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起初，我没想见他。他只是我妻子杜莉的姑夫，如此而已。那时候，我正在京郊的山村里采访。有一个剧组在这里拍戏，拍的是一个女人养驴致富的故事。我采访的演员名叫王珊（化名，真名不便透露），曾是模特大赛的亚军，T形台上妖娆的女郎。如今，她在剧中扮演的是地道的村姑，一个养驴专业户。
我和王嫌坐在一只碌碡上面，碌碡的两侧各有一个铁环，剧中的那头毛驴就拴在那里。王珊问我，不就是拴个毛驴嘛，何必打磨得这么光滑呢？她显然不知道，它本来是打麦用的。王珊又说，剧本里说了，这头母驴要生骡子了，这不是胡扯吗？毛驴怎么能生出骡子呢？可导演却说，编剧怎么写，你就怎么说。她摇了摇头，暗示导演不负责任。按说，我应该告诉她，母驴确实可以生出骒子，但我没有。我还鼓励她去和导演打赌，她说已经赌过了，生骡子她就请他吃熊掌，生毛驴他就请她吃熊攀。至于为什么要吃熊掌，她的解释是，她正在系统阅渎孔子的《论语》，孔子说，鱼和熊攀不可兼得，舍鱼而吃（取）熊掌者也。这话是孔子说的吗？我当即表示，愿意当他们的证人，吃饭的时候一定通知我。
她还主动向我提起了关于她的一桩绯闻：有人传说她正和一位台商谈婚论嫁，是一位在上海浦东做房地产生意的台商。“人家有妻有女，家庭美满，你说我可能插一杠子吗？”她笑着问我。
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个台商，那家伙热衷于慈善事业，曾将井冈山革命老区的10位孤儿接到上海的花园别墅里，并公开招聘养母。我当然慊得她的意思，她无非是要把这个“绯闻”捅到报纸上去，然后她才出来辟谣，搞不好，她还会和我打一场官司。这套把戏我见多了。当然，如果她和台商事先约好要演这么一出双簧，并且愿意出点血，也就是提前付给我一笔费用，我也乐于从命。“过两天，我往上海跑一趟，问问情况？”我试探了一下。
杜莉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姑父要来了，”杜莉上来就说，“他好像有事找你。”然后，她就要我赶回市区，明天早上去车站接人。我说：“姑父，哪个姑父啊”杜莉急了，说：“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瘸子嘛。”
她一说“瘸子”，我终于想起来了。她姑父是一位护林员，在中俄边境的东方林场（化名）上班。春节的时候，我曾听杜莉的家人议论过，说他在值勤的时候遇到了狗熊，被咬成了瘸子。他们也没有见过他瘸后的样子，是听杜莉的姑姑在电话里说的。我问杜莉：“是来治腿的吧？几十岁的人了，瘸就瘸吧，有什么好治的？我这两天正忙着呢。”我不能算撒谎，只要王珊和我达成协议，我打算明天就飞往上海，当然来回机票钱王珊得提前支付。杜莉急了：“你别忘恩负义，我们结婚的时候，人家送了厚礼的。”她说的倒也是实情，我记得他当时寄来了五千块钱。六年前，那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合上手机，我以为王珊还会和我谈起台商的，可她却谈起了她的狗。她说她的狗名叫龙哥，因为它是一条吉娃娃狗，很像小恐龙，祖籍是墨西哥。它叫龙哥也好，叫龙爷也好，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说，我家里有点事，得问去一趟。我以为王珊会派她的司机送我的，可她没有。当然，她对此作了一番解释，说她的司机中午喝多了。我坐公共汽车到香山，又从香山坐出租车到苹果园换乘地铁，出了地铁，我在路边拦出租车的时候，王瑭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又谈到了吉娃娃狗，问我想不想要一个。“是不是你的狗要下仔了？”我说。她笑了，笑声非常娇嫩，就像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说：“龙哥听了要生气的，人家可是一个男子汉。”男子汉？不就是条公狗。她接下来的那句话，才透露出了她打电话的目的。她说：“不瞒你说，我的龙哥就是那位台商送给我的。那位台商养了十来条吉娃娃，觉得照顾不过来，想送给最好的朋友。”旱说啊？早说我就不问来了，直接从摄制组赶赴机场了。
