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芳
秦汉时期，匈奴是北方的劲敌。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汉初的楚汉相争中，逐鹿中原，削平群雄，很快就君临天下而成为一代开国之主。但一同匈奴接触，就蒙受了“白登之围”的耻辱，险些做了俘虏。自此后，高后、孝惠及文、景二帝无不甘言厚币以赂匈奴，以求得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汉武帝时，经过70年休养生息的汉王朝，彻底摆脱了汉初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达到了足以同匈奴贵族一决雌雄的地步。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取得了“漠南大战”的胜利。数年后，又派年轻将领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连续三出河西，迫使驻牧于河西的匈奴休屠王自杀，浑邪王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惶，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段记载，基本描述了汉武帝出兵匈奴，并在河西设郡立县，移民实边，修筑亭障烽燧并驻兵戍守，通过开拓河西并进而经营西域的全过程。所谓“据两关”，即指阳关和玉门关。
河西地区地处中西交通的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关系到西北边疆的安宁，而且还是经营和开拓西域以西广大地区的桥头阵地。汉朝及其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与中亚、西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与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汉武帝要“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维护和巩固河西就成了首要的战略任务。而为了维护和巩固河西，汉王朝不仅建立了一套如同内地一样的郡县民政系统，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内地的屯兵候望系统和与之相适应的边塞防御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烽火报警制度。由于史籍记载的阙略，上世纪以前，对汉代在河西地区的边塞防御体系，人们还知之甚少。随着上世纪初及30年代、70年代、90年代大批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人们不仅可以凭吊至今还屹立在河西走廊断续相连、蜿若长龙的汉代边塞和亭障烽燧，而且通过汉简提供的信息，还能了解其每一座烽燧和每一段塞垣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沧桑。
一、边塞烽链遗址
汉代的边塞防御一般由郡都尉负责。河西四郡在西汉设置都尉的情况依次是：敦煌郡有阳关都尉、玉门都尉(分别治阳关和玉门关)、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酒、泉郡有西部都尉(治乾齐西部障)、北部都尉(治会水偃前障)、东部都尉(治会水东部障）；张掖郡有张掖都尉(治日勒泽索谷）、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后详）；武威郡亦有两都尉(一治熊水障，一治休屠城)。从出土的汉简和遗留的障塞遗址看，汉代的敦煌、酒泉两郡的边塞沿疏勒河流域，东西相距500公里左右；张掖肩水、居延两都尉的边塞沿额济纳河，南北250公里左右，而张掖南部的边塞资料和武威郡的情况尚付阙如，下面分别作以介绍：
1.敦煌郡边塞遗址：
19061908年和19131915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曾将疏勒河流域西起榆树泉盆地东至北大河和黑河(即古之弱水和呼蚕水)交汇处，亦即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北部边塞的烽燧进行了考察，并编号159个，还在不少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简。斯坦因的报告《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详细记载了上述烽燧遗址和出土汉简的情况。斯坦因书中使用罗马数字编号，使习惯了阿拉伯数字记数的人阅读起来多所不便，因此林梅村、李均明编写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所附《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分布图》用阿拉伯数字编了流水号，阅读和叙述始觉方便。
