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革命文学……》则有几句和我的话相反，更其要不得了。这两个题目，确是紧要，我还想改作一遍。——鲁迅《致杨霁云》1934年12月18日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时间：1932年11月24曰地点：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特讯鲁迅自沪来平后，22日曾在北大辅大讲演，昨日04日又应女子文理学院之请，当于下午三时，偕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同往五爷府女院演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听众皆为该院学生，约300人。兹录其讲词大意如后：
我国自革命策源地广东倡导革命以来，处处皆有革命，即文学亦然。故沪上之革命文学，风行一时，其文章多为“进进，往前走哇”之类，而官人对此革命文学家则嚷，“扫荡扫荡，杀掉杀掉”，于是此类革命文学家遂愈杀愈少，愈扫愈少矣，盖一部分被杀去，一部分被拘，一部分逃亡，且有许多怕压迫而走入民族主义之文学路上去，故此革命的文学一变而为遵命之文学矣。有数流人物值得研究。一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之叶灵凤之流，叶自命为左倾作家，而他后来因怕被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之文学矣。二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如张资平之流，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之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三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问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面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系属无产阶级之作品，惟真正之良好作品，现尚未有，一切作品，皆不足代表无产阶级，因无产阶级多为农人，工人，劳动者，而彼等之思想及文笔，皆不足构成文学也。故无产阶级文学，作者必须全具无产阶级之意识，方可成为真正代表此阶级之作家云。最末对革命文学作家应有条件，颇多说明云。
鲁讲毕，有多数该校学生，提出短简之文学问题请敎，经鲁一一解答，学生颇感兴趣，至五时许，鲁乃用茶点而出云。
原文载《世界曰报》1932年11月25曰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定今日下午二时，请周树人鲁迅在该校教理学院风雨操场公开讲演，讲题临时宣布。
--《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7日再论“第三种人”
时间：1932年11月27曰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会特讯昨日下午二时，师大文艺研究社请鲁迅在该校风雨操场讲演，一时前后，会场中即已十分拥挤，鲁迅一点三刻到场，届时开讲，未及三分钟，因后来者愈挤愈多，无可插足，纷纷声请改为露天讲演，当即群赴该校大操场，团团围集，众约二千余人，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缘最近上海出版之文化日报，曾登载鲁迅《论“第三种人”》一篇，对文艺阶级性，有所主张。兹录其演词大意如下：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
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陈独秀反而称革命的工农为土匪了，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艺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的，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不过这话是不对的，就说是一面“镜子”吧，它所照的，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观察，也是一副眼，他怎能超阶级呢。
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对于将来才有价值，他的文学，到现在还有价值。不过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的时候，为了将来，那末，他离开了现实，到了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要写东西，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这也是不确实的，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可以决定作家，而不是批评来可以生杀予夺了的。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而是离开了群众才作不出东西来的。
因为作品懂得的人愈多，力量就愈大，价值就愈高，艺术作品普遍的，须要大众化的，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许多的资产阶级，不当摇摆于高潮中，当与群众接近，要不怕衣裳的玷污，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什么方法也阻碍不住的。
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知识灭亡的事情，决没有这种道理，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时候四十年前所谓知识者，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祖父抬头几个字，父亲抬头几个字，以及祭祖应该怎样设置摆几个碗，几个碟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所谓知识者就是到外国留学的先生们讲孔子的经济学，回国讲罗素杜威学胡适等所标榜的主义，他们最漂亮。最阔绰，他们可以坐汽车，也可住洋房坐汽车的事，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是诸位的盛意但是，这能否长久，实属问题，恐怕也要灭亡的。将来的知识者，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种人，他们在现在，把握住实际问题，来求自己的艺术，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灭亡，倒不如说，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毕，多数群众，更竞相紧随，拥入休息室。有询以何时返沪者，则答以最近日内，有竞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则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又有问“周先生住上海感觉怎样”，则答曰“现在上海祖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极灵敏，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无碍”，听者莫不大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