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被审视的黑匣子
1957年，曾长期是历史遗留在岁月汪洋里的一只黑匣子。
中国改革的最伟大意义，在于它使中国摆脱了自我孤立状态，进入了现代文明主潮。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各种各样的钥匙，期待打捞这只黑匣子。
1989年以前，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徐铸成的《阳谋亲历记》、丛维熙的《走向混沌》和《冬天的往事--背纤行》……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一度还是个时髦。
虽然对“文革”研究，尚处于“失语”状态，但因为在这个舞台上过往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直接涉及到他们，或者有可能将罪责归之于他们的材料，其实，并没有绝对地被锁进保险箱。叶永烈先生能够写出厚厚的几本《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就是证明。
此外，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于“文革”的记忆，也共同丰富着一般人对这场千古浩劫的整体认识。或许，正是“失语”的结果，这认识在有些人那里显得偏颇、乃至可笑，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听过有上小学的孩子将其概括为“坏人打好人，学生打老师”。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整体认识。
与此相比，反右运动迄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关于它在中央高层的档案材料，仍像深宫里的佳丽，未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们大抵没有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渠道。
外国学者虽写出一些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论证的著作，前些年国内也有学者出版了有关1957年的专著，如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先生评价为“孜孜，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但它们，自然更包括本书在内，很难说已经对反右运动作出了正确而又准确的总体把握。
或许，还没能够深入打开这只黑匣子。但没有深入打开，却并不妨碍人们久久地审视它。
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的人们，无论是当年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是打成了右派的，还是作了漏网之鱼的，只要面对历史时灵魂有过一阵阵战栗，而且，能在这战栗中冒出一簇新芽，就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理性雨露，并因此生长为一种新的人格气象--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的领导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几百人，怀着沉痛、肃穆的心情，伫立于浦熙修的遗像前。
应袁冬林女士的请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了追悼会，1957年反右运动中，康克清曾公开表示浦熙修不是“右派”的意见。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许是因久病在床，请人送来了花圈。
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悼词里称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
悼词经徐铸成、温崇实、石西民等生前好友几易其稿，征求家属意见后，再经修改，交民盟中央、中央统战部推敲、通过，又报中央书记处备案，再一次上下通气、接受后，才最后定稿。袁冬林注意到，定稿中最显著的改动是，原悼词里有一段话：“她虽身处逆境，但对党的信心不变，热爱党的感情不变，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达到她多年来期望入党的夙愿”，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在定稿中被删去。
在这天的追悼会上，浦熙修的亲属收到了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是陆定一写来的。内称：“……1957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从1966年5月8日至1978年12月2日，他被囚禁了近十三年，其中多是以“68164”的囚号，作为一名特等囚犯，关在北京秦城监狱。现在他病残之躯仍未康复，住北京医院治疗休养。
眼下，多少老干部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仿佛受尽了人类一千年以来的苦难。这时，陆定一却想起要写这样一封信。日后，谢蔚明来医院看他，问道：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想起要写致歉信？
他回答说：当时我是中宣部长，全国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当然有责任，我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应该向浦熙修的亲属致以歉意。
另一封信，是由治丧办公室转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写的。在反右斗争时，他画了幅浦熙修的漫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指她欲承认未承认，欲揭发未揭发，内心世界还挂在“章罗联盟”的犄角上没有下来。
谢蔚明至今还记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日报社开浦熙修批判会的那天，开完会他和华君武出来，两人同了一段路，后者的神情颇是气愤，问谢蔚明看没看《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
眼下虽混迹于批判他人的革命群众队伍里，但自感大祸难逃的谢蔚明自然看了，社论里有一段阐述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政策。
华君武说：像浦熙修这样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我看这社论里给的政策太宽大了……说得谢蔚明的心里似触到了刀尖猛地一颤！
也许这句话，华君武早忘记了，可他的记忆，在中国人里还是惊人的。
在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每一个运动都要制造的千百万吨笔墨的垃圾里，诚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在缺乏原罪意识的东方文化里，现实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增长，难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他却“此事久压心头”，尚能在24年后勾索起当年的那一块豆腐干般大的漫画……
巴金先生则不但从自己的记忆里，而且还要努力从一个民族的记忆里，作出这样的勾沉索隐。
翻开他的五本《随想录》，他总难以忘怀1957年。
冯雪峰遗孤的造访，让他顿然回到那年在首都剧场由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的大会；看了包括傅雷绝笔在内的“傅雷家书墨迹展”以后，他一下想起自己在反右时期写过文章批驳知识分子“不可辱论”；朋友转来的一封信件，让他翻检起旧作，一篇写在1934年题为《月夜》的散文，在1961年10月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卷里虽还保留着，但是关于“朋友Y”的整个一段被删去了。“Y”正是他三十年代的一位朋友，一个在闽南扎根默默办教育的青年，名叫叶非英，57年被打成右派，60年死于劳役和饥饿中。从此，一年来，一张被亚热带的阳光与风雨鞭打着的清瘦、粗糙的脸，总浮现在巴金的脑海……
