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亮
在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保存着一种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即敦煌文化。敦煌文学正是这种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和载体。因此，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敦煌文学也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1900年出土的大约5万卷敦煌遗书、敦煌地区诸石窟所保存的碑石和题记之类文字以及中原地区所藏有关敦煌地区历史的古代文献中，有为数甚多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从所使用的文体来看，显然就是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从所使用的文体来看，属于一般所说的文章，但却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色彩，因而也应当当成文学作品看待。所谓敦煌文学，指的就是所有这g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那些产生于唐五代宋初并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
敦煌文学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在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不久，敦煌地区就已有文学作品流传。除了可以知道诸如《诗经》等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因被作为教学用书而流行外，在敦煌汉简中，就可以看到被汉简研究者题名为《风雨诗》这样的诗歌以及对有名的韩朋故事的记载，另外还有《致建中公、夫人书》、《元致子方书》等似乎也有一点文学色彩的书信。不过，从两汉到西晋的几百年中，敦煌地区流传的文学作品，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来看，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还没有敦煌地区仓II作出来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的什么作品。因而，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还未正式开始。
敦煌文学的历史，正式开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的敦煌地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士很多。如同敦煌学界都知道的，敦煌地区本土人士或曾在敦煌地区仕宦的人士，许多人都写过文学作品。特别是西凉政权的创建者李嵩，不仅据史料记载主持过几次文学创作活动并执笔创作过不少诗赋文类作品，而且还有诸如《述志赋》等一些作品流传至今。另外，在敦煌遗书中也保存有当时敦煌地区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散746《（譬喻经）题记愿文》之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相当可观，而且明显地具有敦煌地区的本土个性。这些文学作品既运用中原传统文学的文体，表现出与中原传统文学紧密的联系，又以敦煌地区本土社会生活为内容，表现出敦煌地区本土文学的本土特点。尤其是李嵩的作品，在这方面可称典型。上述《述志赋》所述之志，就是作为汉人的李嵩力图以敦煌地区为根据地，和东晋王朝一起统一河西、规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是具有敦煌地区本土特点之志。正由于此，笔者才认为应当把敦煌文学历史的开端定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敦煌文学正式产生之后，在北朝至隋时期，开始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历程。不过，在这总共170多年的时期中，可能同北朝初期还不能从战乱造成的创伤中恢复以及敦煌。
地区文士被迫大量东迁、后期敦煌地区又多有事故的总体形势有关，敦煌文学发展还相当缓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怎么多，今所能见者主要的是一些僧人和善男信女所写的愿文。只是唐王朝建立之后，敦煌文学才加快了自身的发展进程。
唐前期的敦煌地区，与中原腹地连为一体，联系十分密切；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敦煌地区与西域以及岭西地区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敦煌地区自然会有地区以外文学作品的传入。来自中广腹地的文学作品尤其多。除《诗经》、《左传》、《史记》、《庄子》、《文选》等中原传统文学典籍被广泛传抄使用外，李峤、高适、李白等人的作品以及《启颜录》、《还冤记》和P.2005等卷的《歌谣》等也广被接纳。中原腹地的一些宗教文学作品，在当时的敦惶地区也广泛流行。佛教文学作品如多达300多首的王梵志诗中的很大部分、S，5791贞观五年(631年)《化度寺故禅师舍利塔铭》(拓本)等，道教文学作品如P.2004等卷《老子化胡经》及其《玄歌》38首、P.3866李翔《涉道诗》28首等，在唐前期的敦煌地区，其总数既不为少，其中有的作品写本还比较多。这种情况表明，在当时的敦煌地区，中原腹地的宗教文学作品是广泛地参与了广大居民的宗教文学生活的。
