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里生长着具有高原特色的海菜花及轮藻、金鱼草、芦苇等水生植物。盛产银白鱼、多鳞白鱼、乌鳢、云南红唇鱼、金线鱼等名贵鱼类，多达50种。1970年，在“移山填海，围海造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动了数十万劳动大军，花费了几千万元，进行大规模围湖垦殖。围出的田尽是烂稀泥，无法种田，却把湖给毁了。水产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湖面缩小，连昆明的气候都受到影响。现在，自然的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退田还湖。石屏县异龙湖，湖面面积42km2，湖中水草繁茂，是一个良好的淡水渔业养殖基地。在围湖造田高潮中，放干了异龙湖的湖水，堵塞上游的水流来源。结果，洪水一来，泛滥成灾，而下游却无水灌溉，一直影响到几十千米以外的建水县。围好田之后，才发现湖底全是淤泥，无法种田。30多颗高原明珠，在围湖造田的打击下，全都丧失了原有的绚丽光彩，有10个变成了沼泽，老化了，有7个完全干涸，消亡了。
在贵州黔西高原的乌蒙山区，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高原湖泊。其中最着名的是威宁城西的草海，是贵州省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草海湖面广阔，碧波万顷，景色十分秀丽。湖上水草茂盛，湖底泥炭富集，湖中游鱼成群，湖面水鸟翔集。除名贵的细鱼外，鲤鱼、白鲦、青鱼、荷包鱼也很丰富。湖区还是盛产玉米、洋芋、大豆、甜菜的肥沃农田。1970年，这里推行向草海要粮的方针，历时2年多，耗费了100多万元的资金和近200万个劳动日，炸毁了草海出口的大桥节制闸，放干了草海的水，使这颗“高原明珠”毁于一旦。由于草海水面消失，造成地方性生态平衡失调，附近8个县气候异常，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人畜疾病增多，候鸟他迁，许多珍稀鸟类几乎绝迹。好在人们遭受到大自然惩罚之后，终于懂得要保护自然生态。1980年贵州省政府根据有关专家的呼吁，决定恢复草海水域，进行综合治理。草海复苏十多年来，禽鸟结队重返，鱼类生长，风光绮丽如初。
愚蠢的围湖造田和放水造田的做法已经使我们蒙受了巨大损失。要完全挽回这些损失还得花很大的力气。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再也不能干那种自毁明珠的蠢事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盲目围湖的做法，退田还湖，这才能使滇池等许多湖泊获得新生，使其重新放出耀眼的光彩。
兴建水库是人类为改造环境的一项伟大创举。水库建设对农业、工业、城镇等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改造了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环境，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生产条件，工农业得到发展，一些昔日荒无人烟的地方，出现了经济繁荣。但是，兴建水库也常常伴随着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其影响也值得重视。
人们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例如为了防洪、灌溉或者发电、航运等目的，利用天然河道上的有利的峡谷地形，兴建了各种类型的水库。当这些新形成的水体经蓄水运用以后，由于水位壅高，而入库水流随着库体断面的扩大，其流速相应减小，从而使得水流的夹沙能力下降。这样一来，由水流夹带的泥沙按照其粒径大小，从粗到细的顺序在水库沿阵上逐渐淤落。泥沙淤积不仅影响水工建筑物的运用，还将引起其他方面一些不良后果。例如，泥沙侵占水库的有效库容，既影响它的调节性能，缩短使用寿命，又必然降低其综合经济效益。以北京市官厅水库而言，由于水库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到1982年水库已淤积泥沙595亿m3，占库容的262％。泥沙淤积侵占了部分兴利库容与防洪库容，从而使水库的防洪标准已由建库初期的千年一遇下降到370年一遇。此外，泥沙淤积将造成回水末端向上延伸，使河段中水流流速减少和抬高河床，从而淹没上游的城镇、村庄、交通线乃至大片农田，增强防洪的困难。此外，因河流水位的抬高，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导致新的土壤盐渍化，给水库上游的农业生产带来危害。另一方面，由于水库下泄，使下游河道受到水力冲刷，河床发生崩坍展宽和切深，危及下游农业设施的基础稳定和安全。众所周知，我国北方许多河流夹带泥沙量之多居于世界前列，故在其干支流上兴建的各类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而普遍。如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水库，1958~1966年仅7年多时间内，库内泥沙淤积量竟占总库量的444％。其上游的盐锅峡水库，蓄水以后不到4年时间，其库容损失达到70％以上。据陕西省1973年统计，全省库容在100万m2以上的192座水库，总库容为15亿m3，而已经淤废47亿m3，占总库容的316％。内蒙古自治区调查了4座100万m3以上的水库，总库容为269亿m3，泥沙淤积损失0844亿m3，占总库容的的314％。
