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无奈
我们许多人都觉得人生充满着烦恼、痛苦，充满着矛盾与不幸，充满着或此或彼的对既定目标的偏离，充满着走错了道路的后悔，即使到了老年时，回头看一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会发现自己年轻时太不懂事，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要是当初不这样做而那样做就好了。因而常常感叹，若是生命能再来一次，那我就如何如何。但是，生命历来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它不会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垂暮之年一下子再变成个小青年，让他重新去安排生活和安排家庭。这，就是人生的无奈。
我们永远站立在十字路口
一帆风顺的人并不是没有，一辈子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无险无忧的人也是存在的，但那毕竟是太少太少的了。更多的人则是充满着欢乐也充满着不幸，这些不幸可以有林林总总的不同，伹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例如战争与瘟疫，洪灾与火灾，地震或飓风袭。
某一个人家破人亡等等。还有一种是这个人在选择道路选择人生时的失误，即跟错了人，走错了路，甚至找错了对象结错了婚。
人们的后悔与懊恼往往是指后一种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天灾地灾、飞来横祸是难于防范的，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摊上了谁就只好担着，怨不得别人，因为不可能去同老天爷打官司。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则正相反，你三思而行只想了一想，孟浪地做出了决定，很快发现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或者本来认为这样选择是对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又觉得当初不对了，还有是你听信了某个人的劝告，而事后证明这种劝告本身是一个陷阱；再则是你的决定是在某种压力下做出的，你心里始终不是那么痛快等等。这种种情况与选择，都会为你带来许多的懊悔。
这样一些事件充斥着人的一生的整个过程，从年轻时的上不上大学，考什么大学，到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与工作单位的选择，以及谈恋爱选择爱人，要不要孩子，到工作单位的顺遂不顺遂，如果不顺遂，需要重新选择工作时，又有什么样的打算。若是与朋友交恶，家庭矛盾加剧，某公司不履行合约眼看自己要面临损失，遭遇受骗上当后如何交涉，因车祸伤残如何要求踣偿损失，同领导与同事关系恶化该如何协调等等，几乎没有一刻能让你安定下来，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人生太累太苦，想寻求一种超脱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信仰宗教的人是那样多的主要原因。
于是，这林林总总的矛盾和烦忧集中到一点，汇聚成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两难问题面前，我们该如何正确地抉择！说得直白一些，也就是人始终是站在十字路口上，需要别人指点或自己思考，下一步路是走这条道路好呢，还是走那条道路好？
这个问题不仅是涉及到这一步路如何地走。
两难境地的明智抉择
还涉及到以后这个人的整个一生。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只要你是走到这条路上而没有走到那条路上，那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条路上的问题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一步走错步步错，一步走对涉步对。当某个人在第一个十字路，走错了议后，这种错误的积累会让这个人愈来愈不顺，别扭疙瘩的事情愈来愈多，幽得这个人捉襟见肘、四面楚歌。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本来是该在下一个路口驶出髙速路，因为司机不认识路，在这个路口先行驶了出去，那你就瞧好吧，你必须绕上许许多多的冤枉路，花上比本来多得多的时间和口舌，司机要停下车来问路呀！才能拐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要是这位乘车者是赶杜一个地方去开会，那么，那个会议恐怕早就结束了。
开会还是小事情，再重要的会耽搁了也不过如此，就是去领诺贝尔奖，没有赶上会期那奖还是你的。而人生之路则不一样，这杯苦酒毐酒，既然喝进肚里去，一切后果全得自负，不会有别人来替你承担。因此，我们要说的是，十字路口的两难抉择是人生的一大课题。在美国的学校教育中，专门有一个内容，就叫做两难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个例子是海因兹与药的故事。
一位老师向学生们这样讲道：
欧洲有一名妇女患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有一种药能救她，那就是本镇一位药剂押新近发明的镭。制逡这种药要花很多的钱，而药剂师索价还要高出成本倍。他花了4美元，只够药资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哀求药剤师，请求他便宜一点卖给他或允许赊账。但药剂师说：不行！我发明这种药就是为了嫌钱。海因兹尝试了一切合法手段，但是没有弄到药，而他的妻子快要无了。于是他在晚上教开了药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结果，被这位药剂烀告到了法院。讲完故事后，老师就向学生提出问题：海因兹应该偷药吗？为什么？如果你是法官，你该如何断这个案子？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展开讨论，每个人都得做出判断，说出理由。通过讨论，每个学生都受到了启发，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思考，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当然，这个问题既牵扯到了情感因素、救死扶伤精神，也涉及到道德与法律。在美国人看来，价值观念是相对的，是没有定型的。他们重视学生讨论价值的过程，让学生在讨论中经过价今值澄清、道德推理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促进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在我们中国，并没有这样一种教育和讨论，但是记得有这样一次没有形成公开讨论的讨论，也涉及到了两难问题。
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编撰的：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路上看到了一次行将发生的车祸至于是汽车还是火车所造成的无关紧要，甚至可以编为一个人掉进了河里，汽车快要轧到一位老年人身上，这位老年人相当老了，恐怕有7多岁，这位学生到底冲不冲上去救人？如果冲上去救人，肯定要冒生命危险，说不定自己的命也丢了。
于是，讨论中出现了两派观点，一种观点是应该去救。因为这是牵扯到道德问题，见义勇为是我们应当提倡的高尚品德。