然而，最能说明敦煌文学在唐前期发展步伐之加快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时敦煌地区本身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在当时的敦煌地区，无论是文士或普通社会，也无论是僧道或世俗人士，均有文学创作活动并有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留存至今。有名的《圣历碑》和《大历碑》、P.2555卷上的数十首落蕃者诗和《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P.2347沙州女官唐真戒所写发愿文、莫高窟第152窟东壁门上方僧明照所写《发愿功德赞文》、P.3128《感皇恩》二首、P3M1《五更转》和《十二时》、S.6208《十二月小曲》等等，均应出自这个时期。不仅如此，而且这些作品一般还都写得相当好。连当时年仅17岁的女官唐真戒所写的发愿文，也都值得一读。当然，这篇发愿文不大像是出自一位年仅17岁的姑娘之手，很有可能是他人代笔写成的。但代写者恐怕也不是多么高级的知识分子，而很有可能是一位多少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道士或女官按照道教发愿文之某一定式变通而成的。因而，这篇发愿文倒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一般人士的文学水准。而从其行文来看，应当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一般人士的文学水准如此，至如《圣历碑》、《大历碑》以及P.2555卷的几十首落蕃者诗尤其是其中的《白云歌》等，其文学水准较此宴高得多，从中更可以看出唐前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确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此外，唐前期的敦煌文学，还有两个新的发展。其一是道教文学的兴盛。在进入唐代以前，道教题材至少在两晋之交就已进入敦煌地区的墓室和石窟壁画之中了。然而，道教文学作品今所能见者很少。S.2255大业八年(612年)王俦写《老子变化经》可以视为一篇文学作品，但虽已在敦煌地区流传，却又并非敦煌地区人士所写；三危山下十六国墓葬中发现的道教“地上生人口青鸟子诏令，死者佛女自受其殃……”云云的文字，虽不能说绝无文学色彩，文学色彩却毕竟不怎么突出。在那几百年中，除过世俗作品如李悬的《述志赋》等外，其余基本上都是佛教文学作品。而进入唐前期以后，情况大变，道教文学作品出现了许多。其二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中原腹地王梵志的通俗诗以及《启颜录》、《还冤记》等通俗的古代所谓小说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等体式的俚曲小调式作品在敦煌地区已有创作和传抄。而这一点，也是在入唐以前的敦煌地区未曾出现的，至少从现在所见的资料来说是如此。总之，敦煌文学自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正式形成以后，经过北朝至隋的缓慢发展，到唐前期终于迈出了较大的前进步伐。敦煌文学大繁荣的时期就要到来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期在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之后，敦煌地区陷于吐蕃之手。此后吐蕃对敦煌地区近70年的统治，使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和主导的敦煌文化的总体格局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和破坏，也给敦煌文学的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作者寥寥，作品很少。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敦煌文学一无可取、一无是处。特别是由于吐蕃统治者请求唐朝政府派俗讲僧到河西地区向汉族聚居地讲经，所以中原腹地已很流行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也就随之传入敦煌地区，对后来敦煌文学中此类文学作品的大量创作和流行实有开先河之功。只是，总的说来，唐前期巳经加快了发展步伐的敦煌文学，在这个时期发展遭到挫折，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跌入了低谷。
前后持续达180多年之久的归义军时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作品最多、作者最多、成就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的时期，因而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最为辉煌和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敦煌文学研究界一般都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归义军前期、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其中，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分别指曹氏归义军前期和曹氏归义军后期，而归义军前期则指张氏归义军时期。
在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从吐蕃统治时期的低谷中迅速恢复重振，一方面是如饥似渴地引进中原腹地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敦煌地区本土和旅居敦煌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吏、僧人以至各行各业百姓纷纷从事文学创作。在引进中原腹地文学作品方面，P.2491等卷《燕子赋》(甲）、S.1441等卷的《云谣集》、P.2700等卷的《秦妇吟》以及诸如白居易等名家的诗文既广被传抄，吐蕃时期已被从中原腹地带入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以及中原腹地的其它传统文学形式又广被釆用。在本土文学创作方面，则出现了《敦煌廿咏》（S.6167等)、《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P.3128)、《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白雀歌》(P.2594等)、《龙泉神剑歌》(P.3633)等优秀讲唱类和诗歌类作品以及《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等优秀散文作品。