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
从清康熙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敦煌市及古敦煌郡境(包括今安西、肃北、阿克塞县及玉门镇)不少地点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及其他洞窟，汉唐城障、烽燧、佛塔及墓葬遗址中，多次发现古代写本、印本、纸本、绢本文书或朱墨书题记、题壁文字，又在其邻近的罗布泊、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一些原属敦煌而被携往各该地区的古代纸绢文书，所有这些属于敦煌的古代文书，本文统称为“敦煌遗书”，总数约5万卷之多。其中，批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被视为“敦煌文献的代表”者，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品。
千年古窟偶现暗室
河西走廊西端，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有一处古代佛教艺术石窟群，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莫髙窟。莫高窟分南北二区，在长约1700余米的西崖上，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以来，当地官民僧尼陆续开凿洞窟、塑像画壁，至今犹存洞窟700多个，层叠布列，密如蜂房。其中保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492个，除有5个塑绘洞窟散布在北区，其余都在南区。
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一处石窟群。从东晋十六国到元代的千余年间，这里又是河西地区及古敦煌郡(后为瓜、沙二州)最着名的佛教圣地，朝拜、进香、访学、游览者络绎不绝。元代以后，逐渐凋敝。明清时代，这里只有少数喇嘛居住，在南区南、中段少数几个大窟中供奉香火、接待香客。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原在肃州巡防营当兵、后为道士的王圆禄(湖北麻城人)来到这里，在南区北段落脚栖身。南区北端有一座被流沙遮堵的塑绘大窟即今编第16号窟，王圆禄雇人清理打扫，稍加整饬，辟为香堂，接待礼拜进香者。这所大窟的甬道，原被流沙堆积封堵，流沙清除之后，甬道北壁出现裂缝。王道士雇来的“识字人”杨师爷，在这座洞窟甬道北壁前摆上桌椅，坐在这里为王道士接待香客、收受布施，空闲时抄写经书供人购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夏季某日，杨师爷抽罢旱烟，将经过沤制加工、用来引火的芨芨杆随手插置于北壁墙缝，不料墙缝甚深，略加端详，发现墙缝裂甍走向呈拱门状。杨师爷猜想应是被封堵的门洞，当有暗室，或许内藏金银财宝。他把自己的发现和猜想告知主人王圆禄，于是二人合谋破壁擭宝。当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夜深人定之后，王、杨二人悄悄地破壁挖洞，果现暗室。二人满怀奢望地进入暗室，掌灯一看，不免大失所望。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除了一堆破旧经卷、幡幛之外，不过少许破锣残鼓一类的故坏法器。王圆禄看重的仅是有价的财宝，对无价的文化瑰宝反而不以为宝。莫高窟藏经洞内的那些看上去陈旧破烂的写本、印本，恰恰是另一类他懵然无识的无价之宝。经过一番翻査，确无财宝，王圆禄才捡出一批书法可观的写经带出洞外，又连夜重新封堵了洞门。王圆禄及杨师爷都缺乏文化素养，皆不过初通文字，只能读读《西游记》之类的小说、唱本，谈不上什么文化识见。面对藏经洞内堆摞起来的并非金银珠宝的古旧文献，反觉怅然若失。王圆禄从中拿出的一批写经，并非出于珍爱，只是觉得书法不错，可以用来巴结官吏士绅。之后，他陆续将这些经卷送给敦煌县太爷及有关官吏、缙绅，还给他的老上司肃州兵备道廷《送去两木箱。这些官吏士绅又转手送人，如此递相馈赠，连远在兰州、西安及乌鲁木齐的达官贵人也有得到敦煌新出写经的。由此，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藏经的消息不胫而走，连外国人也得到消息，引发攫取欲望，招来一起又一起的外国盗宝者。最着名的有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SirAurelStein)，法国汉学家伯希和（M.PaulPelliot)，俄国印度学家奥登堡（Oldenburg)，日本人梧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他们利用多种手段，非法拿走敦煌经卷及社会文书达30000余卷，酿成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宗重大损失这座暗室由于保存着大批珍贵的古代文献，于是被称为“敦煌藏经洞”，即今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窟内原藏的经籍及其他文物，经过外国盗宝者多次搂取、王圆禄的监守自盗以及本地官绅的索取之后，所余8000多卷由清政府学部调入京师图书馆(今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此外，私人窃取藏匿者，陆续流散四方，全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不少个人收藏者都有所保存。如今藏经洞内除保留着原有的壁画、嵌壁唐碑及晚唐敦煌名僧洪辩坐姿彩塑之外，原来封藏的文献、纸绢帛画及破故法器等已全部他移。由于此室曾为人类保存了大批文化典籍及其他文物而杨名垂世，成为莫高窟数百洞窟中最负盛名的洞窟，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现在，经过整修，常年向游人开放，供国内外学者、游览者凭吊、巡礼、参观、考察。
