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给联军带路，找到了圆明园。当时就有王韬表示质疑，联军进京时龚橙根本就不在北京。而且龚橙当时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威妥玛的翻译，威妥玛主张并负责跟清政府谈判，根本就反对动武。事实是，10月6日，英法两支部队进入北京城后走散了，英国人迷路并在黄寺驻扎下来，而法军因为踏上专用御道，傍晚顺利到达圆明园，英军第二天也自行摸索过来，都没人带路。可直到今天，“百度百科”里仍然持龚橙带路说。或许是因为龚橙性格激烈（他自号“龚半伦”，因为在君臣父子等传统“五伦”中，他只遵守一条：对老婆好。其放浪狂傲可见一斑），反叛思想和言行招致不满，所以被人泼了脏水。
圆明园劫难的历史细节在当时就有不同说法，王闿运说“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记载说海淀的满人、“奸民”，“旗人土匪”乘乱抢劫，“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有的却指定是联军洗劫的圆明园。当时的真相是，法军先行到达圆明园，意欲进入，被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后退去。当时局势已大乱，文丰“知奸民将起，环问守卫禁兵，无一在者，乃自索马还内，投福海死。”于是“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第二天英军赶来加入洗劫行列。
滑稽的是，在京城失守、奸人和夷人都乘乱抢劫时，有组织的英法军队还担任了整顿秩序的义务，法军翻译莫里斯·伊里松回忆，10月7日下午，突然响起军号响，原来是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中国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要进入圆明园抢劫，并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所以法军要调集一个武装连队去平息动乱。
从当时的上谕来看，说的也是“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着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因为怕动乱中激起民变，大臣们建议不挨家搜查，而是“勒限一个月，赴官呈缴，免其治罪。倘逾限不交，或被访闻，别经发现，仍照例加等治罪。”
联军抢劫后成立了战利品分配委员会，英法各3个人负责，在北京分配完“战利品”后再各自带回国。《译丛》关于部分文物被分配给谁、带到哪个国家、在哪里拍卖、哪个人拍走等多有记载。
火烧圆明园的真正原因，以前的历史教材说是为了掩饰掠劫珍宝的罪行，其实当时的大部分亲历者都将自己当做胜利者，毫不掩饰瓜分珍宝“胜利的喜悦”。火烧的原因还在于僧格林沁虐待三十多名举白旗投降的英法士兵，联军认为，对战俘使用酷刑并导致多数死亡，违背国际准则，应该对施暴者僧格林沁的上司——中国皇帝进行报复。另外也是为了逼钦差大臣奕出来谈判。北京冬天寒冷，为了避免重蹈拿破仑进攻俄国败于寒冬的覆辙，联军战争的既定计划是11月1日必须回国，可进入北京多日，奕15日还不露面，于是联军临时起意，16日决定放火。但两军意见并不统一，英军主张烧圆明园，法军主张烧故宫。最后决定烧圆明园，因为紫禁城的前半截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圆明园是皇家园林，皇帝私人所有。联军在战俘致死问题上要惩罚的是皇帝本人，而不是要对抗中国政府，更不针对中国平民。行动前，联军广贴告示，说明“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18日，英国司令官格兰特和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按既定计划，下令纵火，执行任务的是英军第一师米启尔中将所部3000多人。因为法军统帅蒙托邦和法国全权特使葛罗的反对，法军没有参与火烧圆明园的行动。火起之时，有300多宫人反锁在安佑宫内，全部被烧死。事实证明，“圆明园之火大大促进了谈判的进程”。
英法虽是联军，观点、作风等很多方面都不同。体现抢劫方式上，法国是杂乱的各自为政，英国是有组织有系统地缴获战利品。在后来的谈判桌上，和英国签订北京条约时的气氛要紧张得多，毕竟整个行动以英国为主导，他们也更强硬。但中国的生意人更欢迎英国人，因为“约翰牛”身上的银元更多，也更舍得花钱，法国人太精明，知道将叫价150银元的货物直接还到10银元。
洗劫和焚烧圆明园到底是该谴责的罪行还是光荣的胜利，联军里不同的人看法各不相同，各自国内也有不同声音。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为代表的多数盟军战士对抢劫毫无愧疚之心，贝齐亚上尉却在《中国之役：1859-1861》里用截然不同的口吻，将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犯罪行为，并首次使用“劫掠”一词。
格兰特回到伦敦受到热烈欢迎，他的私人日记选于1875年出版，让更多的英国人知道了那场“不太为人所知的战争纪实和我们的军队所取得的鲜为人知的胜利”。他的盟军战友蒙托邦将军却待遇迥异。1860年9月21日，他指挥以少胜多的典范之战“八里桥战役”，以几千联军参战、仅12人阵亡的代价，歼灭僧格林沁的3万蒙古铁骑，摧毁了中国当时最精锐的国家部队，因此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他一直想将“这次远征”记录下来，并十分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回忆录的出版，但他在中国的行为遭到法国舆论界的谴责，使得他儿子直到1889年去世时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出版，《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直到70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刊行。
最后，那次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也对中国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清政府开始明白，不能再用旧方法统治下去了，于是有了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是对帝国侵略的直接回应。条约签订后，联军便依约迅速撤出北京，恭亲王等人都大感意外，对“夷人”的“信义”刮目相看。奕在奏折《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中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其性，自图振兴。”
只可惜，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是被迫的，很少有统治者主动这么做，中国自古的传统就是“利不百不变法”。清政府尤其讲究祖制，所谓“敬天，法祖，勤政，亲贤”。敏感的政治家总是少数，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消极，终于导致错过历史时机。
清末民初琐记
1910年4月2日凌晨，一个家住鸦儿胡同的北京人出恭，结果相当程度上改写了晚晴的历史。
那晚，他起夜。当时北京胡同已普遍建设有公共厕所，不允许随地大小便。但早春的半夜还很冷，跑去老远的公厕嫌麻烦，他顺便找个僻静之处大便，去的就是一座小石板桥下。没想到桥下有人，一见他去，人影儿就跑了。老北京好管闲事，回头便报了警。警察在桥下发现了安置好的炸药。这石板桥距离醇亲王府不远，是摄政王载沣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而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小皇帝溥仪的亲生父亲，当时清廷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据检测，炸药威力巨大，若没被发现，几个时辰后便能派上用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警察很快抓到嫌疑人，汪精卫和黄复生，其他当事人陈璧君等则逃脱。当时技术所限，炸药没有无线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汪精卫是准备同归于尽的。他此前留给胡汉民血书一封：“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东窗事发后，胡汉民沉痛地续上“问谁勘作釜，使子竟为薪”，这连同汪精卫所做《被捕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流传甚广。
