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各级官员们的哄骗，则不少填饱了政治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圃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他兼任，他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莫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在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
他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他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六十条，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漂漂亮亮地打扮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声名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他领着天津静海小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是精采，可以让我们诸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却让农民们自己去折腾……
43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大跃进的发动，又显然是民粹主义的高扬。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
通过1957年，毛泽东已经摒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他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如雪如泉的纯洁性及其始终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而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排斥，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日愈变得理直气壮……
如果说，1957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断头台，而1958年，则在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你防不胜防，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掉下来；
如果说，1957年让众多的右派分子们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劳教、劳改农场，那么，1958年，则将所有的知识分子打发进了一座巨大的、无形的集中营，自然，看守这集中营的，不是警察、军队，却是比拿枪的警察、军队还要森严的民粹主义--
大约是你不交出些什么，总不能令人放心，于是便有了“向党交心”运动。
1958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似乎这又是一个聪明如阿凡提者，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覆有尘灰宛若铜锈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出几百万字的《希氏内科学》而享誉卫生界的著名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定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就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
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自然摩拳擦掌来拔“白旗”者，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成就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猜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观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
与此同时，《文艺报》出了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刊载了15年前发表在延安报刊上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人民日报》称上述作品为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同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上年7月，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千古恨的主张，却被打成“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1959年12月，马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在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
“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68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莘莘学子的笔下，陈寅恪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
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分，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10月开始，这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批去了外国，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有一家报纸，以最显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赫然便是《托尔斯泰没得用》。
直至1960年春季，上海市作家协会还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对所谓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一场延续了49天的批判，不但托尔斯泰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变成色盲，就不可能将一条最廉价的月经带，当成王牌的金利来领带，光天化日下放去橱窗里出售；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成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风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让文化陷于灭顶之灾，那么“大跃进”，则开始了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在整个文化领域，“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有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而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就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93991份，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死刑，那么，“大跃进”已经在编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起诉书--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政治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
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侏儒、白痴、心理变态者，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诮与嘲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偻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在熟稔地作了一次捆扎稻子的表演之后，他又一次魔术般地将自己在几分钟内变得年轻了：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烦恼就是智慧》）
知识，好似是资产阶级的遗传因子，谁持有了知识，谁就必然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谁就一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知识，还如放飞淋病、杨梅疮等性病的劣等妓院、大量繁殖蟑螂的夏夜阴暗、潮热的角落，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又是一位政委，在舒芜先生所在的“五七干校”召集学员训话说：“你们现在还算走运，还好没有打仗，要是打起仗来，先拖几个出去枪毙了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着你们反党反人民啊！”
舒芜听了一惊，我们是“牛鬼蛇神”，可听众里还有很多“革命群众”哩？
政委要表示自己的讲话并没有什么破绽，他接着说，“‘你们’是针对整个旧文化部讲的，文化部的人都一样，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文化部本身就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部，这个案永远也翻不了！”政委接着又说：“老实告诉你们，解放战争时期，或者再早一点，在江西苏区，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活埋你们！”
谢天谢地，国民党龟缩在那座孤岛上不敢打过来，否则……舒芜听出了一身冷汗。（参见《舒芜口述自传》）
不但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掏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掏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相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似乎是到了“大跃进”，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那便是麻木自己的求知欲望，磨灭自己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