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在《成人病向孩子进攻》一文中列出的十种“最爱找孩子麻烦”的病，其中就有抑郁症。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发生于幼儿时期的抑郁症，多发于留守幼儿或亲人突然亡故的人群中。临床表现为焦虑不安、抑郁、恐惧、不爱活动等，伴有自闭、攻击性强、胆小、表达能力差、注意力不集中等异常行为。其实心理疾病的形成往往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表现，找出背后的原因，对症下药，及时解决，就不会发展到需要依赖药物治疗的严重程度。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代理行使监护权的人或能力有限（如老人），或不够尽责，于是留守儿童就成了抑郁症的多发群体。
悲剧还不仅如此。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所有的父母外出打工，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都是想为孩子挣一个好的未来。然而事实往往与意愿背道而驰。一边是父母为了儿女心甘情愿在外面吃苦受累，而另一边是留守孩子在冷清的家里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与痛苦。有的孩子在长年望不到父母关爱的情况下，感觉自己“被遗弃了”，对父母常年在外表示“恨他们”，有的孩子甚至选择自杀，来逃避命运、报复父母。
在一个山区采访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4月，一初二男生母亲早丧，在父亲外出打工后，寄居在奶奶家。因两次向奶奶讨要交给学校的生活费无果，几次打电话给父亲又都无人接听，男孩便来到母亲坟前痛哭。最后回到自己破败的家，用砖块把门锁砸开，喝农药而亡。事发三天后，已多日不见孙儿的奶奶才想起去寻找。第四天，奶奶推开她已一年没开过的儿媳的门，才在孙儿原先睡过的床下找到孙儿的尸体。当时尸体横卧在一床破棉絮上，面部表情狰狞，双目圆睁，整个头脸、手、脚正被无数苍蝇叮咬，其景惨不忍睹。远在他乡的孩子父亲接到噩耗，当场昏死过去……
2005年11月，在另一个山村，也发生了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孩，于母亲再次离家外出打工的次日早晨，喝农药自杀。孩子的死令当地舆论一片哗然：一个众人眼里懂事的乖乖女，为什么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通过走访周边邻居，人们了解到，女孩母亲外出打工，家里就父亲一个人种着十亩薄田。家里没有主妇照料，父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沉重的精神压力的双重压迫下，脾气变得格外暴躁。尽管懂事的女儿每天要做很多的家务活，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稍有不顺，父亲还是要打她骂她。母亲出门的当晚，女孩因一点小事，又被父亲骂了一顿。看到别人家女孩十几岁还是母亲怀里的娇娇女，自己小小年纪既要失去母爱，又要像个苦力一样从事繁重劳动，还要遭受父亲的责骂，女孩伤心欲绝，整整一个晚上未眠，天快亮时，一气喝下了放在家里的半瓶农药……
2007年6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两初中女生小华和小慧，因被指与人同居，手拉手投水自杀的悲惨事件。报道称，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小华的左手和小慧的右手被自己用挂绳牢牢地绑在一起，打的是农民绑牛用的那种死结。当地农民说，这种结越挣扎就会捆得越紧。可见当时孩子死意已决，不是一时冲动。
“活着太累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是两个女孩死前对好朋友说的话。
在网上输入“留守孩子自杀”字样，呈现出的惨境触目惊心。--13岁的男孩涛涛，在生日那天以上吊的方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找不到直接的诱因。涛涛家境不错，生活上没有压力，家人都外出打工了，与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去学校了解，孩子在学校也一切正常，没有被老师责备过，和同学相处也融洽。有村民推测，一个13岁的小男孩，每天晚上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小楼里，就是成人也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何况是一个孩子。
--家居鄂北大山深处的小强，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却在去年春天投河自杀。半月后，才在河边找到他的尸体。小强在万言遗书中写道，他只有3岁时，父母就抛下他，一直在外地打工，而把自己留给了爷爷和奶奶。有一次帮爷爷奶奶从树上摘柿子，不慎从柿树上跌下摔伤，从此就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
--湖北浠水县一个13岁留守女孩自杀前，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好想妈妈，妈妈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就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那短短的一段时间才能与妈妈在一起。每当有别的孩子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送菜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是我家不穷该有多好，如果家里不穷，妈妈就可以在家里，不必常年在外打工。妈妈，今晚，你是否听到我的哭声，是否感到我在想你。”从日记里，我们不难看到一颗脆弱、孤独、寒冷的心在哭泣。