另外，这桩载入史册的暗杀未遂事件，起因更像一场斗狠赌气。汪精卫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革命之决心》，文中有“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之句，本来是一般革命人士的豪气话。但持保守立场的《南洋总汇新报》随即发表署名“惩汪”的文章《为乱党辩护者之欺人》，直言汪精卫只见“千万革命之空言”，“无半点革命之实行”。汪精卫因此决定有所作为，以证明自己，因此远赴日本学习炸药技术，计划行刺。
又，北伐队伍里有女子敢死队，在第一届国会上还曾为女子的选举权大打出手，雌风大振。
又，追溯报纸开天窗的历史，还是革命党开的头。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北京的《国风日报》还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其头版开了天窗，整版只有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清政府竟然也没追究。
《万历十五年》的另一“作者”
《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写作模式，殊不知成就这功绩的，除了黄仁宇还另有一人。
《万》最初用英文写就，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不重要的一年），在商业图书和学术图书有严格区分的美国，《万历十五年》因为学术专着和历史通俗读物“两不像”，1976年完稿后谋求出版屡屡碰壁，一直搁浅。根据美国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灭亡）的学术圈生存游戏规则，加上所开课程学生选课率低等原因，黄仁宇于1979年接到辞退通知，于第二年夏天离开他供职十年的纽约州立纽普兹（New Paltz）大学，那段时间是黄仁宇的人生低谷。
中华书局决定出版此书中文版，正式进入编辑状态时发现一个问题：黄仁宇离国已逾三十年，他译自英文的汉语生疏艰涩，很多表达陈旧过时、不合语法。出版社请来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因“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
文字加工的基本原则是“尽量按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但沈玉成所作工作实在对全书面貌改变很大。以第一章一开篇为例，黄仁宇的原稿是：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
当年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疫气流行。山东亦有旱灾。南直隶则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地震。但是这种种小灾小患，因我国幅员之大，在所不免。只要小事不酿成大难，也就无关要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事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呢？
此又不可。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之前一年。当年中国之小波折，实为以前大事之症结，也即是以后各项波澜之序幕。其间关系因果，即为历史。有时表面不重要，而实际重要。并且若干历史家忽视之末端小节，恰为我国特征之所在。
因此我们无妨小事小纪，看他如何开展。首先先看当年阳历三月。
沈玉成的润色稿、也就是出版的成稿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着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着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文字表达和阅读流畅度上的差异。《万历十五年》后来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沈玉成的润色功不可没。三联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说：“《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着作的文字很不一样。沈玉成先生早年被誉为‘才子’，他后来跟我谈起过在本书文字上所下的工夫。”
此书出版之际，黄仁宇提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着者不受金钱报酬。”只要些样书。稿费部分折成230多本样书，还剩下780多元，黄仁宇坚持不要，提出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付给沈玉成，但沈玉成执意不收。当年的君子之谊，竟让稿费领取成了难事。
另一件趣事：当年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淡薄，1982年出版《万》时纯粹是口头协议，没签署出版合同。1995年双方才补签为期10年的出版协议，其时该书已有日、韩、德、法等多个译本，中华书局起草的出版合同草稿却说：中华书局享有该书的“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对此表示异议，后重新起草和印制了合同。
11 驯服是可能的吗？
据林区的老猎户说，训鹰其实很简单，几个人轮流守着不让鹰睡，几天下来，任是多野性桀骜的鹰也听话了，这办法叫“熬鹰”，可直接移植到公安部门的审讯工作，一样管用。但这是“训”，不涉及“服”的问题，只有够狠够黑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驯服”则不同，须得“灵魂深处闹革命”，过程就曲折复杂得多了，有《驯服的艺术》一书为证。
1917年十月革命，苏联建国。1920年代末，斯大林执政后，大手笔书写了一段交织着诡秘、荒诞和恐怖血腥的历史。这段历史，年纪稍长的中国人是最熟悉的，可以感同身受，但感受和回忆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历史总是需要书写和记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似乎是上苍特别制作和安插的一个写手，1910年出生于旧俄国精英家庭，在莫斯科一个炙手可热的剧团工作，得以亲历见证1920-194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他“来不及撤退”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再辗转到美国至今，才可能写作《驯服的艺术》。他的人生似乎是专为这本书安排的。
全书分两部分，“戏剧”和“音乐”，集中写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可以说只是一部“个人史”，却以亲历亲证，再现了政权驯服戏剧和音乐两个艺术门类的全过程。
1920年代，苏联文艺界还比较宽松，艺术只要承认和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自行其是”。到了1930年代，过渡时期结束，文化专制主义首先在文学领域、然后在戏剧和音乐领域推广。驯服开始了。迅速而有条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