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雍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降汉，河西走廊自此为汉所有。汉朝于其地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又在敦煌郡境内设置玉门关和阳关，即所谓“列四郡、据两关”是已。
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云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本郡所领龙勒县下又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关于敦煌郡建置的年代问题，与本文所要讨论的玉门关址的问题不无牵连，所以有先行澄清的必要。《地理志》谓此郡始置于“武帝后元年”，“后元”为武帝最后之年号，凡两年，志文仅记年号，不记第几年，显有脱文。历来说者皆假定此为后元元年(前88年）。但《汉书武帝纪》却于元鼎六年(前111年)下载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比志文所记早出23年。对于这一年代上的矛盾，前人早有着作从事讨论，大多从《地理志》而不从《武帝纪》。惟向觉明先生在其《两关杂考》一文中列举《史记匈奴列传》记元封六年(前105年)事已有敦煌郡，又《汉书刘屈嫠传》记征和二年(前91年)事亦有敦煌郡，皆在后元元年以前，从而证明敦煌建郡之年代当从《武帝纪》作元鼎六年。我现在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其一，《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前104年)载秋八月……蝗从东方飞至敦煌。”此文虽未直接点出“郡”字，但实指敦煌郡无疑。如当时尚未置敦煌郡，则其地仍属酒泉郡，此文当作“蝗从东方飞至酒泉其二，《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初二年(前103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不利，还至敦煌。此敦煌亦指敦煌郡而言，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讨论，兹不赘述。以上两条，可以补证敦煌郡之建2当在太初元年八月以前，而决不会晚至后元元年。
至于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属龙勒县境，龙勒县在唐为寿昌县，其地在敦煌郡治西南。玉门关在县北，即当敦煌郡治之西北。故《地理志》所谓“正西关外”云云，即指玉门关外而言。凡此，历来均无异说。近代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始提出新的意见。他认为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址曾有变动，太初二年(前103年)以前的关址设在敦煌郡以东，太初以后才移至敦煌郡之西北。其唯一之根据为《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李广利伐大宛还师的一段记载，现摘引该段原文如下：
(贰师将军）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
“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
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这是太初二年的事。沙畹以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既然被阻在玉门关以外，而仍“留敦煌”，可见此时的玉门关当在敦煌以东，从而推想《地理志》所载在敦煌以西之玉门关应系太初以后所移置者。沙畹此说得到王国维的赞同，在我国史学界影响颇广。其后，夏鼐先生首先对此说表示怀疑，他认为汉代玉门关只有一处，并无移置之事。同时，向觉明先生在其《两关杂考》一文中又提出“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质疑”。向氏详细考订了河西四郡和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玉门关的建置年代以及玉门关址所在，肯定西汉时期只有一个玉门关，其址即在敦煌西北，而无所谓敦煌以东之玉门关。他的论证十分中肯，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沙畹、王国维的错误推断。
然而，向氏对《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一段话仍感到有加以疏通的必要。于是他又提出另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宛列传》中所说的“遮玉门”之“玉门”并非指玉门关，而是指酒泉郡所领之玉门县。玉门关虽在敦煌以西，玉门县却在敦煌以东，若把“遮玉门”理解为“遮玉门县”，则贰师将军“留敦煌”一句就不会使人感到在方位J：发生矛盾了。但是，《汉书李广利传》对这段事实几乎完全因袭《史记大宛列传》的原文，惟在“遮玉门”之下加了一个“关”字。显然，班固对《史记》此句之“玉门”是理解为“玉门关”而非“玉门县”的。向氏因谓《汉书》于玉门下增一关字，恐有未谛。”
雍按：向氏此说虽巧于弥合，但实际上却难以成立。所谓“使使遮玉门”之“遮”乃指封闭、阻挡而言，这个动词只可施之于“关”，不能施之于“县”。因为“关”乃扼交通要道之门户，为行旅所必经，所以天子派使者命令把守关门的军官将关门封闭，李广利的大军便不能通过，这就是所谓“遮”。如将此处之玉门理解为“玉门县”，则县的境域很宽，何从”遮”起？纵令县城有门可“遮”，李广利的军队也可以从郊区穿过，用不着进县城，“遮”县城又有何用再则，从敦煌至酒泉之间，县城不少，玉门县并非咽喉要道，何以不“遮”之于他处而必“遮”之于此地？由此可见，《史记大宛列传》之“遮玉门”仍当理解为遮玉门关，而不能理解为遮玉门县。《汉书》在此句增一“关”字是正确的。
又按《汉书地理志》酒泉郡玉门县下颜注引阚碉云广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可见，玉门县是罢玉门关屯以后才设立的。据《汉书西域传》，自从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降匈奴以后，武帝才“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由是不复出军”。罢玉门关屯至早是在此以后。由此可见，当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师之时，玉门关屯未罢，玉门县也就还未设立，然则，《史记》所谓“遮玉门”之“玉门”不能理解为玉门县，尤可见已。
