围。农民们那亮堂的目光里固然有敬仰，但暖意融融的脸上更多的是亲切。仿佛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还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来佛和玉皇大帝，而是慈眉善目、救苦解难的观世音……
在这一鱼水之情的关系中，我们能感觉在中国几乎没有比农民的生存境况，更让毛泽东同情与关注的问题了；可细加品味，我们还是能察觉一种农民的儿子一旦成为伟人后，又俯身桑梓田间，去教诲农民的富有极大道德魅力的形象，或明或暗地闪动在这一关系中；
第二类人，便是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基本身处新文化运动之外、尤其不是革命队伍和党内文化人的旧式文人，以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变得无足轻重、除了感激涕零之外再难剩下什么东西的旧日政客，诸如章士钊、柳亚子、李济深、张治中、程潜、周谷城……在一派纵横古今、吟诗唱和的儒雅之风中，揭开平等相待的外壳，多是执君臣之礼、送溢美之词的内囊……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人际交往中，他的“人民大救星”和最高领袖的身分总摆在那儿；
那么，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他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多半不见影儿，他总找机会生活在普通人当中，并按普通人的生活常情去交际。
这里有两个极富感染力的例子：
其一是长征途中，周恩来一度病重，当时任民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和几个同志坚持要用担架抬他行军。饥寒交迫之中，在走出沼泽遍布的草地之后，杨立三本人也累垮了。十九年后他因病去世，周恩来闻讯后，当即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去了追悼会上，并坚持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
其二，是在一次欢迎志愿军英雄归国的舞会上，作为特邀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也来参加了。她的身边一下围起了一圈人，真诚地嘘寒问暖，真诚地表达对烈士的崇仰之情。那知这反而勾起了她老人家的思子之情，两串泪水，一下洒落在那遍布沟壑般皱纹的脸上。
周恩来听说了，赶快走过来，扒拉开众人，自己拉起老太太的手，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又轻轻地用手揩去那脸上的泪，对周围的人大声地说：“好了，不说啦，都跳舞去！”然后，他扶起老人，双手牵起她的手，宛如一个孝子，陪着她在舞池里慢慢地走着圈子，直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周恩来交往最密切的，恰恰是受新文化传统熏陶和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国统区胜利地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俊彩星驶的骁将，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自身所服膺的道义力量，使他们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也得力于周恩来给他们的友谊、支持和信任，使他们即使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也会在所不惜。
建国以后，他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更是几乎遍及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他和他们在一起，或是为着解决他们的某个难处，听取某个问题的反映；或是，为他们某个方面取得的进步鼓气；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朋友聚会，谈谈天，叙叙旧，听听音乐，品赏时鲜……
在风诡云谲的政界和风轻云淡的文化人之间，他情感的砝码，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或者说，他是由一位学者型的人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他的身上，却从未蜕去学者的那层壳。
凭着与周恩来的多年交往，老舍夫人胡洁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胡洁青《巨人的性格》，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周恩来淡泊、知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并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这件并非权力之争的遥远的往事，却被毛泽东永远地记住了，在建国后的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曾当面指着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他反对过我！”
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出席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里，除去对邓小平有着良好的评价：“你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对中共政治局里其他的成员，“都说成漆黑一团”，其中，“我记不得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怎么说的了，反正都没有好评。他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给我讲了人名、时间和具体事例，以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是对的。”（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想必在讲到周恩来的时候，这还是一件必须打捞出来的往事……
在这次“失足”之后，周恩来慎之又慎，如履薄冰。1932年7月，他由上海到苏区后，中央局提议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尽管这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仍比毛泽东高，他仍两次力辞，并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理由是否则只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将在前线无事可做。
10月，在“宁都会议”上，多数与会者猛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的“右倾倾向”，并要求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总责。他又断然驳斥，提出鉴于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前方必须要有毛泽东在，或是由周负责，毛助理；或是毛负责，周监督……在三年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更是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周恩来：
“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他的回答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一回答，不能说是违心的，但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答案，那就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党内、党外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之后，他浓眉下那一对充满理性的目光，不会不洞察到，在东方这块亚细亚生产方式盘根错节的土地上所诞生的一场革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发动的，即少数既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受“普罗主义”感染的知识分子，和人数远比前者广大的农民。
若没有前者，这场革命，便没有了二十世纪的特色，流于历朝历代“犯上作乱”、杀富济贫的农民起义；
若没有后者，这场革命，便难走出李大钊的皮包，陈独秀的文稿，失去了春汛般泛滥于中国大地的激情与动力。
两者相比，又尤其在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不承认农民是第一位的。
倘若没有一个高出农民的境界却又有着农民文化的背景、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熟悉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向往、农民的智慧的人，来充当这场革命的精神偶像和最高领袖，遍布广袤原野的干柴，便聚不起一场烧塌旧世界的熊熊烈火；
而且，面对革命内部两部分人文化形态之间必然会有的磨擦与纠葛，也缺乏有效、权威地驾御与处置。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一个个从党的最高权柄上落荒而去，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执行的所谓“错误路线”所致，不如说是这是受中国革命的基本构成与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不会重蹈覆辙，也许在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看清：犹如有着贵族血统的人，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总会受到红地毯的欢迎，而有着农民文化背景的毛泽东，在原本荆棘丛生的中国革命历程上开路，将总会有惊无险，畅通无阻。
为此，在与毛泽东长达42年的合作关系中，周恩来总是精心辅佐在毛的周围，几乎毛的脑袋上掉了一根头发，他的心巅也为之一颤；毛的书案上掉了一颗回形针，他的耳畔，也如洪钟似地一响。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周恩来离毛泽东最近，可甭说是正眼，就是侧眼，他也从未觊觎毛泽东的宝座。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宣传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他总是心静若秋水地将所取得的各次胜利和各项成就，归功于毛的英明领导及其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光辉照耀。
“文化大革命”中，他像乡野的孩子挥动春枝一样，首先挥动起小小的红宝书，引人注目地佩带起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的毛的像章，而且一戴就是十年，直至他枕着毛刚刚发表的两首新诗告别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出色的灯光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将历史的聚光灯不折不扣地打在毛泽东的身上，倘若自己不得不登台，也要把自己藏在毛那宽大的身影后。
曾为他做过翻译的朱青回忆道，在五十年代，“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即使在舞场上，也怕自己丝毫影响了毛泽东陶醉其间的那种众星拱月的氛围，这到底是出自于周恩来的理性抉择，抑或是已经化作了他的生存本能？
好似三棱镜下的阳光，周恩来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丰富多彩的性格，其每一性格侧面，都鲜明似突兀而起的大山，它们却错落有致、静动呼应地构成周恩来生命历程云开云聚的山脉。在这时开时聚的云雾里，一定潜藏了无数的文化之迷、历史之迷、政治之迷和心理之迷，将来总会有专家们凭着足够的史料去探幽发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