在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左腿摔坏的折磨中，在一次次住进医院的间隙里，连移动一支圆珠笔，也觉得十分吃力的巴金，就这么慢慢地将笔往后移。有时，纸上出现不了字迹，他几乎得使上全部生命的重量来写，一天能写上两百个字，他便感觉自己的心脏衰竭得好似一只被子弹折断了翅膀、就要从空中掉下来的鸟……
然而，他的笔在那些年颤抖着，却始终握在手上，他思想的翅膀也一直在云端里高翔：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若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纪念雪峰》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
--《二十年前》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里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怀念非英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为了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该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
--《无题集·后记》
持有巴金先生这样“欠债”心理的人，在知识界不会太多，却也不少。
提起“范用”这个名字，人民出版社的老人，无不知晓这是一个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之“纲”上翻腾的典型。多半日子，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纲”上整别人，尤其反右运动里，他对王莹丈夫谢和赓的那番穷追猛打，几近可与当年蒋介石要在江西铁桶般围剿红军相媲美；自他1963年当上该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编辑以后，他也没少蓬头墨面、枯瑟如槁地站在“纲”下，被他人一块块地从精神上加以肢解……
199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他，忽一天接到社里来信。这是一封约稿信，人民出版社即将迎来自己建社四十周年的纪念，社里决定隆重推出一本纪念文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大抵在这种时候，谁不想在这纪念文集里有一个清丽如星辰的名字？而且，在四十年的变化更迭里，总能找到几分美好，几缕温情。
范用却“美好”不起来，“温情”不起来，坐在书桌前，那紧蹙的眉头，箭镞打下似的皱纹，恍若他要完成的是对一个世界的审判。他的笔下，渐次出现了这样一篇文字，它们不像世人已经看得太多的那类从流水线上下来的文字，而更多的像一个油尽灯枯的老者，在向后死者交代遗嘱：下面，抄录一节我填写在1985年整党时共产党员登记表上的话：
“入党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肃反’、‘三反’、‘反右’、‘反右倾’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盲目追随‘左’倾路线，虽无害人之心，却有保护自身的私念，唯恐组织上说我右倾，宁‘左’勿右，‘文革’中挨斗，胡乱认罪，‘活学活用’又作违心之论，是我的最大弱点，也是我一生中的污点。今后加强党性，首先是要加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提高识别上的能力，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抵制。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抛开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
写下了存入档案，又在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当众讲了这番话，这样做，不是为的检讨，也不单是忏悔，更无意用这种方式评论历史，只是借此机会向同志们作一个交代。
一位共事多年的老领导这样说过：这种事个人并无责任，应该让组织处理。这是他的看法，也许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组织确也作了处理。但我认为，各有各的帐，个人自不必替组织认帐，倒是多年来从未有人算过我的帐，提都不提。正因为如此，更需要自我解剖，净化灵魂。在人生归途，不能不想想做人如何？欠帐多少？
纪念既往，我们更珍惜未来。人民出版社四十岁了，如果说前几十年不更事，在历史的大风浪中曾经随波逐流，而现在它成熟了。但愿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不必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负担，轻装前进，从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作为一个过来人，在暝目之前，我要一说再说：
让我们永远告别吧，“七斗八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斗！
我还必须写到周扬。
至今文艺界的老人们还记忆犹新：
“文革”前的那十几年，周扬正值壮年，一口湖南乡音，滔滔不绝，即便是两、三个人谈话，他也条分缕析，一丝不苟，言必马列，言必工作。到了真开会时，他更是汪洋恣肆，声势夺人。有人看到他，便会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文章里骂以他为首的“四条汉子”，西装革履，坐在咖啡馆里谈革命的情景，并在心里鄙薄他……
1957年5月，刘宾雁在上海采写《上海在沉思中》一文时，有感于党委宣传部门与作家的关系不正常，致使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与五十年代的情况相差无几，都似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冷时，他几乎未加任何思索，便在此文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可以和周扬相抗衡的鲁迅。”更多的人则敬畏周扬。
无论是鄙薄他的，还是敬畏他的，无不从骨子里感到，他是中国文艺界的红色沙皇。批俞平伯，反胡风，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反右斗争……在每一个席卷文艺界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里，他无不站在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主宰着每一个人的生杀予夺……
1978年，周扬复出，被安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当人们再见到他时，他神态龙钟，步履踽踽，慢慢移射过来的目光，像有几分呆滞，几分茫然，宛如它的主人从来未曾有过巨大的权力，也未曾有过惨烈的痛苦。
如果仔细注视他一对甸甸下垂的眼袋的眼睛，便能发现在那最深处藏有一种寒冷的压抑与孤独。与在“文革”中被打伤致残一条腿，又因为延误治疗而失明了一只眼睛，性格却依然开朗而刚烈的夏衍比起来，他更像是一位从肉体到精神都在加速衰弱的老人。
然而，这又是一位思想上并不需要拄拐杖的老人。
1979年春天，《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周扬借在这个会上作报告的机会，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逐一点名赔礼道歉，其中还包括当年在新闻界划成右派、与他并无干系的刘宾雁。他提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讲得诚恳而又沉痛，泪光一度泻满那张烙满历史风尘的面孔，宛如黎明时，灰白色的雾气覆盖的一片湖泊……
次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研讨会上，周扬明确指出：胡风的问题，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却被我们党弄成了解放后第一个严重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