既然“遮玉门”之“玉门”只能指敦煌以西之玉门关，则对李广利被阻于玉门关外而仍“留敦煌”当如何解释？其实，这并不存在疑难。“留敦煌”者指留在敦煌郡而言，敦煌郡境相当大，玉门关并非敦煌郡的西界，玉门关外仍属敦煌郡境。李广利的本意是“愿且罢兵”，罢兵则当还至长安。现在既被“遮”于玉门关外，只好就在玉门关以西的敦煌境内屯驻，故谓“留敦煌”。这在文义上本无矛盾。所以令人感到矛盾者，关键在于大多数学者都误以为玉门关即敦煌郡之西界，出了玉门关就不属敦煌郡了。沙畹、王国维正是由于抱有这种误解，才提出两个玉门关之说；向觉明先生也是由于抱有这种误解，才提出遮玉门县之说。这种误解即在历史地理学界亦复存在。例如，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就把汉代敦煌郡的西面郡界画在玉门关一线上。
我认为汉代的敦煌郡要远远包括玉门关以西一大片地方。其证据有二：
(一)《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注明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蒲昌海即今罗布泊，白龙堆沙即罗布泊东北岸的盐碱滩地。这两处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东距玉门关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根据《地理志》的通例，凡某郡下注有某山、某水之类，这些山水必然属于或部分属于该郡辖区之内，否则此注便无意义。如果汉代敦煌郡的西境仅止于玉门关，西去白龙堆沙、蒲昌海尚远，何得将此二处注于郡下而称之为“有”？由此可证，汉代敦煌郡的西境应当到达今天罗布泊的东岸。当然，并不一定要包括全部罗布泊在内，只要滨临此泊，便可谓“有当时楼兰(鄯善）国在罗布泊西岸，它与敦煌郡接壤之处即当在罗布泊而不在玉门关。
(二)汉代河西四郡之地本属匈奴所有，其东部属休屠王，西部属浑邪王。《史记大宛列传》云：“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盐泽即蒲昌海之异名，亦即今罗布泊。这一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匈奴浑邪王杀了休屠王以后，将两王原来的属地统统奉送给汉朝。这片属地东起金城，西至盐泽，也就是从今天的兰州附近往西一直延展到罗布泊一带。汉朝接收这块地面，先后分置四郡，其西面之敦煌郡自然也要西至盐泽。如果认为敦煌郡西境仅止于玉门关，那么，从玉门关至盐泽这一段地面原属匈奴浑邪王，而归汉以后不属敦煌郡，岂不成了无所归属的弃地了吗？《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这段地方划归楼兰(鄯善)国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当浑邪王降汉以后，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大加强，楼兰小国早巳臣服于汉，决不敢擅自夺取这段地方。因此，从这段地方的历史渊源来看，必然归属敦煌郡。这与《地理志》的记载完全吻合。
除了上面两条证据以夕卜，《史记大宛列传》本文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前所引，该传在叙述武帝使使遮玉门之前，先已点明李广利的部队“还至敦煌”。显然，当时李广利还没有到达玉门关，但却已进入敦煌郡境。由此也可以看出敦煌郡是应当包括玉门关以西之地的。倘若玉门关外即不属敦煌郡，则此文不应称“还至敦煌”而应改为“未至敦煌”了。
古代关城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扼守交通的要隘，以便盘査行旅、征收商税以及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等，并不表示行政区域的分界。固然，有些关城恰好可以作为分界的标志，但也有许多关城并非如此。例如，汉代的萧关与玉门关性质相似，也是为了防御匈奴而设的；萧关就位于安定郡境之内，并不标志着安定郡的北界。同样，玉门关也不标志敦煌郡的西界。
说者或疑：玉门关以西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是否能容李广利的部队在此屯驻？按：玉门关以西，今天的自然景观固然十分荒凉，水草稀少，很难驻军；但在西汉时期，情况却比今天要好一些。今天的疏勒河未至敦煌县境即已枯竭，而在汉代，这条河流的水量远远较近代丰富。当时，疏勒河可以供运粮之用，一直能把军粮运到玉门关以东不远的河仓城（即今大方盘城)。该河还继续西流，流出玉门关外，远至今新疆境内。可以想见，西汉时期，玉门关外必然还有相当面积的水草地。李广利所率领的残部不过数千人，在这里暂时屯驻并非不可能。
综上所述，西汉初置敦煌郡时，其西境当达到罗布泊东岸，玉门关外仍属敦煌郡境；因此，《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无论从文理上言或从地理上言都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也用不着为此提出种种质疑或新的解释。
至于汉代玉门关的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一般学者均认为即今敦煌县西北70公里左右之小方盘城。这个意见最早是英人斯坦因(A.Stein)提出的，因为他在这座古城侧旁的土阜中所采集的汉简上记载了“玉门都尉”。此外，唐人地理书志(包括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人写本)对汉代玉门关位置和大小的记载，也与今小方盘城约略相当。因此，以小方盘城为汉玉门关遗址，迄今还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各种地图上也就照这样标志了。
1978年5月，我与甘肃省博物馆吴扔骧同志到小方盘城进行过考察。我们感到，该城是否确系汉代的玉门关，尚有疑问。一是因为该城位于一个四周平坦的戈壁滩上，与汉代长城(今尚存)保持一段距离，既不与长城相连接，也不扼交通的要冲，似与关城的位置要求不符。二是因为该城是一个面积很小的正方形城堡，从形制大小来看均与汉代关城不符。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在金塔县发掘了汉代肩水都尉所辖之金关遗址，获得了有关汉代西北关城的相当详细明确的资料。玉门关远较金关重要，不应在形制大小方面反而不如金关。因此，我们怀疑，小方盘城可能是玉门都尉所驻之城堡，而并非玉门关城本身。我们根据实地情况推测，汉代玉门关城似应更求之于小方盘城以西。至于唐人所描写之汉玉门关城，则可能指小方盘城而言。因为玉门关在唐代以前巳东迁至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所经过之玉门关即是此处。所以到了唐代，汉玉门关亦只剩下遗址，很可能当时关城巳毁，故唐人误以玉门都尉所驻之城为关城。总之，唐人的记载巳经是对古迹的考证，并非绝对可靠。如要确定汉代玉门关址，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本文对此也不敢妄加臆断，不过提出一点怀疑的线索而已。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4-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