另一种观点是不应当救。认为这位老人活不了几年就要死了，而且对社会不再有什么贡献。而这个学生呢，他还年轻，将来对国家会有较大的贡献。两方面一比较，还是应当留着学生而牺牲这个老人。
接着，辩论就开始深入下去了：一方说，如果这个学生不想着去救人，那么他肯定道德品质也不怎么样，将来是否会为国家做贡献就很难说了；再者，如果这位老人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学生的生身父亲或母亲，那你救是不救，难道看到自己的父母有危险仍无动于衷，这还算是个人吗？
另一方说，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去换一个垂暮人的生命，无论如何是划不来的；何况救得出来救不出来还是一个问题，说不定没有救出来，老人也死了，这位学生也死了呢？
当然，照这样争论下去很可能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钻到牛角尖或死胡同里去。
我们这里当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正确的答案，而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两难的问题。
遇到这类两难的问题，要是你不是身历其境，像美国学生议论海因兹偷药一样，那么可能由于旁观者清，还好研究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要你自己去抉择，那就有些当局者迷了。
所以，如何研究解决我们每个人都随时随地会碰上的两难问题，是我们行为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所研究的一个课题。
画大至一个国家有国家的两难问题。
两难问题到处存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决策，去面对与解决。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面对的是国家大事，但国家大事中也随时随地会发生两难问题，而最伤脑筋的恐伯也就是面对这两难问题该如何去抉择。
让我们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美国总统如何对待伊拉克问题。
在998年2月份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中，美国向海湾调兵遣将，准备再来一次对伊拉克的致命打击，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伊拉克突然妥协了，把面子卖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劳师远征，据说费用达十几亿美元，最后事态回到了原点，这个萨达姆着实把美国人戏弄了一回。
而1998年月，伊拉克又故伎重演，突然中止了与联合国特委会的一切合作。近年来发生的武器核查危机风波再起，又一次把美国推到了难堪的境地。
美国总统克林顿月8日与其安全问题助手开会，要求对已提出的外交与军事选择进行斟酌。美国官员则透露，美国国防部制定了两种计划，一种是可以随时开始快速打击，另一种是需要派更多的部队到该地区准备更大规模的、更具惩罚性的打击。可是，正当又处于全球最紧张局势的关键几天里，萨达姆又软了下来，表示愿意同联合国合作，让撤走的联合国核查人员再返回伊拉克，萨达姆再一次戏弄了克林顿。
就美国来说，打与不打，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两难抉择。
如果美国选择打，将会有三个障碍。一是合法性的障碍，即取得联合国授权的障碍。美国虽然俨然以世界领导者和秩序维护者自居，但从未经任何国际合法程序确认。许多国家对美国动辄用武是反对的，有疑虑的。
其二，美国很难取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阿拉伯世界迄今为止主张外交解决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
其三，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还会受到其他内外因素的制约，如美国人民对人员伤亡的承受能力较低等等。实行地面军事介入，会使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缩小，人员伤亡可能增大。而如果只依靠巡航导弹之类的空中打击，能否实现摧垮伊拉克政权的目的，实在大可置疑。如果空中打击伤及平民，将会在世界上引起对美国的普遍反感，这也是美国必须考虑的。
可是如果美国无所作为，对美国来说，就如其高级官员所说，那会从根本上败坏我们的声誉。
局势就是这样，萨达姆是个难缠的对手，他只要不倒，是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的，他会永远与美国玩弄老鼠戏猫的游戏；再者，只要对伊拉克的制裁问题不解决，伊拉克会采取全民的对抗态度，随时形成危机的局面。
现在，美国只好暂时收起打的架势，但留下了一句话，只要伊拉克再玩弄花招，美国可以不宣而战。但这只是一种威胁与恫吓的手段，真正决定打与不打时，仍然会陷于两难境地中不能解脱。
第二个例子，如何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走势。
我们知道，随着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全球的经济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倒了下来，首先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继而是日本、韩国，再而是俄罗斯，然后波及到了美国与英国。
那么，从今往后，全球经济是处于恢复趋势还是处于继续衰退局面呢？
对经济形势如何估计，决定着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像我们的股民做股票一样。如果你估计下一步要涨，你的决策就要买进，如果你估计下一步股票要跌，你的决策就会抛出7的估计不一，会影响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上，根本就存在宥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因此，要做出行动，也就两难了。
美国的摩根商业银行认为，美国正处于衰退的边缘，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到999年将停止增长。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大部分欧洲银行却认为，到99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是会在速度上有不同程度的放悝而已。同样，在欧洲旧大陆，人们广泛地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国在卯9年将继续维持其没有受到危机打击的沙漠绿洲的地位，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这种观点成了欧洲各中央银行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而美国庠根银行则认为，999年西方两个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将要减少一半。
产生两种预测，就会产生两种行为，到底听哪一种预测好呢？
美国的企业家势必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们就不再列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