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谈及这个问题了。我们面对着两难问题，并不是自己完全有权力与自由做出自己的决定的。
影响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说是正确决定的因素很多很多。想办某一件事，政策法令的不许可，团体纪律、党纪和内部规章制度的制约，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够管束我们的领导、教师、教练、裁判以及一切有权管束我们的人的意志干预是第二部分；父母、子女、爱人、亲朋觉得我们做得不对，进行的规劝与干涉是第三部分。
对于第一部分是用不着解释的，有硬杠杠摆在那里。你不到年龄想结婚，就有婚姻法管制你；国家的土地想占为己有，就有土地法管着你，到森林里去钆点火抽烟，就有森林保护法会惩罚你。今天某人若任意枪杀珍稀动物，也有法律判他几年徒刑。
第二部分的硬性规定程度就比第一部分小一些。领导不让你在办公室大声喧哗，你若肆无忌惮大笑大闹，你就触犯了领导的规定，他就能够批评你。
再如像某一家合资企业，老板规定，为保证办公时的肃静，无论男士还是女士上班时不准穿硬底皮鞋。这条规定走出公司的门就无效，但你若是这个公司的成员，你是违反不得的。另外你若是一个球队队员，裁判亮你一张红牌，你就只得乖乖走下场去。
第三部分似乎还要软性化一些，不过仍然具有某些权威性与强制性。这部分一般以家训，祖训、族规等形式出现。也有各家的具体规则。例如有许多家长规定自己的孩子8岁前不许交异性朋友、不许抽烟。你若不听，就触犯了家规。现在这种社会里还比以前好一些，要是在一个封建意识比较严重的家庭里，就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
在这第三部分中，许多规则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据说因为宋朝时杨家将与当朝太师潘仁美结下了不解之仇，故而，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个村子里还留存了一条祖训：
姓杨的与姓潘的两姓永远不准姻！
至于某一个人的夫人给自己的丈夫做了规定，不许喝酒、不许抽烟、不许和其他女性朋友单独见面，对于这位怕老婆的男子来说，也有相当的权威性。
以上这些，基本上是属于有形的东西，或是有文件条文做根据，或是有口头规定在前面。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些为硬件。硬件就是指硬性的规则与制度，我们的决策是不能违背这些规则的。
人类还有一部分的规则更软性化，那就是属于存留于我们头脑里的东西。这是指一个民族的风俗、禁忌、避讳，以及无形的存留于我们头脑中的条条框框。
拿我们汉民族言之，我们不能直接叫出皇帝的姓氏来，过年过节不准说不吉利的话，女人坐月子的房里小男孩不准入内，女人晾晒的裤子！小男孩不能从底下钻过去，夫妻俩不能分梨吃。
而其他民族也有其他民族的风俗与禁忌，西方民族一般不能问女性的年龄等等。
以上这些，虽然没有条文写在那里，但是身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懂得并遵守。我们称这些为软件。
软件会在不同的时空里发生演变，历史上的忌讳可能已经被今天的时代所洗刷。例如你若是生活在封建时代，即使是近代的清朝，你也不能够直呼雍正、乾隆的名讳，到了今天，我们大家就都能叫一声毛泽东同志或邓小平同志了，这是时代的进步。或许，到了2世纪，今天我们不能干或限制我们行动的条条框框又变成可行的东西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一个国家，要进行两难问题的决策，恐怕会受到以上这些硬件与软件的约束。而决策者如果不考虑到这些硬件与软件，他就将在这些条条框框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人的生活是不自由的，我们无法估计这方面的约束会有多少，反正是很多很多，我们被这些绳索捆绑着，我们只能在这些绳索的捆绑中跳舞，也即是在这些束缚中进行两难问题的抉择。这种不自由性与不自主性是明显的，小的少许约违背或许还没有什么，若是冲破了要害的一规则，我们的灾祸也就来临了。
假如把以上这些硬件与软件全部抛开，我们的行为是否就有自由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当我们面对着两难问题需要抉择时，还有不少无形的东西钻出来帮我们决定问题，帮我们拿主意，我们的人仍处于相当的不自由之中。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因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的制约。
美国科学家叫理査德道金斯，他在976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自私的基因。他是一个坚持以基因决定人的行为的基因论者。他认为，人类除了是暂时幸存于世的机器之外什么也不是，像汽车那样，是为他的利益而前进的。他说，大千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构成我们的基因8八。他把基因比喻为一个成功的歹徒，这些基因幸存了几百万年。人类如果有五百万年的生存历史，那么人的基因便已经活了五百万年了。基因是人体内永恒的部分。这些基因成功的秘密是它的冷酷与自私。