那天我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女儿贝贝已经睡了，杜莉正歪在沙发上打电话。她是向她父亲通报，说她姑父明天大驾光临。岳父大概问了一句，姑姑是不是一同前来，如果是，他就赶来北京，和她见上一面。杜莉说：“没听说姑姑要来，姑父好像是来办什么急事的。”再后来，听杜莉说话的口气，电话那头换成了她的哥哥。她哥哥对这位姑父很有意见，一说起他来语带讥讽。前年夏天，他到中俄边境去了一趟，当时就住在他姑父家里。他想将俄罗斯姑娘带到内地，把她们出租给歌厅，做歌厅小姐。当姑父的认为他这是犯浑，通知公安上的朋友，把那些姑娘又送了回去。杜莉的哥哥后来说，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硬是给他搅黄了。这会儿，我听见杜莉对她哥哥说：“好了，他毕竟是姑父，什么活雷锋不活雷锋的，你就不要说风凉话了。”
放下电话，杜莉说：“我哥说了，在中俄边境，方圆五百里，没有人不知道姑父的。因为他敢和狗熊一起玩。他的外号就叫人熊。”我说：“什么人熊不人熊的。和狗熊那么亲近，怎么会被狗熊咬伤呢？”杜莉说：“你看你，小区会所的张师傅，退伍前专门养军犬的，前段时间还不是被狗咬瘸了？”
我问杜莉急着召我回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杜莉说：“没有，真的没有。不就是姑父要来了吗，他提出要见你的。我给他说了，你明天会去车站接他的。”大概看我有些情绪，杜莉解释说，她是担心他带的东西太多，大包小包的，随脚又不方便，才这么说的。“要么，我去接他？”她说。她说的也有道理。他每年都要往家里寄一些山珍，比如松子、蘑菇、木耳，有一次，还寄来了一包风干的狍子肉。现在他亲自来了，大包小包肯定是少不了的。
姑父乘坐的是从哈尔滨到北京的火车，早上六点到站。但杜莉叫醒我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十分了。她也睡过头了。对轺父的到来，她似乎也并没有太在意。我漱了漱口，赶紧打的去车站。我本来应该带上牌子，写上他的名字的，但时间来不及了。我安慰自己，应该能把他认出来的，瘸子嘛。快到车站的时候，因为道路拥挤，耽误了十来分钟。到了车站，我一路小跑，直奔地下一层的出站口。看了看表，差二十分钟就七点了。我算了一下吋间，下车，钻地道，再到出站，应该费去半个小时，再加上他是个瘸子，腿脚不方便，又要多浪费十来分钟，也就是说，他这会儿应该还没有出站。
我就站在出站口等了起来。考虑到他也可能提前出来，我的眼睛也不时扫向已经出来但仍然滞留在附近的人群，留意他们当中有没有瘸子。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在地了。她很机灵，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不然，不被踩死也要被踩成瘸子的。但出来之后，她就傻掉了，反复地甩动双手，好像触电了一般。这时候，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瘸子，他就从女孩的身边走过。用“如获至宝”来形容我的感受，应该比较准确，但我随即又失望了，因为他只有三十来岁。当我拉住他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笑了一下，似乎原谅了我的唐突。但他扭过脸，就来了-句。“神经病！”他说，然后快速走掉了。后来，又出来了两批人。我倒是又看到了两个瘸子，一个是女的，个子很高，就像穿天杨，一身运动装，胳肢窝里夹着一束鲜花，显然是受伤的运动员；另一个是光头，佩戴着闪亮的军章，颈后堆积着层层肉浪，刚出站就被两个妙龄女子搀扶走了。