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如慧菀、张延锷、瓜瑭彦、杜太初、悟真、张球、张永、张文彻等。其中，悟真为敦煌名僧，曾参与张议潮逐蕃归唐之举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咸通三年(862年）由沙州都僧录升河西副僧统，咸通十年(869年)又升为都僧统，其文学作品很多，据考有邈真赞14篇、碑铭文2篇、《上河西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并序》(歌词巳佚，仅存其序）、《四兽恩义颂》1首(P.2187)、《唐和尚百岁书》(S.0930)、五七言诗12首、功德文2篇等；张球为归义军张氏时期着名文士，郡望清河而可能出生于越州山阴县，大约成年以后来到北方并辗转到达敦煌，其所写文学作品今存16种，另外S.6167等卷的《敦煌廿咏》和P.2488等卷的《贰师泉赋》有可能也出自其手；张永自称“三楚渔人”，亦系由外地流入敦煌地区者，今存其所写《进诗状》(S.0811)和《白雀歌》(P.2594背P.2864背)二作，数量很少，但《白雀歌》一篇已足以使其在敦煌文学的历史上千古流芳；张文彻曾任敦煌西汉金山国头厅大宰相，其文学作品今所知者有着名的《龙泉神剑歌KP.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3633背)以及《金山国诸杂斋文范》11篇(P，3405)、《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P.3633)、《敦煌社人平诎子一十人创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KP.2991)等。作家和作品之多，在吐蕃统治时期及之前都是不曾有过的。
敦煌归义军史上的中期即曹氏归义军前期，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曹义金接掌敦煌地区军政大权起，到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曹氏第三代、曹氏归义军第六位节度使曹延禄去世时止，前后几达90年。这是归义军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相比，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一是原已在敦煌地区传抄的中原传统文学典籍和自十六国敦煌文学正式形成以来的中原文学作品仍在大量传抄，原来未见传抄过的不少文学作品也被传写，写本之多实非前一阶段所能及。二是敦煌地区继续涌现出一批作家，其中留下姓名及生平情况的就有翟奉达、灵俊、龙训、保宣、杨继恩、孔明亮、张盈润、杨洞芊、马文斌、道真、李幸思等等，从当时的大量作品现在不知其作者谁何可知佚名作者更多；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学郎从事儿童诗的传抄和创作。他们当中，翟奉达是当时敦煌地区有名的历日编制专家，其所写文学作品今所能见者有诗5首、《画新样文殊功德记并颂》1首(莫髙窟第220窟甬道北壁)、《检家谱》1篇(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小龛外西侧），与其子翟善口分别写的佛经题记愿文十篇(P.2055等卷)，所传抄的作品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和《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记》(P.2094)；灵俊系僧人，曾任沙州释门都法律、福田判官，曹义金时升都僧政加紫绶，其所创作且今仍可见的文学作品有启状文2篇、碑铭传赞文11篇、七言口号诗1首；保宣也是僧人，曾任沙州释门都法律，其作品虽留存不多，而所作《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变》(P.3051)是敦煌变文作品中惟一留有作者大名的作品；道真同样是僧人且系敦煌地区名僧，曾任沙州释门僧政、都僧录，生平对沙州诸寺院佛教典籍的置备集藏有重要贡献，所聚集的典籍是敦煌遗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文学之作敦焊遗书中保存下来的有书启文2篇、修功德序1篇、题壁记1篇、诗6首，末题“界道真本记”的P.2193《目连缘起》则当是其进行讲唱活动时所用的底本。
作家(留名作家和佚名作家)之多以及作家直接创作和讲唱变文、因缘之类且留下姓名，也是前一阶段所不能及的。三是作品体式多样，尤以通俗文学形式为盛。敦煌文学的雅、俗体式，均大备于这个阶段。其中，通俗体式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传抄的繁盛程度更是前所未有。本来，在张氏归义军时期，早已有之的通俗体式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曹氏归义军前期正承袭了这一新出现的传统，在通俗化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完成了敦煌文学的通俗化进程。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所谓俗文学之作，基本上都是创作或传抄于这个时期的。四是群众性文学活动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民俗节庆活动如道教斋醮活动、佛教佛事活动以及世俗社会的丧葬仪式、婚娶生育、友朋往来、房舍兴建、洞窟营造、除夕驱傩等等当中，都往往伴随着文学创作和作品演唱之类活动。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讲经、说因缘、转变等形式的说唱故事活动，成了当时敦煌地区极受僧俗普通社会欢迎的一种文学活动；前述道真、保宣以及S.6551写于西州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的那位作者，就是这些说唱故事活动中留下姓名或略可考知的说唱家。当时通俗体式的文学创作和作品传抄之盛，也正是和从吐蕃统治时期已经传人的这种故事讲唱活动之盛紧相联系的；这种盛况使人们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敦煌地区乃是盛唐时期的长安讲唱讲经文、变文、因缘等盛况的异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