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瞬息消亡。留守儿童在重压之下采取的过激行为，给父母、给家庭、给社会留下言之不尽的疼痛。
留守孩子缺少父母的温情，大多比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容易产生孤独感、自卑感、悲伤感，好强的孩子往往还会有意掩饰内心的孤独，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性自闭，不善于也不喜欢向人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诸多在学校和代管父母面前表现良好，甚至特别乐观的留守孩子，其实他们都有着双重性格。在这些个案中，如果父母平时与孩子沟通多一些，如果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健全一些……
天使美丽不再
我一直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其早期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治疗有关。
超超，初一学生。在我向学校提出要几个表现不太好的孩子进行座谈时，学校把他给了我。
据班主任老师介绍，超超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孩子，打架有瘾，一打就非得把人打伤不可。凭第一眼的印象，即可判断超超与杰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果然，他说话大大咧咧，粗声大嗓，问一答十，竹筒倒豆子，整个人像极了一把浸满了汽油的柴火，似乎丁点儿火星靠近，就可噼噼啪啪地着起来。
“为什么要和同学打架？”
“他们看不起我，他们总是笑我、骂我。”
“骂什么？”
“野家伙！”
“像这次，你把别人的眼睛打伤了怎么办？”
“打伤了别人，妈妈就会回来！”没想到他的回答让人心惊肉跳。
“你怎么晓得他们会回来？”
“不出事妈妈不会回来，出了事，就会回来！”
“以前出过什么事？”
“我的腿摔断了，妈妈就回来了。”
“怎么摔断的？”
“一天下大雨，同学都有人送伞，我没人送，我一个人就在雨里跑，碰到了一摩托车，撞断了右腿。”
“妈妈回来陪了你多久？”
“没到两个月，腿好了，妈妈就走了。”
“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愿我的腿没有好。”
“……”
“如果腿没有好，妈妈就不会走……”
说完这句，刚才还呛着一股火药味儿的声音像陡然浸满了潮气一下子低了好几度，最后他竟当着我的面饮泣起来……
徐洁，初三学生，我在一所学校组织孩子们座谈时，他偷偷把一封信塞在了我的口袋里。找老师了解情况时，分管德育的副校长说，这也是一个在学校里上课只打瞌睡不听讲、带头逃课闹事、影响很坏的“老大难”孩子。可拆开孩子的信，我们不难窥见到孩子其实极其矛盾的内心世界：
我爸爸妈妈外出做生意快七年了。爸妈出门的时候，我想和他们一起走，但他们不同意。那个时候，我很想他们，每天都想。
我本来是很坚强很快乐的一个孩子。但自从爸妈出门后，我到了舅舅家，我就不了。进入舅舅家后的我，很调皮，很坏，不是个好学生，不是个好孩子。当然，这都是他们说的。我只感觉到，舅妈的脸色，使我不想回那个“家”。有时候，我真想跑掉算了，就算跑到外面流浪也行。我甚至想到父母反正已经不管我了，我干脆死了算了。
去年舅舅实在受不住我的调皮，在暑假时跟我说，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那里去。
那一次，想到马上可以见到爸妈了，心里好高兴啊！在我的想象中，爸妈到了城市，一定更年轻了，更精神了，也像城市人一样，变漂亮了！我想象着爸妈的样子，做着留在城市里像城里孩子那样好好读书、天天跟上班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好梦。可是到了广州才知道，他们租住的竟是一个与厕所差不多大的小屋，爸爸每天上班要到凌晨两点多，妈妈摆的小摊生意也不好。那里的情形根本不可能留我在城里读书，我只得回老家。
“莫等愁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次回到舅舅家后，想起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的样子，我总是把这些古人的话一遍遍写在本子上，来管束自己。可是，“家”还是那个样子，我没有勇气待；在外面玩野了，上课的时候，我也集中不了精力听老师讲课；当别的同学又想欺负我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想打架、想跑。我开始逃课，和人打架。打不赢的时候，我就叫上几个在外面玩熟的朋友一起打……
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很后悔，有时候我也流着泪发誓：我是男子汉，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起来！可是，每次都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做得到……
这两个个案所反映的情况，在留守儿童中非常普遍。他们衣食无忧，但自小渴盼亲情呵护，而他们，恰恰是这个最根本的愿望却得不到满足。面对孤寂的生活，如超超，甚至不惜以伤害他人、伤害自己为代价换得母亲的归来。徐洁的情况在生活中更具典型性。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缺乏良好的倾诉对象，在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期得不到父母正确的引导，在情感上也得不到足够的关心，便很容易走上偏路。
2009年9月的一天，我去拜访一位家教指导专家。他说，要了解留守儿童，就得到他们的聚集点去看看。
那是一家歌舞厅，刚刚走到门口，三五个脸上涂着脂粉、填着蓝色眼影、染着艳色口红、穿着超短裙的“姑娘”就围了过来。俗艳的装扮、轻佻的眼神，与那尚未完全成熟的年龄极不相称。其中一人显然与专家挺熟悉，张口就找他讨烟抽。专家说，这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父母不在家，便逃学逃课，小小年纪便跑出来闯“世界”。
