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
我读《少年天子》稍晚。它之引起我的研究兴趣，首先不在通常意义上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如何之好，而在于它所表现出的一种自由：想象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移情于历史的自由，把僵硬的史料意象化、心灵化、审美化的自由，一句话，作者主体重构能力的自由。当然，不言而喻，这种自由贯彻着并体现着唯物史观的精神，既非毫无制约的谵妄之想，也非悖谬历史规律的凭空臆造。但我要着重指出的，是它提供了小说家在多大幅度上重构自己艺术世界的可能性的一次较成功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没有尽头的，现实绵延得多么长，它就会翻新得多么久。
把《少年天子》比作一部结构复杂的交响乐，那始而如疾风豪雨终而如水落深潭的主调，就是福临的奇特的悲剧命运。而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则是从属于福临的完整悲剧的，它有如清扬凄楚的《广寒怨》，回荡在阴沉威严的皇城上空，使福临的社会政治悲剧更加人生化，深刻化了，并将这悲剧提升到精神悲剧的高度。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福临与乌云珠的奇恋，《少年天子》的政治文化主题将会多么窄泛，同样我们也难以设想，没有福临政治生活的悲剧，他和乌云珠的爱情还会像现在这样激荡人心。所以，我们只能在政治生活与爱情生活的交凝中来思考和评价福临的悲剧。
福临只活了二十三岁，他所走过的，是一条从积极治世、追步唐宗明祖到消极遁世、勘破红尘的路，从雄心勃勃、英明有为到心灵破碎、悲观厌世的路，从崇尚儒术治天下到退而信奉佛陀超度自身的路。前后悬差如此之大，犹如从高峰跌入深谷，实属罕见。史称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出家，其实“云空未必空”，不过是庄重地做戏罢了；而福临倒是真正由色即空，寒彻肺腑，准备撒手而去了。对于作者来说，要令人信服地描绘出福临大跨度、大起落的命运轨迹，没有深刻的洞察和高超的艺术手腕，是难以完成的。
因为，难度在于：为什么正值十七世纪中叶清政权处于上升趋势之际，福临作为一个怀抱壮志，躁切锐进的帝王，会由踌躇满志一变而为精神颓唐的绝望者、虚妄者？为什么这个位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在常人看来事事如愿以偿，意志绝对“自由”的天子，至死也没有谁真正动摇他的皇座，他却会采取出家的决绝举动，没入悲凉的精神结局？在别人坚决的、用近乎残酷的方法的制止下，他才没有彻底出家，但也有野史说他出家了，不知所终。作者采取了更为可信的前一种说法。但不管怎样，他与遁入空门的佛徒在精神上已密契无间。在小说前半部，福临还自豪地宣称，他要“为后辈子孙踏出一条路来”，没承想到头来落得自己无路可走，郁郁而终，多么令人费解。福临的命运是个历史之谜，它给艺术家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作者揭示这个历史之谜的过程，也就是展现小说的艺术世界的过程，它的笔触势必要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广阔领域。也许有人会说，导致福临悲剧的，不就是保守势力的反对，心爱的宠妃的早逝，爱子的夭亡吗？这固然也说得通，但决不是深刻的回答。福临的悲剧不是、也不应该是几件具体变故的直接结果，它是一个比具体事件远为深沉、复杂、悠长的，带有时代思潮性质的、根本性的人生悲剧。它具有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背景。严格地说，政治悲剧、社会悲剧、命运悲剧均不确切，它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精神悲剧。《少年天子》的艺术力量主要来自揭示这一悲剧的原因，它的薄弱之处同样来自揭示悲剧性质的某些不足。
诚然，福临的亲汉倾向，他的尚儒教，习汉俗，施仁政，重文士以及削弱清廷诸王贝勒大臣权力的一套做法的严重受挫，是他走向消极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需要分辨的是，提出“满汉一家”之类口号的，福临并非第一人，何以他在满洲亲贵中激起的反感和抵制格外强烈？由于小说从顺治八年写起，易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许多笼络汉族土民的主张是福临首创的。其实，多尔衮揽政时期，就搞了一些诸如满汉文字并用，满汉通婚，开科取士之类的动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所谓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等。多尔衮还故作姿态地为崇祯举行了葬礼。但有趣的是，多尔衮声嘶力竭的招徕，收效甚微。人们看得清楚，多尔衮的举措是权术的幌子，他真正卖力推行的，是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法。血洗扬州、嘉定、江阴，就是他亲手炮制的杰作。如果说他也在讲“满汉一家”，他是以满族为本位去消解、征服、摧残汉文化；祖宗之法，游牧文化立场，他是决不动摇的。对多尔衮的功过尽可见仁见智，但他对清初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发展以短暂的抑制和延缓作用，则是无可否认的。福临不同，虽然他也在搞剿抚并用的权谋，对汉族官僚时打时拉，但他不再固守以满族文化为本位的立场，他要加速封建化的进程，把立足点放到皈依汉文化一边。他的改制，托的是汉文化之古，最切近的仿效对象则是明朝。