水库坍岸是水库中一种比较普遍发生的自然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水库的泥沙淤积，对其使用年限有着明显的影响，而且它还直接威胁到库周的工农业和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安全。一般来看，兴建于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地区的水库，所发生的坍岸相当剧烈地改变着库岸的面貌。以黄河三门峡水库为例，该库坍岸主要发生在潼关以东的上游库区，自1960年9月至1961年，累计坍岸量为177亿m3，实际坍岸线长度达201km。就一次坍塌宽度而言，一般为3~5m，最大为60m，但随着水库运用时间的增长，累计坍塌宽度则很可观，其中有个别地方已接近1.000m。这样强烈的坍岸，已使得库区的沿岸耕地大量损失并造成了人畜伤亡，由于坍岸的土体坠入水库，又增加了水库的泥沙淤积量，侵占了水库的有效库容。
水库还有一个诱发地震的问题。据有关资料，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建成的水库在其蓄水后发生了不同震级的诱发地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大型水库的蓄水运用，一系列强烈破坏性的水库诱发地震相继出现。就我国已建成的水库来看，即有广东的新丰江水库，湖北的丹江口和前进水库，湖南的南冲与黄石水库等发生过地震。
依据目前一些实测资料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天然湖泊和兴建水库以后，水域对湖(库)区局部气候显然有一定影响。兴修水库，控制江河，筑堤建闸，改造湖泊，必然会迅速地改变这些水域的自然面貌。对于种类繁多，习性各异的鱼类来说，某些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适应与不适应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应，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鱼类资源的兴衰、消长。
人跟水争地为利，水必跟人争地为殃
1998年宜昌洪峰量同历年相比不是很大，然而洞庭湖、洪湖、鄱阳湖附近河段两岸的洪水水位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超过幅度达055m至125m，沙市洪峰水位最高达3522m，导致长江中下游沿江出现罕见的严重洪水灾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江两岸湖泊分蓄洪水能力的大幅度降低。据初步资料，1998年和1954年相比，上游的洪峰流量和洪水量跟1954年接近；中游洪峰流量(以最集中的30天洪水量相比较)，1998年汉口以上总来水量较1954年少300多亿m3；下游洪水量少500多亿m3，洪水量没有1954年大，但该年长江干流水位普遍高于1954年的最关键因素是分蓄洪量比1954年大量减少。洪湖等北岸湖泊群与长江已经隔离，长江与洞庭湖、鄱阳湖的通道由于淤积等原因，过水断面大为缩小，因而分流能力大幅度降低。
由于恶劣的气候现象高频率出现以及人为因素的不良后果，长江两岸的洪涝灾害日趋严重。天，不会随人意而行，自然，按自己的规律运行。如果没有得力的措施，灾情随着岁月的推移，未来将会更加严重。痛定思痛，人们还将在长江两岸重建家园，还要发展经济，我们就不能不思考两个问题：这次长江洪灾除自然因素以外，人在这场灾难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后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发、利用长江？
关于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我们必须承认，人在这场灾难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江原本是清澈的、温顺的。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为50％，水的含沙量极小。为了生存，居住在长江上游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伐木取材，使长江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减至8％(四川盆地近4％)，失去植被保护的地面被强烈侵蚀，每一场暴雨都造成洪水、滑坡和塌方。据有关单位调查，目前，长江流域总共有4.000多条危害程度较大的泥石流，从江源到河口有1.203处滑坡，遍布全流域。三峡库区以上，水土年总侵蚀量为15亿多t，入江泥沙每年为4.000万t，涉及重庆、涪陵、万县等地区的滑坡近300处，滑移体积2655亿m3，崩塌129处，库岸直接入江的泥石流有13条，未直接入江的危害性泥石流20条。长江水实际上早已是“一碗水，半碗泥”，与黄河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在中游，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泥沙每年约12亿m3，洞庭湖上游支流进入洞庭湖的泥沙约180万t。两者相加，每年淤积在洞庭湖的泥沙达3.000万t，可想而知，这几十年，洞庭湖湖底被填高了多少。1998年的长江，洪水来临之后，几乎全线的江水都漫出了原有的堤坝，需要在堤上加堤方可阻挡洪水。湖北的荆江段堤坝平均已高达13m，最高处是18m，成为险中之险。长江洪水人为抬高，这是无法否认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98年长江的洪水何以长时间居高不下！长江中下游何以连年洪涝成灾，何以年年都要抗洪抢险！