道金斯在其第二本书基因自私性的基本原则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基因不仅影响它寄居的生物体，而且影响其他的生物组织。寄生体劫持了宿主体的组织。雄鼠通过释放外激素命今雌鼠发情，进而征服了雌鼠。我们甚至可以说，你打了一个喷？，是喷嚏基因所为，这是因为你得了感冒，感冒菌或感冒病毒生活在你的上呼吸道中，它在你身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它是寄生者，你是宿主，它没有把你治死，你通过吃药、打针或者是自己身上的免疫功能起作用，抗拒了病菌与病毒。于是，你的身体开始康复了。病菌也就在你的身上呆不下去了，它就要想转移战场，投入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去。这样，它逼你打了一个喷嚏。由于你打了这一个喷嚏，病菌病毒就等于乘上了一辆飞驰的列车，它以你为起点站，以新的宿主为终点站，腾云驾雾般进入到另一个人的呼吸道中去了。一个喷嚏，在人看来不过是喷出了一些雾滴，然而这些飞翔的雾滴对于极小的病毒来说，等于是一次宇宙大爆炸，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病毒就可以从这一声爆炸中飞向四面八方。
也许这一点听起来有些牵强，那么让我们继续叙述下去。
道金斯的观点是：一旦人成为了人，每个人的身体里就有了人的基因，这些基因既有人的共性的方面，也有张三李四这一个的个性的方面。这个基因就有了生存的欲望，它们将一代接一代地复制与遗传下去，为求得永生，它们还将进化与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它们有能力在数百万年间通过精确地复制自身的形态来延续。从某种角度言之，活到几十岁的人不过是佛家所说的一具臭皮囊。这具臭皮囊是会腐烂的，而基因是驾乘这具臭皮囊的主人，它就像驾驶一辆汽车一样，等这辆汽车开始损坏以后，它就设法要换一具新皮囊，换一辆新的汽车。于是，基因便从这个人身上跳跃到了他的下一代儿子或女儿身上。再过几十年，它又从这个儿子或女儿身上跳跃到了孙子、孙女儿身上。总之，基因可以不灭，它在不断眺跃中得到了永生。
我们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美国把在朝鲜战场与越南战场上死去的美国兵运回国内以后，就交给检测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对基因的鉴定，就可以找到他还活着的后代亲人，因为亲人间的基因有相同的特征。而且通过基因的检测，一千年一万年前的尸骨，也能证明这是谁家的祖先。在我们中国，家谱最严袼有序的恐怕是孔孟两姓了。至今孔孟两家的后代还按字排辈，例如孔祥熙，他是属于祥字辈的，孔繁森，他就属于繁字辈的。基因技术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两千几百年后的今天，孔孟的后代中的基因被轻而易举地检查出来了。
这就意味着，孔子与孟子的基因不灭，它已经传递7代或8代。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作道金斯式的理解：孔子公元前55-前479年或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的基因已经存活了两千五苕年之久了，而且还会在他们的众多后代身上延续，很可能还能延续数千年乃至数万年。而他们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不管你是孔甲还是孟乙，只能活到6岁或8岁，然后这个具体的人死去了，这具臭皮囊腐烂了。不过基因并没有随这个人的死去而死去，它已经成功地转移到了这个人的后代身上。这个观点，很有些同中国的传种接代、延续香火相似。
不过，我们说基因不灭，还仅仅是从基因这个整体而言的，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基因，它还是会被消灭的。因为基因与基因间存在着斗争。这不但是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斗争，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斗争，人与病毒之间也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某些基因的被消灭。除了这些斗争以外，人类还要应付许多意想不到的自然灾难，例如地震、意外事故、环境的恶化与火山爆发等等。某些基因由于不适应这些天灾人祸，因此消亡了。延续下来的基因总是属于那些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基因。这几乎用不着我们解释我们今天谁都知道恐龙的基因是被消灭了的，它可能源于地球上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者源于小行星的撞击地球。
总之，恐龙的基因没有得到延续。但是，人类的基因却延续了下来。人在变成类人猿之前也许不叫人，它可能是在海里游动的生物，或者是什么森林中的爬行动物。它是在激烈的地球环境变化中，由于能够适时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和饮食习惯，因此得于不灭。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的这个基因链的不灭，还不是人类出现的五百万年的寿命，它可能更长更长。
另一位美国女科学家莎拉赫迪，她是一位生物学家，一生研究雌性动物的生理行为。当她25岁时，她到了印度的贾斯坦邦，对那里的叶猴进行硏究。在那里，这种举止优雅的黑面猴有两个特点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其一是雌性猴的乱交。它们经常离开共配的公猴，和那些云游四方的公猴偷偷交欢。