玉门都尉驻守敦煌郡龙勒县北境，治玉门关(今小方盘城），下设大煎都、玉门两候官。其统辖区域西起榆树泉盆地吐火洛泉西南的大煎都候官广昌燧(图中12号燧，斯编号TCd，以下仅标燧号），东止中部都尉平望候官朱爵燧(32号燧，斯编号T19)。据新出土的玉门候官掾属编制简推测，玉门都尉还应领有玉门关、阳关之间的部分烽燧。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31座，（图1~31号燧），城障和仓储遗址各1座。显明燧（14，斯编号T8)以西属大煎都候官，显明燧及以东属玉门候官。
玉门候官，根据所出汉简，可以确定的候长有显明候长、诛虏候长、临泽候长、玉门候长、虎猛候长、大福候长、西塞候长、将候候长、将候长；所属亭燧有显明燧、临泽燧、广明燧、诛虏燧、威严炉、千秋燧、临要燧、候官燧、广汉燧、却适燧、当谷燧、止寇燧、远望燧、玉门燧、虎猛燧、宜秋炉、勇敢燧、察适燧、富贵燧、受降燧、仓亭燧、止奸燧、推贤燧、者偷燧等。上述推定，虽与汉简本身的记载，如“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隧长二十九人，候令史三人”(敦806)，“0八里，亭燧廿七，戍署ZI”(敦916)等不尽相同，但不同时期的记载，有变化才是正常的。
大煎都候官，治凌胡燧。所属烽燧，分布于榆树泉盆地东侧的戈壁边缘或风蚀台地上，共计现存烽燧遗址15座。其中据王国维考证，12号燧名“广昌燧”，11号燧名“厌胡燧”，10号燧名“凌胡炉”，9号燧名“步昌炉”，8号燧名“广武炉”，6号燧名“富昌燧”。综合马圈湾出土的汉简可知，大煎都候官所辖烽燧有广昌燧、厌胡燧、大煎都燧、凌胡燧、步昌燧、益昌燧、广武燧、富昌燧、获虏燧、序地燧、美水燧、服胡燧、破胡燧、莫当燧等。以上共计候长6人，士吏3人，候史2人，亭燧14座。
阳关都尉驻守敦煌郡龙勒县南境，治阳关。其统辖区域大致在今南湖至敦煌县城之间。这一带现存烽燧十余座，各相距2.5公里。有的土墼间以芦苇砌筑，如墩墩山烽燧；有的夯土版筑，间以芦苇层，如北工墩。从这些烽燧的形制和构筑特点判断，大都属于汉代。解放前，有人在古董滩采获汉简十余枚，其一写有“阳嘉二年五月二日敦煌长史行”等字。这些简很可能就出在这一带的烽燧遗址中。阳关在唐代已见残毁。一般认为，阳关应在南湖西面的“古董滩”上，其确切位置仍有待今后的发掘。
中部都尉驻守敦煌郡敦煌县北境，下设平望、破胡、吞胡、步广、万岁5个候官，治步广候贝什托格拉克官。其统辖区域西起平望候官朱爵燧(32)，东与宜禾都尉宜禾候官临介燧(70，斯编号131)相接。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有34座，城障1座。它们分布于大方盘城至酥油土北、哈拉湖南岸、哈拉湖东南至党河，越党河至西沙窝西北。
宜禾都尉驻守敦煌郡北边塞东段，横跨汉代效谷、广至、冥安等县，下设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5个侯官，治昆仑障。其统辖区域西起宜禾候官临介燧，东止酒泉郡西部都尉。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38座。它们分布于西沙窝东北至瓜州故城西，安西以西至双塔堡，布隆吉北至疏勒河转弯处(69107，斯编号T31T41m)。上世纪90年代，在汉宜禾都尉的管辖范围内，发现汉简2万余枚，比过去发现的敦煌汉简无论就数量还是内涵，都要丰富得多。
2.酒泉郡边塞遗址
据《汉书地理志》和居延汉简所述，酒泉郡所辖边塞在冥水与会水之间，横跨汉代乾齐、玉门、禄福和会水4县(今玉门镇、赤金堡、酒泉和金塔等地)。
酒泉郡下设3个都尉。《汉书地理志》记载，乾齐县有“西部都尉治西部障”；会水县有“北部都尉治偃前障”，有“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它们的大致位置当在酒泉太守府(今酒泉县)西部、北部和东部三段塞上。斯坦因自疏勒河经拢海到北大河畔，考察了这一带的边塞遗址，但所获汉简甚少，未能提供多少能说明这里防御组织的材料。丨西部都尉驻守酒泉郡乾齐县北境，治西部障。其统辖区域西起三道沟东北疏勒河转弯处，东至花海西北。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26座，城障1座，它们分布于玉门镇北、赤金堡(汉玉门县)北、营盘堡西北的北石河沿岸。东与汉酒泉郡北部都尉辖北部塞接界，西至安西县东部的三道沟镇东北疏勒河转弯处，与汉敦煌郡宜禾都尉辖广汉塞接界。据今人考察，“西部塞烽燧、城障今存30座左右。最东的烽燧为独尖墩，位于黄土湾村东略偏北12km，残高5m。北石河南岸的头墩至四墩间共有烽燧12座，沿塞墙东西方向延伸。在五墩附近越过北石河后，汉烽燧亦沿该河北岸没置。五墩西至疏勒河转弯处，即玉门、安西交界的三道沟镇东北，存汉燧15座、城障1座。大部分烽燧位于塞墙南侧，西面少数几座位于塞墙之北。其中13座烽燧组成一条东西向的烽线，两座烽燧不在烽线上。多数烽燧经过修补，即将烽台扩大并加修一重围墙。烽与烽相隔1.55km不等。城障位于十二墩西的T42d烽南9.1m处，类似敦煌小方盘城，平面呈矩形，夯土版筑，障内面积17.7mx14m，残高5.5m，障墙上建有土墼砌筑的垛墙，南开门，此障为西部塞迄今所发现的唯一城障，其大小与敦煌小方盘城(汉玉门都尉治所)类似，或即汉酒泉郡西部都尉所驻的西部障”。
