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文化传统是包括多方面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风俗，禁忌、避讳等等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多少年来渐渐形成的，它可能有改革、发展与变迁，但一且定型后，就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为，叫你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你轻易违反不得，违反了就要受到谴责与惩罚。例如，在土耳其，穆斯林女子出门是要戴头巾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了千余年，戴头巾已经成了穆斯林妇女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到了1923年，土耳其国父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以后，主张推行全盘西方化的政教分离主义政策，仿效西方服饰制定了服装法，规定禁止的人口为穆斯林的土耳其民众在政府机构及学校穿着穆斯林服饰，包括男性不得蓄胡须、盘头巾、穿长袍，女性不得穿黑袍、戴面纱。
这是对穆斯林原来服饰的改革，不过这种改革一直被习惯的阻力所干扰，有部分保守的家庭坚持女性成员一定要戴头巾外出，以象征维护伊斯兰教的信念。结果常常出现许多的纠纷。到了997年3月，土耳其教育部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各级学校女生戴头巾进入校园，除非是参加数量已急减的宗教高中学校的宗教课程。这项禁令立即引起了全国信守伊斯兰教教规而戴头巾的大学女生的不满，群起示威抗议。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门口，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一群戴着穆斯林头巾的女学生试图进入校门参加期末考试，但遭到相当多人数的镇暴瞀察拦阻。双方相互拉扯，动作激烈，突然一名女学生歇斯底里地扯掉头巾，哭喊着不再读书，成为土耳其政治与宗教习俗斗争的一名牺牲者。
根据新颁布的服装法，任何女学生在入学注册时，如果未能缴纳一张未戴头巾的照片及签署一份同意遵守服装法的保证书，将遭到拒绝受理注册的命运。
由福利党解散后改名为道德党的伊斯兰教保守党领袖库坦则发表声明表示，女学生因戴头巾而遭到禁止入字及参加考试，成为政府不公平及偏见政策的牺牲品，显示头巾问题已演变成非关宗教而是人权问题，道德党将支持学生以民主方式继续抗争到底，直到政府同意学生戴头巾进入校园为止。
道德党副主席古勒陪同妻子前往国立安卡拉大学注册续修阿拉伯语文学系，伹由于妻子未能出示未戴头巾的个人照片，校方以违反服装法为由，拒绝受理注册。事后古勒愤慨地表示，教育部颁布的禁令根本没有经国会同意，属于非法，道德党将在国会中为选民力争应有的权益，誓言推翻这项不合民主的规定。
在我们中国，就不会因为一个头巾问题而要颁布什么服装法，并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更不会为了戴不戴头巾造成什么悲剧。
不过，这个尊重民族习俗的问题，在中国照样存在着，你若违反了，也会掀起类似的抗议浪潮。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了这些规矩与习俗，都在制约着我们的行为，你必须在特定的轨道中行走，如果超越了这个轨道，就会受到某种制裁，使你下次行走5时必得小心谨慎一些才是。
中国的许多小的习俗，与犹太民族有类似之处，但说法不同，我们类比如下：
中国人印堂发暗，被说成是遭霉运；犹太人则最伯被邪恶盯上，认为盯上后印堂就会发暗。
中国人不轻易夸赞自己的小孩好，认为孩子笨头笨脑反而能健壮长大，故而在旧社会时，一些农村人家生了孩子就专门取什么狗剩、阿猫之类的乳名。
犹太人也怕赞美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太好了会被邪恶的银睛注意。例如有人看到一个犹太孩子好，就说：你的孩子长得真漂亮，太可爱了。妈妈赶紧说：他的鼻子看起来很可笑。他长得真壮实。才不呢，3个月我们已经带他看了6次病了。
中国人希望新娘早生贵子，就请大家吃枣子、花生、桂圆、瓜籽等食品，或者把这些东西放在新人的床上，喻早枣花生贵桂瓜子之意，犹太人则在新郎新娘走出教堂时候对新人撒米，以及葡萄干和杏仁等坚果，暗喻新人能多产。4中国人结婚后，为了女方能争得家庭主导权和让男的能听女的话，便在夜间脱衣时要把衣服偷偷压到男人的衣裤之上。
犹太人则当男的给女的戴戒指时，女的被告诫不能让男的一路戴到底，要戴一节就把手指弯起来，然后自己送下去，这样今后在家中就会有主动权，不必受先生摆布。如果男的踩到女的鞋子（或倒过来），则女的就容易被男方控制，所以典礼完成后，双方都要抢着踩对方的鞋子。故而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婚礼一完成，新郎马上踩上了高跷，怕被踩到脚，新娘则穿上带弹簧的鞋跳来跳去，以防新郎踩到她的脚。
我们搞文学的人一定都读过巴金的家。
那上面讲到高老太爷死了，棺木停在屋内，觉新的爱人瑞珏就不能在屋内生孩子，否则就有血光之灾。于是，陈姨太等就逼着瑞珏到荒郊城外一所破屋里去生孩子，由于医疗条件不好，结果瑞珏死于产期内。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很不能理解，但在那个时代，对于这种忌讳，是很难违抗的。
于是，这种种的文化积淀，种种的无形规则，包围着我们，束缚着我们，它们像是由许多绳编织成的一张网筒，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包卷其中，使我们都只能向着圆筒口的方向前行，你想穿透这张网筒是极其困难的。很可能有那么一个两个反叛者，想要冲破这个牢笼，但他可以反抗其一、其二，决不能事事都反其道而行之，如若那样，这个人是决计得不到什么好下场的。