绚烂瑰奇无与伦比
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古代文书，加上古敦煌郡境内其他地点发现的古代文书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原属敦煌的文书，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纳人敦煌遗书范畴之内，统统属于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的抄写、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历经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西夏，下至元代，延绵涵盖1000余年，先后有19个王朝留下雪泥鸿爪。
敦煌遗书的文字品种，除大量的汉文写本外，更有数量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怯卢文、粟特文、西夏文本及一定数量的突厥文、龟兹焉耆文、波罗谜文、蒙古文、希伯来文本。上述十多种古民族文字遗书，为各自古民族留下了久已失传的珍贵资料，X中汉文文献中有关诸民族历史、文化记载中的缺佚、疏漏、错讹、悬疑，亦颇有填空补缺、正讹释疑之功。其价值意义，可以想见。
敦煌遗书的版本，除大量的纸质手抄本之外，又有一些晚唐、五代、北宋及元代刻印本，还见有拓印本、木椠墨书本、绢帛朱墨书本、题壁朱墨书本、西魏及唐代剌绣本。甚至发现了他处不见、敦煌独传的五代剌纸透墨本及其底版。上述种种，为我国古书版本增添了一大批新资料。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除有大量横展式卷轴装之外，又有蝴蝶装、旋风装、经摺装、册页装、梵箧装、下垂挂轴装及零张单页。古代各种装帧形式，应有尽有，为我国最为丰富的装帧史料宝库。
敦煌遗书的版式(书写形式），以竖写左移式为最多，又有竖写右移，甚至还有横写右移一如今日通用的横排式者。关于汉字横写右移版式，当代学者以为本是近代由西方传入者，殊不知我国中唐时期敦煌已经出现，且留有实物可证。敦煌遗书除上述版式之外，还偶见大小字递间式、朱墨书、金银书递行互间式、组图式(见有怫塔式、尊像式、十字式、方角外旋式）、垂帘挂幛式、拆字离合式。版式之多之奇，亦为别处少见。敦煌遗书中价值最大的是古代汉文与古民族文字的经、史、子、集及社会文书。其内容，广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苯教及民间信仰等)、社会、民俗、民族、农业、水利、医药卫生（医经、医论、脉学、诊断、药学、针灸、方剂、妇科、儿科、伤科、方剂、保健、养生以及民间验方、祝由医方等)、畜牧、兽医、哲学、逻辑、数学、计量、经学、诸子、语言、文学、音韵、文字、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纺织、冶铸、建筑、石油、货币、会计、籍帐、差科、雇佣、借贷、租佃、买卖、交通、通讯、碑记、墓铭、地志、名册、婚姻、过继、争讼、结契、印刷、装帧、社交、旅游、占卜、相术、榜示、转帖、书仪、函状、摩拓、印章、签名、花押以及王朝律、令、格、式，地方法规，均田文书，公私档案，学郎读本，学童作业，塾师判批，妇女书迹，时人绘画，名家作品，当地诗文等等，难以尽举。其中更有不少失传的古佚文书，门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有。价值之大，无与伦比。绚烂瑰奇，多有闻所未闻者，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敦煌遗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献宝库，被誉为我国“古代学术的海洋”。敦煌遗书也因此得以同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意义重大震撼学林
敦煌遗书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给国内外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成果累累，日渐拓展。敦煌遗书的价值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揭示。概括言之，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敦煌遗书的出土，打开了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的视窗。以往，人们虽知敦摸是自古名城，然而对这座历史名城丰厚的文化底蕴却不甚了解。敦煌遗书出土后，人们才发现在远离中原的西鄙一角、在“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中还有这么一块汉文化延绵发达的沃土。在这片沃土上，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文化”。敦煌文化为我国古代文化保存并展示出一个极为难得的、立体展现的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让人大开眼界，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古代敦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遗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展开了敦煌文化延绵千载、绚丽多彩的画卷，而且使人触摸到我国中古时代社会脉搏的卜卜跳动，实在让人出乎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