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学校教育的功效也大打折扣。小一点的孩子，学校可能还管得了，读五六年级，学校往往就管不了了。而留守儿童一旦脱离学校管束，流入社会，游弋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不管”地带，“三室两厅”（电子游戏机室、台球室、录像室、歌舞厅、卡拉OK厅）就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许多学生周末不回家，在“三室两厅”把钱花光了就去偷。
据我们对78所学校、7个看守所3000多名留守孩子的相关调查统计，在老师或同学眼里，行为习惯综合评定较差的多达1300多人，占39%。这些坏的行为习惯包括：花钱大手大脚，好吃懒做、小偷小摸；时常不回家，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抽烟喝酒，甚至染上毒品；与涉黑团伙有瓜葛，成为危害社会、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帮凶。
当然，也不是只有留守儿童家庭容易滋生犯罪少年，在我们所调查的2418名少年犯中，被捕前有52.3%（1264人）的人长期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24.4%（591人）的人与亲生父母均不生活在一起；23.3%（563人）的人与亲生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生活在一起。只是在少年犯与普通初中生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前者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比例远远高于后者。
在家庭与学校获得表扬少、批评多、体罚多、歧视多，是他们心里最深的隐痛。有33.4%的孩子很少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而14.6%的孩子从来没有受过父母和老师的表扬，两者占了少年犯总数的一半。处于14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大部分都对自己没有清楚的认识，很多孩子都有自卑感，加上有的父母与老师习惯于体罚孩子，批评打骂孩子，这样迫使他们远离原先的群体，走向陌生的社会。
涉毒女孩“四进宫”
在被管教干部叫进来与我说话前，芳芳正在冬阳下为同监的女犯剪发。阳光照射下，看着她专注的眼神和麻利的双手，我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外表柔弱的姑娘，从11岁开始就出门“闯世界”偷盗、抢劫、吸毒、卖淫、贩毒、协助强奸，可谓无恶不作。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芳芳向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一步步走向犯罪的心路历程。
小时候的芳芳，是一个既聪明、又好强的女孩，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成绩每次都排在班上的前三名。芳芳九岁那年，母亲抛下她和弟弟离家出走，父亲则把姐弟俩带在身边，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父亲忙于招揽生意，对姐弟俩的生活难免有所忽略。看到同学的妈妈雨天送伞、冬天送衣，芳芳常常感到孤单，与同学相处也变得自卑、敏感起来。
读到四年级时，看生意清淡，父亲关了饭馆也出了门，留下芳芳姐弟在奶奶家寄养。一次，芳芳偶然听到了两个同学议论，说芳芳母亲在外找了人，跟一个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男人跑掉了。母亲联系不上，芳芳打电话找父亲求证，从来只知道宠自己的父亲这次却给了她一顿狠狠的骂。文化成绩已远远退步、经常受到同学们讥笑的芳芳一气之下，遂离家出走。
漂泊在外的芳芳，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困了，就睡在车站候车室；饿了，就乘人不备到小摊小店“拿”。不过三天，芳芳就被当地收容所的人发现并遣送回乡。
父亲得到消息，第二天便辞工返乡，准备为了儿女留守家中，靠两亩薄田谋生。然而令芳芳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已不是原来的父亲了。母亲事情的打击，使父亲温和的个性逐渐变得暴躁起来。一点不顺心，便对芳芳姐弟非打即骂。在父亲的拳头下，对家已经深深绝望的芳芳再次出走。
这次出走，芳芳跑到了省城，并结识了一个叫红哥的女孩。红哥父母也在外打工，说起家事，两人同病相怜，遂结成姐妹。起初，她们在城市靠半捡半偷单位家属房里的零碎物品当破烂卖为生。没有钱只能睡街角，有钱就可以住旅店。她们开始入室盗窃，只要见到门没有关的就进去偷。为此，芳芳曾先后两次被送进未成年犯管教所。
接下来的岁月，用芳芳的话说，“被抓住还强些，有人管吃管住。在外面，真的很惨，自己无法把握自己，只能跟着社会上一些人顺水流舟，生活也变得乱七八糟。”芳芳开始交男朋友，但男友没让她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反而使她进一步滑落到罪恶的深渊。1996年她因涉嫌协助强奸，被第三次抓进未成年犯管教所，原因是与她有同居关系的男友强奸了她上门来找工作的表妹。在看守所里，她对我说她真的冤枉，案发时，她并不知情。在得知真相后，她痛打了一顿男友，还拿出所有的积蓄用于补偿表妹，跪下来跟姑母说情，希求平息这件事，结果还是被姑母告了。在亲人唾向她的口水面前，她明白自己已是十恶不赦的坏女孩，没有人再会相信她的无辜，包括她的所有亲人。
第四次来到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因为芳芳沾上了可怕的毒品。“1998年，我交了一个正式男朋友，有一次他带我到他们家，拿出一包粉末（毒品）吹，并告诉我该怎么吹，跟吸烟一样--我12岁就吸烟。成瘾后，一旦瘾发，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身散架，骨头里面怪疼，像有千百只蚂蚁在咬。强制戒毒也搞过两次，但出来又复吸了。”