1998年9月8日，中国林科院，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多功能厅分别举行了各自的研讨会，进行反思。本该蓄水的植被，如今变成荒原，下泻的洪水已不仅仅是水，而是泥沙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痛定思痛，他说：“40年来，我们在植被建设有过重大失误。我们不该开发地处长江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侧的川西滇西北的原始森林。这片森林面积巨大，生长繁茂，本该为国土的长治久安、江河的稳定驯服提供有力的保障，却从50年代起遭到了破坏的厄运。老林被连片砍伐，林下植被和土壤也经受创伤，水保蓄不住了，土也护持不住了，崩塌、泥石流等灾害接踵而来。其次，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进一步扩大和加剧了天然林区的破坏，这既涉及到西南林区，也涉及到大兴安岭林区。当初，作为国家重大建设行动，从全国各地调集人马，集中开发江河上中游天然林区，在今天看来，简直是疯狂行动。江河上游的植被破坏引起水土流失，除了森林采伐以外最严重的就是盲目开垦。相当一段时间内，过多的人口进入或留在生态脆弱的山区、林区，他们为了生存而乱砍、滥垦，破坏植被。为了收获一点点粮食，许多上游山区的居民连很陡的坡也开了，号称‘挂壁田’，看到那种场景，那就对万里黄汤直泻入海，长江变成了黄河的说法不足为怪了。”沈国舫说：“恩格斯早在上一世纪就发出了毁灭森林会引起恶果的严重警告了，地球上资源有限的惊呼声已传播了几十年，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在盲目行动，不断失误，造成了今天中国式植被。近些年来，我们用在工程治水上的投资远远超过生态治水，如果从水利工程中拿出一点资金来用于植树，可以长出很多树。但是植树不能很快见效。最后一点就是构筑滞洪区，现在大批滞洪区变成了粮田甚至城镇，洪水无处发泄，只好淹房毁地。综上所述，治水的四件法宝都出现问题，又怨得了谁呢？只好自作自受了”。
此外，水利建设赶不上生态破坏，防洪标准相对下降，洪灾损失加剧。由于江湖萎缩，蓄水容积锐减，迫使同样水情下的洪水位普遍升高，导致原有堤垸防洪标准降低，防洪能力下降，洪水威胁加剧，防洪战线延长，影响范围扩大。如洞庭湖区大堤现状与1949年相比，一般加高了25～35m，津市澧县地区加高40m以上，但洪水水位也一般抬升了15～25m，津澧地区抬升逾30m。目前，长江荆江段已成“悬河”，洞庭湖也成“悬湖”。堤高水涨，虽然经过了40余年的水利建设，堤防保证率仍然较低。再加上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日趋严重。
据《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6日报道，1949年以来的46年中，洞庭湖区有36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平均4年中3年有灾。洪涝灾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灾害发生频率明显提高。50~70年代平均每5年一次大水灾；80年代平均3~4年一次大水灾；90年代，除1990年、1992年以外，平均3年中有两次大水灾。二是灾害损失越来越大。1952年，南洞庭湖溃垸84个，淹死2.100余人；1954年特大洪水，洞庭湖区溃垸356个，淹死、病死达3万多人；1980年水灾直接损失27亿元；1991年水灾损失达28亿元；1994年湘江流域水灾损失85亿元；1995年资水、沅水发生大洪水，水灾损失200亿元；1996年的大洪水，湖南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80多亿元；1996年8月的洞庭湖洪水，就造成溃垸145个，洪灾面积约204万亩，涝灾面积超过260万亩，1021万人因受灾而被迫转移到堤防上，直接经济损失超500亿元。1998年洪灾中，长江水系损失据悉已达2.000亿元之巨，还卷走了2.000余人的生命，冲毁497万间房屋。这还不包括800万军民两个月日夜奋战和数以十亿计的抗洪物资消耗。
众所周知，长江沿岸经济发达，其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一级轴线，与海岸线构成“T”字形空间结构，支撑着中国经济的1/3天下。长江流域居住着全国1/3的人口，工业总量占全国的40％，农业总值占全国的35％。沪、宁、汉、渝4个特大城市和中下游的一批中小城市，有16万个企业，是中国经济最强大的驱动轴。为此，说长江的治理事关炎黄子孙的安危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