空腹等候，又加上空气污浊，我的胃有点不舒服了，干呕。我就在旁边的快餐店里坐了下来，要了-只茶鸡蛋，一碗稀粥。和我在同一张桌子就餐的，还有两个人，那个女的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她向另外一个正在喝粥的人说，她可以向毛主席保证，宾傅绝对干净，交通绝对方便，价格绝对公道，服务绝对一流。她原来是为宾馆拉客的。她说的宾馆位于门头沟，比王珊拍戏的地方还要远，光迸城就得两二三个小时。那位客人低声问：“有俄罗斯小姐按摩吗？”
女人于是又向毛主席保证，说不光有俄罗斯的，还有朝鲜的。那人又问：“有没有古巴的？”女人说：“古巴的和俄罗斯的，长的东西还不都一样嘛。”客人给服务生交了款，回头说了-句：“怎么会一样呢？文化嘛，一个南美，一个东欧。”熄了灯也不一样的说完，夹起皮包走了。那个女人恼了，对着人家的背影喊了一声：“流氓！”她的愤怒是真实的，因为她的脸都变形了，而且喘着粗气。
本来都在默默吃饭的人，这会儿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包括那个女人。她转眼间就失去了愤怒。哄笑声结束以后，我刚把半只鸡蛋寒进嘴巴，外边又爆发出一阵哄笑。我看见警察在轰赶一个乞丐。时令又是初夏，但那个乞丐却穿着军大衣，棉絮从大衣的破洞里透出来，黑的，而且团结成球，像霜后的棉桃，也像长在身外的树瘤。他还挥舞着一只蛇皮袋，哗哗直响。他有点瘸，但不是很瘸，一脚高一脚低，如此而已。每当警察威胁地举起警棍，他就做投降动作，不过他的投降有些特别，并非双手举起，而是双手悬垂，像直立起来的狗，或者说像直立的狗熊。他的络腮胡子，他裹在身上的露出棉絮的黑污的军大衣，使他的模仿更加逼真。我注意到，连替察大人也被他搞得忍俊不禁。与其说他是一个乞丐，不如说他是一个疯子。当他跳到快餐店门前的时候，服务员拿起了扫帚，时刻准备着应付他的人侵。
他显然也是一名乘客，因为我听见了警察们的议论，议论这样的人怎么会混上火车。一名警察用警棍扫了一下他的腿，将他扫倒在地，然后用警棍顶着他的胸脯，问他是从哪里上的火车。他的回答倒是口齿清晰：“东方奠斯科厂”所有的人都笑了。警察用警棍戳了一下他的额头，问：“好好说，说完就放你走。”他坐到那只箱子上，揉着膝盖，说：“东方小巴黎。”一会儿是莫斯科，一会儿又是巴黎，把警察弄得很不耐烦，警察朝着他的膝盖踢了一脚：“滚！”
我打了一个激灵。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只有哈尔滨号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况且他又是个瘸子？莫非他就是--？这个疑问一旦产生，很多事情好像都能挂上边了。比如，他是个男性，年龄也是五十开外。我想，叫他一声人熊，如果他答应的话，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我要接的人了。但我不愿这样叫，我担心他是真的。我可不想把一个疯子领到家中。偏这个时候，一个男孩子走了过来，七八岁的样子，打着领带，小大人似的一手抱着玩具手枪，一手抱着玩具汽车。那男孩用手枪指着他，对大人说：“洪七公，洪七公。”孩子显然把他当成了金庸故事中的丐帮帮主洪七公。大人连拉带扯，把那孩子弄走了。但是，他却不干了，追着孩子喊：“我不是洪七公，我是人熊。”
他又摆出了一个狗熊站立的姿势，叹手悬垂在胸前。活见鬼了！我放下碗筷，赶紧向电梯口逃去了，
直到坐上地铁，我还在纳闷：杜莉刚和他通过电话，难道就没有感觉到他的不正常？她的敏感跑哪去了？平时，我只要和哪个女人稍有那么一点意思，她就说，她的“第六感觉”告诉她，我正在蠢蠹欲动。可这么大的事，她竟然没有感觉？不该有感觉的时候她有，该有的时候她却没有，唉，什么人嘛。
我也设想过，那个疯子接下来会有怎样的遭遇。那双悬垂在胸前的手，虽然滑稽，但它给人的印象又是多么无助。他会从此流落街头吗？会被收容所收留吗？如果他不是我的亲戚，如果我在陌生的街头遇到这样一个人，我想我会走上前去，在他面前丢下几枚钢镚儿，并对哄笑的人群嗤之以鼻。他为什么偏偏是我的亲戚呢？我对此有点恼火。