这就是说，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不同，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不同，大的民族套着小的民族，大的地区套着小的地区，一圈又一圈，在大同中又存着小异，这种小异简直是全方位的，从根到梢都充斥着差别。从人的长相、脾气个性、语言、民歌、舞蹈动作、手势做派、服饰、饮食习惯，到盖起的房屋样式、生产方式、群体的祭祀习俗等等。这些不同文化传承的特点，又塑造了一个我，这是文化基因塑造的我。当它塑造成功以后，这个人就一辈子地带上了这个基因。他偏爱这个基因，也摆不脱这个基因。那个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先生，还不时地要人偷偷地到他的浙江老家奉化去，捎上一点土特产到台湾去吃；那个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元帅，即使到莫斯科去访问，也要让詧卫参谋带上一筒臭豆腐乳。某个人可能走遍世界的各个地方，但到了老年时，就会愈加怀念自己的家乡，故乡的风、故乡的云，仍然极为有力地在召唤着他去落叶归根。
我们平时所说的地方优越感和地方保护主义，也来源于这种基因。我们中国人总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勤劳勇敢的民族，英国人也自认为他们最绅士最高贵。缩小了看，上海人围在一起总喜欢说上海话，以示他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如若一个外地人出差去上海，说的是外地话，到商店里去买货，售货员听你的外地腔，就可能认为你是阿土，对你低看一眼。而若是两个同乡人，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碰上了，一说乡―音，马上亲切得了不得。这种观念，这种文化传统上的认同感与排斥性，就是文化二基因在作怪。
于是，两个基因，一个是血统意义上的人身上的基因，另一个是文化基因，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固定在一定的坐标上，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按照冥冥中的轨道行驶。这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软件对人的制约。
还有一个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规章制度、条文法令，是属于硬件，我们又有一个硬件对人的制约存在。
在这两类制约之下，我们人的行为变得不自由了，不是一股的不自由，是很不自由。这些硬件与软件经常命令我们只能这样干而不能那样干，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
人的头脑是人的行为的统帅机构，这无数的条条框框综合到了人的头脑之中，组成了一定的合力或阻力。当某一个两难问题或者一般性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某个人的面前时，这个人几乎用不着做什么考虑与思索，会产生迅即的反馈，马上告诉自己这可以干！这不能干！这样干是行得通的！那样干绝对要失败！如此等等，十分干脆利索。只有当我们深层次地分析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而不做出那样的反应时，我们才会发现以上的那些条条框框顽固地左右着我们的意识和思想。
在我撰写六集电视专题片彭德怀时，发现彭德怀的许多性格特征和以后的行为模式都已经被这些无形的条条框框所规定了。
彭德怀的父亲彭民言，字行端，号祥顺，乘性耿直，重义气。年轻时与同乡外出卖茶，伙伴病死途中，无钱归葬，他日夜兼程，背尸还乡。走了一程，尸体祓磨烂，便雇人与他抬尸赶路，百里背尸在乡里传为美谈。彭民言却由此得了哮喘病，病情逐年加重，不能下地干活，只靠着装殓死人挣口饭吃。
大年除夕，无米下锅，灶凉屋冷。得华即彭德怀和两个小弟弟啼饥号寒，祖母和父亲低声吁叹。初一早上，祖母把得华叫到踉前，给他一个破一根打狗棍，让他带弟弟出去讨米。彭得华不愿当叫花于，但想到一家人不能等无，便帝着大弟弟走了。兄弟俩赤足穿草鞋，身披破装衣，走了三四里，讨到油麻滩教书的陈老先生家。陈家人开门一看，问：是招财童子吗？彭得华老实说：是未讨米的。陈家人就要关门，大弟弟连忙说：是招财童子！陈家人才给半碗饭，一小片肉。从清早讨到黄昏，彭得华一天没有吃饭，进了家门，两眼发黑，饿昏在地。从以上两则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父亲就是一个秉性耿直、对他人重义气的人。然而，偏偏这种基因，流入到彭德怀的个性中来了。以后彭德怀对死去战友的怀念，如对黄公略、李灿、左权人的怀念以及十分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子女等行为，无不和他父亲百里背尸的精神一脉相承。
他小时候去要饭，见到陈老先生的家人问是否是招财童子，他硬是不肯说，这种脾气性格，与他后来的一直不愿说违心话、假话的脾性也一脉相承。无论是他在朝鲜战争中赶回北京闯宫向毛泽东直陈其事，还是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都是这种性格的延伸。
因此，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从3岁可以看到老。的确，人的许多后来的东西，是在3岁前就被确定固定了的。
我们当然也承认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后天经验对人的作用，我们人类也会通过不断地学习，比小时候变得更加聪明一些、成熟一些。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也得承认，还有不少的东西是储存在基因里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明了人具有较固定的本性的一面，而这一面将带给人一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后一点正是我们在这一章里所强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