北部都尉驻守汉代会水县北境西段边塞，治偃前障。约东起于金塔县北境臭水墩，西至玉门市花海东、疙瘩井北。《魏志张恭传》记载了这段塞墙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恭又连兵寻继华后，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吏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文中所说“酒泉北塞”，应该包括酒泉之北、北部都尉所辖区域内的边塞。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仅调查了花海东疙瘩井北一段塞墙，对这段塞墙以东地区，则派他的印度助手拉姆辛前往调查，但拉姆辛不幸陷人沙丘，匆忙中将这一地区边塞遗址的记录全部遗失。据他回忆，这一带至少还有3.6公里长的一段塞墙。今人李并成先生考察得知，北部塞范围内今存汉燧10余座，自东向西有：石梯子墩、正薛墩、五连北部墩、二十里小墩、营盘大墩，又有旧寺墩、木头井北部墩、石银子坊城障。其中7座烽燧、城障为斯坦因漏查。此外还有当年斯坦因所记录的5座烽燧。其中一座斯编号T44c炉（附图137号燧），1977年出土木简、削衣93枚，有“岁帝遗诏”(212字)和《仓颉篇》。从所出“檄到禽寇日失叫卒会郭以”(77JHS：3)等简可知，该钽即汉之禽寇燧。另外吞银子坊城障，位于西坝乡西移村正北6km的戈壁上，南北25m，东西31m，基宽3.6m，残高4.7m，夯土夹红柳、石块筑成，南开门。该障位处北部塞中部，又是此段塞垣沿线唯一城障，当即北部都尉所治的偃前障东部都尉驻守汉代会水县北境东段，治东部障，其统辖区域西接北部都尉北边塞，东连张掖郡肩水都尉肩水候官塞。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考察并编号的烽燧共有20座，其中4座出土了汉简。1930年，贝格曼又重新踏察了北大河下游4座烽燧，在两座烽燧中发现了汉简及一件带字木褐。他还考察了北大河与甘州河交汇处西5公里处一座古城遗址，编号A39。上述烽燧均分布于北大河北岸，组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烽燧线。
3.张掖郡北部边塞遗址
1930年，前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的范围内发现大批汉简。根据瑞方团员贝格曼的田野记录，瑞典学者索马斯特勒姆(B.Sommarstrem)于19561958年出版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上、下册），报告中对北起宗间阿玛南到毛目（今鼎新)250公里和由博罗松治到布肯托尼60公里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详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北大河北岸A41、A42、A43等烽台的编号和记录，正好与斯坦因所编46g.46h.46i等烽台相衔接。本文叙述额济纳河流域的障塞烽燧，仍用贝格曼等人的原编号进行转述。遗址编号前冠以A或P的，表示为汉代遗址，冠以K的，表示为汉以后遗址，T是烽台，F是小堡，H是房子。
(1)殄北塞是居延都尉所辖地区北部的烽燧群，地处额济纳河下游，在索果淖尔之南，故居延泽之西，呈弧形布局，由1个障和5个烽火台(人1，入10，人11，反681，128，129)组成。亭障之间距离较远，最北的A1和最东北的T29，相距达27里。根据出土的简文可以看出，属于殄北候官的烽燧至少有10处。因此，这6个遗址实际上是殄北候官烽燧群的一部分。
(2)居延区域位于殄北塞以南，甲渠塞以东，故居延泽以西，卅井塞以北的范围之内。当时，部分屯田区、居延属国、居延县城以及遮虏障和居延候官，都在这一区城之内。这一区域内的亭、障分布情况分4部分叙述：
伊肯河东岸的北部K688，K749，K789，K778，F30，A12，A13，A15呈直线形排列，与甲渠塞北部相平行。8处之间的距离不等，多则6公里，少则2公里，障、燧相杂，属居延候官所辖范围。
居延城即K710，位于弱水下游干涸河床的西岸，是一正方形城，城墙高1.7米，墙基厚4米，全部版筑而成。
伊肯河东岸的南部由5个烽火台和1障组成，F82为一障，5个烽台分别为T85，T88，A16，T105，T106d黑城在城东南面有小堡1处，房子1处，烽火台2座(416，人17：18，199)。
(3)甲渠塞A29，T3~21，从登达河与阿波因河交汇处(13)到布都布鲁克西南(T21)，约40公里长，介于纳林河东岸与伊肯河西岸之间砾石地上，有26个烽台和一个障(A8破城子），较整齐而密集地排列着，烽台之间相距约为1300米。在此线上有一半还保存塞墙遗迹，现呈很矮的凸起的两道砾石堆起的塞墙基址，宽为3米。
(4)卅井塞1)911，11117141，入1922，从伊肯河东岸的布肯托尼（犯2)到故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P9)，有一条从河东砂碛中伸展出的东北向塞墙，约60公里长，共有32座烽台，烽台之间相距约为2000米。东段从博罗松治至牟斯山（T135)，约40公里，在北纬40°31之北，成一弧形线，其间如T126尚存塞墙残迹。西段自牟斯山西南斜行至布肯托尼，约20公里，在北纬40。41之南，保存较好的塞墙。另有两组烽台，或亦属之此塞：一是卅井官西北，T112~116和P8，6烽台列成一线；二是布都布鲁克东，T110111，二烽台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