随着地铁车厢的晃动，恼火，还有不安，交织在一起，使我的感觉很不舒服。我必须摆脱这恼火和不安，使自己舒服起来。最好的摆脱办法，就是把这个责任转移到别人身上。是啊，杜莉是应该对此负责的，如果她能够提前感觉到他的反常，她完全可以拒绝他的到来；还有杜莉的姑姑，她应该告诉我们，他已经疯了；此外，还有杜莉的父亲，你难道不知道他疯了？不知道，那就说明你对妹妹一家不够关心，知道但却没有告诉我们，那就说明你对我们不够关心……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所能做的只是默默祈祷，祈祷他能被警察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我对警察向来没有好感，但我现在却在心里称他们为“警察同志”。至于“警察同志”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最好别让我知道。
回到家，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早餐：四只鸡蛋，几片面包。杜莉不在家，她送她到幼儿园去了。她留下的纸条上说，牛奶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她问她姑父好，说自己马上回来。我寻思着怎么把车站的一幕告诉她。我相信，她会尊重我的决定。我们都很忙，还要带孩子，我很快还要出差，弄一个疯子在家里，受罪的不还是她吗？
我给屋里的花木浇了浇水，剪了剪文竹的枯枝。我又点上一支烟的时候，杜莉回来了。杜莉一进门就说：“两个烟鬼！”她-边换上拖鞋，一边道歉：“姑父，真小好意思，我本来也该去车站接您的。”当她发现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她笑着问我：“姑父是不是洗澡去了？”她还顺便数落了一下我父亲：“上次你爸爸来，脏得跟猴似的，让他洗个澡，哎哟哟，那就跟剥他的皮似的。”瞧瞧，这哪像大学老师说的话。
“你笑什么？”她问。她大概以为身上粘了什么东西，就低头察看自己的裙子，又通过镜子检查自己的后背，然后说：“笑什么笑？莫名其妙！”我先叹了一口气，然后f：前抱住了她的肩膀。她躲了一下，说：“别让姑父看见广”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开口了。我说：“他看不见的，没有人能看见的。这屋里没有别人。”她没有听慷我的意思，有些发愣，“姑父没有回来。”我说。“没见到？走岔了？”她的表情随即由疑问变成了责怪，“火车站屁大一块地方，怎么能走岔呢？”我顺着她说了一句：“是啊，怎么能走岔呢？”她急了：“你就不能好好找一找？厕所，楼梯，汽车站，地铁站，快餐店。”
我只好告诉她，我见到了一个人，好像是他，又好像不是他。“他穿着军大衣--”我说。“开什么玩笑，军大衣？还戴着皮帽子吧？”她拎起裙摆，曲腿褪掉丝袜，在我面前抖动了一下。我说：“他好像是个疯子--”话没说完，又被妯打断了：“疯子？谁是疯子？谎话都编不圆的。”她把袜子甩到了我身上。
我说：“他在地上打滚，还说自己来自莫斯科，巴黎，就差说自己来自月亮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喊了起来：“月亮？越编越离谱了。是你疯了吧？”我承认，我此时不由自主地说了谎，或者说有些添油加醋。比如，他说的是“东方莫斯科”，而不是“莫斯科”；是“东方小巴黎”，而不是“巴黎”。他也没有在地上打滚，他只是做出了狗熊的动作。但这个责任，好像不应该由我来负，这是话赶话，赶到了这一步的。我没想到，杜莉突然失控了，她的眼睛有片刻的失神，接着她就爆发了。她是北京XX学院的舞蹈教师，平时最注意形体动作了，可这会儿，她却佝偻着身体，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脑门，拍得那么响，好像那不是她的脑门，而是我的屁股。但她的语气却是柔弱的，接近于呻吟：“哦，我知道了，你是马上去上海？是要和那个女妖精一起去吧？是不是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没买？那就是机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