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良才
敦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在敦煌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它的先民是谁？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为了什么而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光辉灿烂的遗产？为此，首先必须了解敦煌的地理及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北纬40。10，东经94。40。敦煌自古以来夹在西域、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间，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和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一大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路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丝路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逾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
敦煌是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宋代新开海外贸易之前，它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结中原和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之一。
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欧亚大动脉”，为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处于国际商道的重要地位并发挥着枢纽作用，曾把太平洋文化和印度洋文化甚至地中海文化联为一体，开发、集散首当其冲。而敦煌则成为丝路贸易繁忙的补给站和中转站。
公元前14到13世纪，新疆与内地之间，就有了稳定的交通路线，可以西通西域，东达中原。在战国时期，新疆玉石，经常运往内地。先秦文献中对玉的记载很多，《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至于汉代张骞“凿空”通西域之前丝绸进入西域地区的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还有大量实物证实。
《山海经》中多次提到昆仑、流沙及三危山等。如“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昆仑即西域南山，今之昆仑山；流沙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皆为途经敦煌到达之地。尽管古籍中对这些记载较为简单，并杂有不少神话，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古代新疆地区与内地之间早有交通往来，而敦煌则是必经之路。古代，这里是一个沙漠绿洲区，水草丰茂，有众多诸如三苗、火烧沟人、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徙居这里，从而使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通过敦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季羡林教授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在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区的建筑、石窟艺术中，到处可以看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如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莫高窟壁画上画着的玻璃器皿，有的表现出萨珊的艺术风格；在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等。从许多方面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四种文化的交会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历代学者们众说纷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m的译音，而都货罗即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也有人认为敦煌可能是古代吐火罗人的简译，说是吐火罗人徉《山海经》中被译为“敦薨”。也有学者据“祁连”是匈奴语中“天”的译音，判断与“祁连”相提并用的“敦煌”也应该是少数民族语等等。
“敦煌”一名的最早来源尚难确定。东汉应劭曾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亦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尽管应劭或李吉甫的解释可能异于敦煌的原义，但这一解释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东汉人和唐代人就是这样理解“敦煌”一词的。在敦煌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理解就是“大也”、“盛也”，也就是开拓、兴旺、发达。确切地说，就是“开放性”和“兼容性”。“敦，大也”即指其开放性；“煌，盛也”即指其兼容性。我们应该重视“敦煌”一词的这些基本含义。
敦煌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朝通西域的道路，出河西走廊后，沿沙漠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一带，西达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经车师前(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直抵安息、大秦。南北两道的起点均在敦煌。在这条遥远的通道上，中国的商品不断运往西方，而其中以丝绸最为有名，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所以，后来欧洲历史学家就把这条联系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古路曾经联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在这条古道上也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敦煌正是因此而将古代四大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骞“凿空”后，中国使者西去和西域商人东来，中国的许多珍贵产品流向西域，而西域的许多珍贵产品也源源不断输入我国，丰富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敦煌就是这一通道上旋转了几千年的中轴枢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敦煌的历史兴衰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夏代时，敦煌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据文献记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从此，匈奴单于驻在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原文误排为“公元前1年”。——编者注），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西匈奴，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又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的门户，敦煌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汉书西域传》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敦煌郡的建立及防务的强化，是我国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敦煌既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外通世界各国的窗口，又是内联中原的枢纽，古丝路三道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为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之一。中原王朝向西进发，西部少数民族东进关陇，华夏文化由此地转向西方，西方文明也通过这里转入内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也是出塞、入关的必经之地。在东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上起着促进、保护、维护、开发、畅通的重要作用。
西域文化科技(包括西域的音乐、乐器、乐舞及舞蹈艺术)的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哲学、艺术的传人，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同时，中国的丝织品也大规模地向西方输出，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到了西方，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东汉永初元年(107年），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六年(119年），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望门在敦煌逐渐扎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A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以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20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望门的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静。
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这种繁荣一直保持到西晋。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加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等一批名儒。他们或着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显其能。20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出土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了。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和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这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已传入了敦煌。
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在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他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着名的译经大师。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安定。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中原文化的西迁和五凉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在继承汉晋传统的基础上，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大放异彩，呈现出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外来的士人着书立说、设馆授徒提供便利。如李翯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祁嘉、刘晒、索敞、张湛、宋繇、阴兴等一大批着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有许多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着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朝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除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大大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据藏经洞出土的写卷记载，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就有20人。至北凉时，这里巳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也出现了单道开、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修习禅定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而禅僧多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去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禅僧乐傅在距离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傅师窟侧建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朝时期的敦煌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朝代。北魏控制敦煌后，在此设镇，仍把它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正光五年(524年），敦煌镇改为瓜州，以宗室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元荣任刺史历北魏、西魏两代。北周时期敦煌是宇文王朝的西部重镇，武帝灭佛虽曾波及瓜州，但并未影响敦煌佛教的发展。
北朝时期，敦煌的佛荦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剌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敦煌开窟造像，莫髙窟在北魏和西魏时期可考的洞窟有18个之多，多数是人字披前顶、中心塔柱窟和部分覆斗顶形窟。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元荣还广写佛经，以做功德。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巳经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