在福临这里，“满汉一家”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义，而且是落后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那里去。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规模和深度最可观的，还要数清代的融合了，它不只是政治上的结合，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刻融合，福临正是这一意义的“融合”的拓荒者。可以想见，这在满洲贵族眼中无异于背叛，事情已发展到要动摇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了，能不激起强烈的反对么？在这个问题上，福临的思想、观念、情感具有超前性，尽管仍属缺乏历史自觉的超前，毕竟比他的满洲亲贵们先行了一大步。为了这一大步，福临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陷入高度的精神孤立。作者正是从文化意识的角度，从思想感情的深层来描写福临的“叛逆”的。不得不处死陈名夏和处死之后的悔意，对流露故明之思的王崇简父子的原宥，说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惊人之语，以至对后来哭庙案中的狂狷之士金圣叹的极精当的评语，都表明他脱出狭隘种族立场的开阔的胸襟眼光。他读书极为刻苦，苦到吐血的程度，经史子集莫不历览，一笔丹青造诣甚深，他与乌云珠情意的主要内容，便是读骚论诗，抚琴长啸，可见他浸润汉文化之深入。作者还多次暗示，他对崇祯不只是悲悯，而且是理解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推重，让人感到，他这个盛世之君与那个末世的倒霉鬼皇帝处境虽异，但在气质上，感伤的性格上竟有一脉相通。这还不是精神上的叛逆么？于是，在作者笔下，环顾宫阙，庄太后虽可给他深厚的母爱，但思想、政见上并不与他完全认同，安亲王岳乐算真是他的一个知己了吧！但他一旦说出撤议政，罢六部的计划，岳乐也不禁有些瞠目结舌，剩下的就只有惟一的知音、坚决的支持者董鄂妃了。是的，表面上他身居极位，政变也被挫败，在母亲的护恃下宝座稳固，但在精神上，他是无边孤独和寂寞的。小说有一处写景：“在这淡紫的暮霭中，大内重重叠叠的宫脊飞檐，都蒙上一层忧郁的雾，深寂无人的御阶御道，更令人心头空落落的。一股难以言说的怅惘，一种想要得到什么又很难得到的懊丧渐渐涌上心头。”这正是福临孤寂、矛盾、苦闷心态的对象化返照。济度曾气愤地说，天潢贵胄，八旗健儿，岂能是汉人的文弱相。实际是在讥嘲福临的“文弱”。福临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还表现在，貌似凌驾一切，绝对自由，其实孤掌难鸣，有苦难言，他脱不出自身观念矛盾的围墙，他没有真正顶用的武器来还击。他也是游牧文化的产儿，与之有割不断的精神血缘，“敬天法祖”也是他必须践行的准则，于是，思想情感上的超前与祖宗法规的不得不遵循，便造成他无路可走的悲哀，无法解脱的困境。与济度廷辩一节是写得很精彩的。他之所以只有“苦笑”、“语塞”、“吃惊”的份儿，“产生输理的感觉”，“惨烈的大笑”，靠砸炕桌玉器来发泄失败的痛苦，正是一个不自觉的超前者自我围困的反映。这一次打击给他心理上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后来的政变。他何曾绝对自由？一个比他的皇帝宝座更高的观念正威压着他呢。别林斯基评论哈姆雷特是“狮子的雄心和婴儿的意志”，移赠福临，不也十分恰当吗？济度的政变是失败了，但济度所代表的文化观念仍强大地包围着福临和乌云珠，这两个无与伦比的尊贵者，服饰是何等华美，心理又是何等孤独，在布满历史风雨的途路上，只有相濡以沫勉强扶持了。
然而，仅仅是这些，福临还不至于绝望到后来的程度，仅仅写出这些，也还不能说揭出了福临悲剧的深层原因。因为，对于既是威严帝王又是青春少年的福临来说，生命的鲜活，人性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领皇袍所难以抑制的，只要还有精神上的哪怕微弱的依靠，顽强的生命力就会支持下来，不至于为政争中的心理受挫遽尔万念俱灰。小说开始不久，有一段对福临容止神情的绝妙刻画，接着写道：“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伸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这譬喻真好。尽管“激流”被压制着，但它毕竟是激流呵。这股“激流”不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寻求“另一种感情”。它找到了，这就是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这一爱情，由于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由于具有抵御四周威压的作用，由于当事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血缘，形成了一种我们颇为陌生的美感。它是福临最后的防线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小说审美系统中的支柱。抽去了它，福临难免精神崩溃之虞，小说的审美结构也会坍塌。从显层结构看，福临是小说中的恒星、主角、中心，从深层的精神结构看，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才是中心和主脉。所以，这一爱情的描写是否深刻，能否挖掘到深藏的精神价值，乃是全书成败的焦点。这一爱情愈是描绘得真实、深永、优美，就愈能反射出福临后来一落千丈的悲凉。换句话说，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巨大的美的载体，然后让它毁灭，制造一件能彻底摧毁福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