其二是雄猴生性残暴。它们通过武力夺来妻妾后，总是要把母猴带来的未断奶的小猴子都杀死，等雌性叶猴发情期到来时，再亲自出马交配，生下真正属于自己遗传基因的后代。
赫迪女士一边观察一边想，对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滥杀无辜的雄性叶猴，身单力薄的雌猴用什么办法去进行抗拒呢？它没有力量去与公猴硬拼死打，也没有可能逃离群体孤身独居。那么，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乱交，雎性叶猴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水搅浑，以混淆父亲的身份。因为公猴虽然残暴，还不敢冒误杀自己子女的危险。因为它没有人类那种基因检测手段，以证明在一群后代中哪些个是有它的基因，而另一些则没有。就这样，雎猴一边与那只霸占了它的残暴公猴性交，同时它又与自己相好者偷偷乱交，在生下的，一窝小猴子中，既有那只霸占了它身体的公猴的。
后代，还有它相好者的后代。这是母猴最好的最有效的斗争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它得以保存下它所喜欢的那种基因。
在这个问题上，具体能保存下乔治还是汤姆是无关紧要的，在基因对基因的斯杀中，只要母猴浑水摸鱼地能够保存下一至两个它喜欢的公猴的基因，那就是一种胜利。
其实，这一点在我们人类的身上表现得一点也不比叶猴差。清朝时康熙皇帝据说生了35个儿子，加上女儿有上百个。我们假设康熙皇帝的基因是八，那么他所生下的儿子为六、八2、八3、六4、六5、六6、八7、八8。这些儿子的基因都是康熙帝基因的传递，所以，康熙是不会杀他自己的儿子的。可是到了康熙死后，雍正帝上台，那就大不一样了。雍正是四皇子，我们假设他就是其中的六4，他所爱惜的是他生的子女，例如六4、六42、八43、八44、八45。而对于他的兄弟，如八、八2、八3、八5、八6、八7、八8，他则毫无爱惜之意，为了保住他的子女的地位和权力，他就极力要除去全部的兄弟，一会儿把这个兄弟当猪处理掉，一会儿又把那个兄弟当狗杀掉。
我们承汄，雍正在这方面是做得太露骨了一些能与这个雍正相比的还有秦始皇的儿子胡亥沁其他的皇帝可能不会釆取这一种方式。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一个当上了皇帝的人，对那些于他的皇权有威胁的兄弟都是戒备与排斥的，对于能够威胁他后代（这些后代与他有同样的基因）的人也是不放过的。
因此，无论从动物身上，还是从我们人类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基因的自私性，也看到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在与别的基因斗争中的残忍性。
人的行为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支配着？过去我们认为是由思想支配行为，因此只要注重教育，把人的思想搞对头了，我们的行为就会正确与理智了。后来我们意识到教育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再教育他还是要犯罪，这样就必须绳之以法。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的思维方法。
根据最新的生物学研究证明，人的相当一部分行为具有生物学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的许多行为可以从生物学上找到原因。而所谓生物学的原因，其实已经被刻在人的基因之中了。在对基因的了解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有许多不同结构的基因，它们在人的身上发挥着不同的功用。例如某一个人爱睡懒觉，其实是有爱睡懒觉的基因掌管着，一个人爱学习，有爱学习的基因在起作用；有些家族里的人有自杀的遗传，这些人的后代身上就有自杀的基因。还有如汪躁抑郁症的基因、同性恋的基因、侏儒的基因，以及其他等等的基因也都发现了。这种不断的发现说明了人的许多行为都植根在他早就形成的基因里，想改变都改变不了的。
不久前，由以色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遗传研究小组宣布，他们找到了一种尺基因，这是一种渴望冒险与探索的基因。这一发现，使人类第一次把一种性格与人体里的遗传基因明确地联系起来了。
人体中的尺基因含有遗传指令，能在大脑神经元表面形成许多受体。这些受体可以接受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脑内化学物质。多巴胺在人脑中起着化学信使的作用，不仅可以使人产生情绪和感受快乐，也可持续地引起人们追求新奇的渴望。现在已经清楚，由于尺的基因链较长，所形成的受体也较大。当一个多巴胺分子向脑细胞游动时，结构较大的受体能很容易地与多巴胺发生反应，从而使人感到兴奋，引起冲动。
以理査德爱布斯坦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对以色列24名成年人进行了书面调査，并抽取血样分析了他们的基因。美国全国精神卫生研究所科学家对35名美国人进行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爱布斯坦的这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